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 《韓非子·難勢》
孟子說，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韓非卻認為，利而已，何必曰仁義？
造車的工匠希望別人富貴，制棺材的希望別人早死，並非他們仁慈或者狠毒，都是因為利益所在。
人的本性就是趨利避害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利己，所以要用“法”來約束民眾。
韓非
《韓非子》是集法家之大成者，糅合了“法、術、勢”三大概念於一身。
何為“法”？
《定法》篇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與儒家言必稱堯舜相反，韓非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主張“世異則事異”，提倡變法圖強。
他說，如果想用寬緩之政去治理急世之民，就好比沒有韁繩和鞭子卻要去駕馭烈馬一樣，此不知之患也。
戰國 商鞅方升
儒家講“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韓非則提倡“法不阿貴”。
他說：“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韓非還主張“法莫如顯”，提倡普及法律知識。
這些觀念與現今的如出一轍。
彩繪《帝鑑圖說·賞強項令》（漢光武帝） 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將何以治天下乎?
“術”的方面，主要是馭下之術。
韓非把君臣關係看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換，“術”也建立在“君臣異利”的基礎之上。
《備內》篇說：“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
《孤憤》篇說：“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
基於此，韓非主張君主要大權在握，手執“賞罰”二柄用以制臣。
在運用賞罰之術時，要名實相符。
《二柄》篇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
明 張居正 《帝鑑圖說·十侍亂政》 萬曆元年潘允端刊本 十常侍相繼專權，濁亂海內，尋召董卓之亂，漢因以
《定法》篇中，韓非給“術”下了一個精準的定義：“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
關於“勢”，《難勢》篇中有一段精彩的辯論。
慎子說：“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則能亂天下。所以說可靠的不是賢能，而是權勢。”
有人反駁道：“話雖如此，但權勢這東西，賢人用它則天下治，不賢人用它則天下亂。賢與不賢，相差甚遠。”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舜）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聽到二人發言，又有人道：
“權勢是客觀存在的，討論這個沒有意義，應當討論如何規範權勢本身。堯舜、桀紂這樣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現一次，而世上的君主大都是上不及堯舜，下不過桀紂的中人之資。
我所說的規範權勢就是對他們而言。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
如果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就是說一千世才有一治；而抱法處勢而待桀紂，則是一千世才有一亂。”
彩繪《帝鑑圖說·脯林酒池》（夏桀）
韓非認為賢不足為靠，賢人本來就少。況且，要想成為一個賢人也很困難，還是要靠“法、術、勢”方能長久。
然以中人之資能精通此三者也，又談何容易。
此外，法家提倡重刑，主張“以刑去刑”，輕罪重罰才能使人不敢犯法。
對此，老子似乎早有洞見：“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一流的管理者能無為而治，輔萬物以自然；其次，以身作則，成為人們的榜樣；再次，利用恐懼之心，使人畏服；最差的則肆意妄為，失去根基，自取滅亡。
文子也道：“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
皋陶 《歷代帝王聖賢名臣大儒遺像》 18世紀 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
對於“重刑”與“輕刑”的辯論，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停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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