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哥說史談彩

任何一個王朝或國家的興衰榮辱都必然是其政治經濟制度內在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而絕不可能是某個人或某幾個人的問題。安史之亂的發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絕不是由於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所導致，而是之前李唐王朝整個政治經濟體制運行下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導致的。

唐之前是隋，隋之前是持續三百餘年的的魏晉南北朝大分裂大動盪局面，這一時期出現了五胡亂華和兩腳羊的人間慘劇。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到隋文帝楊堅重新一統天下中國人口由5007萬銳減至1200萬。當然人口的銳減並不意味著減少的人口全部死亡了，也有的是淪為流民，脫離了政府的戶籍統計，但大量流民的湧現依然是國家動盪不安的表現。隋統一南北後也曾開創開皇之治，新生人口和重新納入國家戶籍編制的流民使中國人口恢復到4612萬，遺憾的是由於隋煬帝濫用民力導致隋朝二世而亡，經過隋末混戰中國人口又減少到1251萬。

李唐取代隋朝後調整了隋朝濫用民力的政策，轉而輕徭薄賦，但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上仍大體延續之前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所創立的租庸調製、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經過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之治的恢復，李唐王朝國力強盛，萬邦來朝，無論國家府庫或是百姓家的糧倉都日漸充實，人口開始穩步增長。隨著人口的增長土地問題開始變得日益尖銳起來。正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人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吃飯問題。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農民，土地問題關係到每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可謂國之大事。唐初延續自北魏以來確立的均田制，所謂均田制並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貴族人家的土地分給農民耕種；而是建立在魏晉南北朝長期戰亂人口大量死亡或流亡後出現大量拋荒的無主土地的基礎上，國家把這些無主之地收歸國有再分配給農民，以減免賦稅的方式鼓勵他們開荒種糧。隨著人口的穩步增長，國家手中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而在民間伴隨著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併，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均田制越來越難以為繼。

而唐初實行的軍事制度府兵制恰恰就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府兵制實際上是一種兵農合一寓兵於民的軍事制度：它直接立足於基層，在各地設立儀同府專門負責士兵的徵發、動員和訓練，兵源來自那些勤勞耕稼品質優異身材矯健的農家子弟。府兵制和均田制是一體的：接受了國家封賞的田地就有為國出征的義務，這些農家子弟平時務農，利用農閒時間訓練，戰時則被徵發為兵。一旦戰爭結束則兵散於府、將歸於朝，中央政府握有對軍府的絕對控制權，而領兵將帥無握兵之重。隨著均田制日益難以為繼，再為國出征就不能得到國家封賞的土地了，當然拿不出實際利益的政府也可以通過頒發勳章等激勵軍人榮譽的手段激勵士兵，可長期給士兵們許諾空頭支票而遲遲不能兌現，久而久之人們開始逃避兵役，社會上開始流傳“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說法。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雍容華貴的盛世王朝卻悄悄潛伏下了尚武精神軍人榮譽失落的種子。

當然尚武精神軍人榮譽的失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不是一兩日的事，早在初唐時期大唐王朝就征服了東西突厥、朝鮮半島等地，東起朝鮮半島經東北、漠北直到今天的整個中亞地區都在大唐王朝的勢力範圍之內。這是我們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體現，是我們先人開創的赫赫武功，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唐朝其實四面皆敵：在西部同吐蕃和阿拉伯帝國對峙，在北部同突厥復國勢力相持，在東北和新羅、倭國以及新興的渤海國有爭執，在南部需要防備新興的南詔。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已無法滿足唐朝多線作戰的需求，於是在唐軍之中逐漸出現了除府兵之外的另一類型的部隊——兵募。所謂兵募是指經皇帝下令後由地方官府根據詔書臨時徵募的軍人，他們屬於臨時的義務兵，通常事畢後即行解散。早在府兵制比較完備的太宗與高宗時期的戰爭中就已有大量兵募參加：貞觀十八年唐太宗李世民徵高句麗、龍朔元年唐高宗再徵高句麗、調露元年徵突厥、武則天平徐敬業等軍事行動中均有兵募參加。

隨著府兵制的日漸消亡朝廷在軍事行動上也越來越倚重於兵募。由於邊疆戰事的巨大消耗，兵募的選取原則已由原來的“財均者取富，力均者取強，財力又均先取多丁”變成了強制徵發，與此同時兵募由以往的常事畢即行解散逐漸演變為需要長期戍守軍鎮，結果兵募也和府兵一樣開始“逃亡甚眾”。開元二十五年（738年）唐玄宗李隆基終於做出實質性變革——以往的兵募屬於臨時募集，待遇微薄，然而隨著邊疆形勢的發展卻一再被徵發強留，有鑑於此李隆基索性拋棄自北魏延續至唐初的府兵制，而改行募兵制。所謂募兵制就是招募職業軍人取代以前兵農合一的府兵，為了提高軍事效率李唐王朝開始放權給領兵將帥，後來唐朝的軍事制度逐漸演變為節度使制度。李唐王朝的節度使權力極其之大：上馬管兵，下馬管民。節度使不僅有權自行調度兵馬、委任將帥，還有權干涉節度使轄區內的財政和民政工作。自古以來對中央政府而言有兩樣權力是必須操之於手的：一為兵權，二為財權。現在節度使手中公然掌握著一支擁有自己獨立財政體系而不需要朝廷撥款的軍隊，這對朝廷而言簡直就是一場惡夢。此時的唐玄宗李隆基卻沉浸在自己所開創的開元盛世的迷夢中，此刻他正忙著把自己的兒媳婦楊玉環變成自己的貴妃，絲毫沒意識到節度使制度對他的帝國而言意味著什麼，他甚至允許某些節度使同時身兼幾個節度使轄區並長期在位而從不進行調動。

事實上節度使的設立並非始於唐玄宗李隆基，而是始於他的父皇唐睿宗，不過真正使節度使制度得以明確化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開來的正是李隆基：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唐朝設置了第一個節度使轄區——掌控兵力7.3萬人的河西節度使，駐地為涼州（今甘肅武威）。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設置了掌控5.5萬軍隊的河東節度使，駐地為太原。同年設置了掌控2萬兵力的北庭節度使，駐地為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附近）。開元元年（713年）設置了掌控9.1萬兵力的范陽節度使，駐地為幽州（今北京）。開元二年（714年）設置了掌控7.5萬兵力的隴右節度使，駐地為鄯州（今青海樂都）。開元六年（718年）設置了掌控2.4萬兵力的安西節度使，駐地為龜茲（今新疆庫車附近）。開元七年（719年）設置了掌控2.4萬兵力的劍南節度使，駐地為成都。開元九年（721年）設置了掌控6.5萬兵力的朔方節度使，駐地為靈州（今寧夏靈武南）。天寶元年（742年）設置了掌控3.8萬兵力的平盧節度使，駐地為營州（今遼寧錦州市西）。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設置了掌控2.4萬兵力的嶺南節度使，駐地為廣州。至此安史之亂前唐朝的十大節度使全部形成完畢，其中傭兵最多的是范陽節度使。不過這是單純就各節度使轄區而言，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說的有的節度使是兼領幾個轄區的：天寶五年（746年）正月就任的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節度使王忠嗣合計擁兵27萬左右；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擁兵18萬多；河西、隴右兩鎮節度使哥舒翰擁兵15萬左右。

如果單從數量上還不能完全看出這些地方節度使的實力水平，因為兵不貴多而貴精。事實上這時地方節度使手中的部隊不僅僅只是數量上急劇膨脹，與此同時戰鬥力也極其彪悍，這主要是因為節度使本身就肩負為國家鎮守邊境之職責，因此在長期的邊疆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相比之下中央直接掌控的軍力正在急劇衰退：宿衛長安的彍騎起初數量為13萬，到天寶元年（742年）已只剩6萬。數量減少的同時質量也呈直線下降的趨勢：京師衛戍部隊的軍官子弟長期養尊處優，府庫中的鎧甲兵器任其腐朽而無人問津。至此唐朝全國的軍事佈防態勢已形成極度危險的外重內輕局面：邊防軍已佔全國正規軍總人數的80%以上且戰鬥力彪悍，內地軍隊卻是久疏戰陣、缺乏訓練的疲弱之師。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地方節度使手中掌握的邊防軍相比朝廷掌握的中央軍都已佔據上風並且邊防軍的優勢還在持續擴大。這時只要地方節度使中出現一個心懷異志的野心家就能掀起一場滔天大禍，而安祿山恰恰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安史之亂的爆發，從表面上看上是胡人節度使，按耐不住心中升騰的慾望，興兵取而代之。

那麼是唐朝重用胡將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嗎？

似乎不是！胡將領兵是唐朝長期的傳統，阿史那·社爾（突厥人）、契苾何力（鐵勒族契苾部人）、黑齒常之（百濟人）、夫蒙靈察（羌人）、高仙芝（高句麗人）、哥舒翰（突厥人），那個不是忠心耿耿，為大唐東擋西殺？更何況，平定安史之亂功勳最彰的李光弼也是胡將（契丹人）。這些著名胡將中，有多人都曾擔任節度使一職，而他們為何一直循規蹈矩，從未動過興兵作亂的念頭？

由此可見，唐朝以胡將領兵並不是安史之亂主要原因。

那是節度使的設置，導致了安史之亂嗎？

似乎也不是！唐朝可不是隻有安祿山坐擁的三個藩鎮，唐天寶元年，唐朝就已經設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廬、隴右、劍南9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時稱“天寶十節度”。

要說擁兵自立，安西、北庭節度使治下民風彪悍、轄地戰略縱深極大遠比范陽便利，河西、朔方、劍南攜地利之便，或控扼咽喉要道，或山隔水阻不弱於范陽。但這些節度使，不論是胡漢都對唐朝忠心耿耿，從未有擁兵自重，窺視天下之意。

因此節度使的設置，只是安祿山有能力發動叛亂的原因，並不是造成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

我們還得從唐朝內部制度說起。

從618年，李淵在長安稱帝唐朝建立，到755年安史之亂爆發之間的137年時間裡，唐朝軍、政制度發生了兩個顯著的變化。

1、中央軍隊空心化；

2、朝野君臣割裂化；

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調是管理國家的基本國策。其中，府兵制作為中央控軍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強幹弱枝”軍事態勢。

府兵制是種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度，府兵們平時耕田勞作，農閒由折衝府負責軍事訓練，戰時則應徵奔赴邊疆。

太宗時期，將天下農戶按貧富分為九等，六等以上的農戶，每三丁選一丁為府兵，免其租庸調，但兵器、糧食衣裝等均須自備，二十歲開始服役，六十歲免役。

也就是說，府兵是富農的遊戲，您家要是窮的沒有隔夜糧，想當府兵還沒機會，因為打仗時武器、口糧得您自己準備，政府只管發放盔甲防具。

初唐的府兵地位頗高，每三年一次的輪換戍邊後，根據戰功大小，可以獲受勳官和勳田，這讓很多不愛讀書，無法從科舉取士的富戶子弟趨之若鶩，紛紛以戍邊護國作為進身之階。

因此，立國之初的唐軍保持了旺盛的戰鬥力。《新唐書·兵志》中頗有些自詡的寫道：“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高宗之前，國家核心區域的折衝府佔據數量上的絕對優勢，關內、河東、河南三地的折衝府佔全國總量的79.9%。

國家掌控絕對軍力是初唐大量胡將領兵征伐，從未出現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同時，戰時成軍，平時兵散於（折衝）府的府兵制，還有效的避免了將領擁兵專擅的可能性。因為，軍隊和將領間沒有明確的隸屬關係，很難形成固定的利益關係。

雖然府兵制有千般好處，但有兩點卻是其推行的基礎——土地和時間。

府兵制的基礎是均田制，作為土地分配製度，唐初經過隋末動亂，有大量無主的土地可以分給農戶，而這些人也成了府兵制徵兵的基礎。

但從高宗起，唐朝的土地兼併空前劇烈，失地農戶再也無力負擔“自備甲杖衣糧”的重負，府兵制的基礎漸漸崩壞。

另外，隨著唐朝疆域的不斷擴大，周邊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比如吐蕃），三年一期的輪換再也難以保證，甚至出現了“壯齡應募，華首未歸”的情形。

長期駐守邊疆，讓府兵們難以顧及家裡的田地，戰爭的殘酷也讓府兵遭受沉重的打擊，“歸鄉者十之二三”。

府兵再也不是農戶們眼裡的香餑餑，千方百計的逃役成了常態，貧苦農戶甚至出現了自殘手足的情況。

玄宗繼位初，負責訓練府兵的折衝府已呈現“無人就蕃”的窘境，府兵制名存實亡。

開元十一年(723)，唐玄宗採納了宰相張說的建議，開始以募兵方式遴選宿衛邊疆的士卒，家屬可以隨軍，官府發放田地屋宅和糧資。

從此，這些被稱為“長從宿衛”、“長征健兒”的士卒，開始向職業軍人轉變，而唐朝的兵役制度也從“府兵制”轉向了“募兵制”。

雖然募兵們需要國家供養，增加了國家財政的壓力，但有一點好處是府兵制難以企及的，這就是時間成本。

府兵制時期，中央軍隊分散在634個折衝府中，軍隊組織調動開赴戰場需要很長時間，而募兵制推行後，邊境地區駐軍增加，國家對戰爭的應急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舉家駐紮邊境的募兵外，為了保持軍隊的戰鬥力，另一種更加危險的舉動在邊疆地區盛行，這就是“城傍制度”。

說到“城傍制”可能很多人都沒聽說過，其實簡單點說就是，歸附唐朝的少數民族遊牧部落被邊將安置在城市周圍，故稱“城傍”。

相比於府兵制是種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度，城傍是種兵牧合一的軍事制度，唐庭對歸附的遊牧民族（“內徙蕃族”），“輕稅之，戰時發其自備鞍馬從行”。

作為唐朝庇護安置的回報，這些弓馬嫻熟的少數民族，便成了唐朝征戰四方的御用打手，迅速提升唐軍的戰鬥力。

憑藉募兵戍邊和“城傍”牧騎的戰鬥力提升，天寶年間唐朝迅速扭轉了對吐蕃作戰的劣勢，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都曾多次痛擊吐蕃軍隊，硬拔石堡城之戰，便是這種戰爭態勢易轉的典型戰例。

關於“城傍”制度，長期被研究唐朝軍事史的學者忽視，但從曾寫下“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的中唐詩人李益詩作《城傍少年》來分析，“城傍”遊騎的歸附貫穿幾乎貫穿整個唐朝，對唐朝的中晚期的歷史、軍事均有巨大影響。安史叛軍中，大量的少數民族城傍騎兵也是其最有戰鬥力的組成部分。

《城傍少年》——李益(746-829)

生長邊城傍，出身事弓馬。少年有膽氣，獨獵陰山下。偶與匈奴逢，曾擒射鵰者。名懸壯士籍，請君少相假。

首先高宗之後，邊防形勢由攻轉守，邊境地區重兵雲集。而中原地區均田制、府兵制崩壞，再加上朝廷刻意粉飾太平，導致不修武備、軍制廢弛。

到玄宗時，隨著邊關節度使制度的推行，唐軍佈置由“強幹弱枝”逆轉為“弱幹強枝”。

雲集於邊境的駐軍多達五十萬，為了保證軍隊的供應，每年朝廷需籌糧百九十萬石、錢數千二百一十萬、衣千二十萬段（《舊唐書》），而開元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可謂國家精力盡匯於此。

除此之外，久居邊疆的士卒和邊將形成了穩定的隸屬關係，進而形成相對固定的利益紐帶，邊軍的性質逐漸從國家軍隊向私人軍隊轉變。

唐朝的軍制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隨著均田制的崩潰，逐漸從府兵轉向募兵，從兵農合一轉向了職業軍人，從國家軍人轉向了私人武裝，到唐玄宗時期，國家軍隊佈置的中央空心化已成定局。

因為，軍隊供應的財權和人事任免權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沒錢養兵、沒權任用親信，誰跟您混呀？

如果這兩點一直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裡，坐鎮邊疆的節度使想要作亂，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但很快制衡邊將的最後兩項依仗也被破壞，這種破壞是從李林甫打破“出將入相”制度開始的。

唐朝初期，領兵的將領由中央指定，戰事結束後將領回朝，兵卒各歸其家，由折衝府管理。而坐鎮邊疆的將領，功勳卓著、深敷人望的會被朝廷選入朝中為相。

這種“出將入相”的慣例不但讓邊將有了位極人臣之路，也讓中央能夠詳細瞭解邊關的情況，作出相應的對策。

另外一點，有機會入相的都是邊將中的老江湖，各個深諳掌控之術，在邊軍中葉大根深，接任邊將自然不敢恣意妄為。等繼任者親信安置的差不多了，也該差不多該入朝為相了。如此罔替，也算朝廷摻沙子政策的一部分。

我們之前提到，建議玄宗以募兵方式補充軍隊新鮮血液的宰相張說，便是出將入相的典型案例，與情況顯示的還有郭元振、張嘉貞、王晙等十數人之多。正是張說諳熟內外軍事的情況，才有能力提出國家軍隊更替的解決之道。

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裡，嫉賢妒能，大肆任用胡將。他向玄宗進言道：“文臣為將，怯於戰陣，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驍勇善戰，而寒族在朝中沒有黨援”，玄宗以為然。

不過，李林甫推薦任用胡將並不完全出於公心，雖然胡將領兵確實很能打，但同時，文化水平不高的胡將顯然也沒有能力入朝為相，這就變相鞏固了自己的相權。

石堡城作為河西九曲之地的重要戰略節點，歷來都是唐蕃兩國競相角逐之地。

公元741年（開元二十九年）12月，吐蕃發兵四十萬圍攻達化縣（青海貴德縣東），並攻下石堡城。唐軍隨即展開反擊，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分別於公元742年、743年、745年三次試圖奪取石堡城，都因為吐蕃防守嚴密，援助迅速而失敗。

公元747年，玄宗攜青海唐軍連勝之勢，派繼任隴右節度使王忠嗣領兵奪取石堡城。

王忠嗣旋即上書唐庭表示：“石堡城地勢險要，吐蕃嚴防死守，救援迅捷。以疲憊之師仰攻堅城，非損失數萬眾不可得，不如休兵秣馬，觀察形勢之變再謀取之，此為上策”。玄宗聞言頗為不悅。

但王忠嗣卻對李光弼（河西兵馬使）說道：“國家安定之時，為將者以撫卹軍隊為宜。我不想以國力，來撈取功名。”

天寶六年（747年），唐將董延光獻計請求攻佔石堡城，唐玄宗下詔命王忠嗣分兵接應。王忠嗣依舊出工不出力，導致董延光兵敗。玄宗震怒，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命王忠嗣部將哥舒翰領隴右節度使。

哥舒翰接任隴右節度使後，率兵六萬攻擊石堡城，唐蕃兩國隨即圍繞石堡城區域展開連番血戰。果不出王忠嗣所料，唐軍在付出萬餘人死傷的代價後，才拼死重奪了石堡城。

有此可見，以文人為主的漢將，會不自覺的考慮軍政相輔的問題，更願意計算耗費比，而胡將領兵則很少有類似顧及。對於一個好大喜功的帝王來說，刀鋒銳利的胡將顯然是更好的選擇。

因此，以安思順、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僕固懷恩為代表的胡將在邊軍中崛起是有原因的，並不簡單是李林甫弄權的結果。

但不管怎樣，出將入相制度的破壞，割裂了中央與邊疆的互動體系，讓邊將更容易扶持自己的勢力，也為藩鎮割據埋下了伏筆。

一開始軍田還是由朝廷派人管理，大唐名相婁師德西部戍邊時，就曾管理“營田事宜”，隸屬於中央戶部。但隨著邊將權威日重，軍田的管理權逐漸向邊將傾斜。

而後，軍中賞賜、物資採購等事宜，也逐漸由邊將控制，邊境軍鎮的財政權漸漸易手。以至於開元時期，節度使甚至獲得了地方鹽稅的管理權，這幾乎意味著唐庭將國家最重要財政來源拱手相讓。

公元727年（開元十五年），朔方節度使開始兼任關內鹽池使，據《新唐書 · 食貨志》載，朔方節度使管內的鹽州、靈州、會州、安北都護府共有十三池。這些鹽池所產之鹽，除一部分上貢朝廷外，一部分用來滿足當地駐軍的需求。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裴寬為范陽節度使，經略河北支度、營田、河北海運使。三年後，裴寬升任戶部尚書，接任范陽節度使的便是安祿山。

唐朝在劃制各道時，設置了巡防使、採訪處置使的職位，負責檢查本道刑獄和監察地方州縣官吏，處置使則有便宜從事的大權。

這種一道內節度使治軍、採訪使治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節度使的權力邊界。

但天寶中期，唐玄宗給已經開始冒煙的節度使制度，加上了最後一把乾柴，他下令將“節度使與採訪使分置”的體制，改為由節度使“一人兼領之”，“州刺使盡為”節度使“所屬”。

也就是說，節度使在其轄區內，執掌著行政、財政、軍事等方面的全部權利，道內大小官員均受節度使節制。

至此，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盛極。又常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遠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

事情發展到這個階段，就剩下玩火自焚了，就看那個愣頭青站出來振臂一呼了。

和很多人的頭腦中的概念相左，安祿山能夠逐漸做大，手握重兵並不是因為他很重要，恰恰是因為他不夠重要，唐庭認為他沒有威脅。

呂思勉先生的觀點，在“天寶十節度”的兵力數量上也可以得到印證。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攏右、朔方、河西五大節度使坐擁精兵二十五萬餘人，佔全部全軍總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詔、吐蕃的劍南節度使，整個西北軍隊數量佔比超過六成。

而安祿山控制的范陽、平盧兩鎮軍隊定額14.6萬人，佔比不過26%（安祿山只能控制河東的一部分軍隊）。這也和他起兵15萬人，詐稱20萬的人數相符合。

由此可見，唐庭認為的心腹大患是西北的吐蕃和突厥，而不是東北方向的奚和契丹。與此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間，唐庭對吐蕃用兵26次，對突厥12次，對南詔6次，而對契丹和奚則只有9次和2次。西部軍事行動佔比高達80%，可見吐蕃、突厥對唐庭的巨大壓力。

誰對關中的威脅大，上圖可以一目瞭然了吧！

終唐一代，共有18為公主下嫁外族首領，唐玄宗時期便佔到了一半（開元時期6位，天寶時期3位），其中下嫁奚和契丹就達到了7位。這7位公主中，唐玄宗的外甥女多達4人，其血緣親密度遠高於文成公主。

所以，安祿山在唐庭心中的軍政地位並沒有那麼重要，至少沒有很多人心中認為的那麼重要。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唐玄宗對安祿山的信賴，可以看做是對東北戰略方向羈縻政策的延續，而他的軍隊更多的是用以平衡西北諸鎮節度使的一顆棋子。

對於這種做法的危險性，唐玄宗並不是不知道，只不過他認為控制的住。他曾直言不諱的對臣下說道：“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資治通鑑》）

不成想，嚴防死守的西北諸鎮相安無事，作為棋子的安祿山反了。這才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幾近癲狂的根本原因，自以為天縱英明的他，被一個胡人胖紙耍了。

安史之亂是自唐朝建立後，一百多年矛盾積累的總爆發，其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社會矛盾，還有地域矛盾。之所以會有大量募兵、城傍遊騎跟隨安祿山反叛，未嘗不是寄希望於對河東、河南、河東等道的財富和土地重新分配，以獲取利益。

所以，只要均田制、府兵制崩壞導致的中央軍隊空心化出現，手握重兵的邊將掌控人權、財權、軍權，安史之亂就一定會爆發，唯一區別只是早晚而已。

如果唐玄宗死得早沒趕上，那肅宗、代宗、德宗時期也一樣會爆發，或者換句話說，假如沒有安祿山這個人，也一樣會有張祿山、李祿山、王祿山蹦出來反叛，這就是歷史的邏輯性。

唐玄宗？李林甫？楊國忠？楊貴妃？還是安祿山？

都是，也都不是！土地兼併愈發熾烈是大勢所趨，上述這些歷史人物，不過裹挾在天下大勢的洪流中，他們能做的不過是加快或延緩事件的進程，指望他們避免矛盾的總爆發是不現實的。

這不是英明或昏弊的問題，而是沒有人能夠脫離自己的歷史屬性獨立存在。

說的直白點就是“屁股坐在哪條板凳上，就要為那條板凳負責”。所以，制度永遠比一個英明的領袖更重要，重要一萬倍！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安史之亂的原因很明確，就是唐玄宗的昏聵所致。即便是安祿山謀逆起兵，如果李隆基從長計議、用人得當，也不至於西逃巴蜀丟了皇位。

李隆基勵精圖治，把大唐推向了盛世巔峰；又因為他的荒淫奢靡，把盛唐又甩進了深淵。成也阿瞞、敗也阿瞞！

琴島牧風

中國曆朝歷代始終擺脫不了這樣的宿命，先是第一代皇帝金戈鐵馬，攻城略地，奪得江山，緊接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經濟社會緩慢恢復，然後後面幾代皇帝承襲先皇遺志，繼續勵精圖治，開疆破土，再往後經濟社會達到巔峰，出現盛世之景，盛世往往伴隨危機，隨之盛極而衰，再往後是後幾任皇帝或力圖革新，或不思進取，危機卻始終未能消除，反而愈來愈深，再往後，社會危機大爆發，皇權顛覆，新的王朝誕生。

社會危機爆發的動因，從哲學上講是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從政治上講，是階層固化，制度出現漏洞；從經濟上講，是資源壟斷，社會分配不公。

沒有安史之亂，社會危機蓄積到一定程度也會爆發，安史之亂就像是導火索，使社會危機提前發生。

安史之亂的發生，有其經濟上的原因，土地兼併嚴重，早期均田制被破壞，百姓無田可種成為不安定因素；還有政治上的原因，統治內部矛盾重重，皇權和相權，中央和節度使，以及節度使之間均存在矛盾，相互之間盤根錯節，相互牽制。

安史之亂，罪責當然在於安祿山，但唐玄宗也要擔負失察和放任的責任，安祿山之所以反，也有豪賭的成分，這安祿山就是個賭徒。怎麼回事呢？

且說唐玄宗當權四十多年，深諳帝王之術，懂得權力的牽制和平衡，他讓太子和宰相，文臣和邊將之間互相牽制，以達到動態平衡，對此他也頗為自信，似乎別人都是提線木偶，而他是幕後操縱者，而且他四十餘年從未失手過，不曾想安祿山這隻木偶不僅不服從指揮，還把線搞斷了，唐玄宗的過於自信，令他悔恨終生！

唐玄宗是如何牽制安祿山的呢？

首先他用李林甫牽制安祿山，李林甫心機深沉，老奸巨猾，在安祿山的身邊安插不少間諜，安祿山時刻都被牽制著，所以終李林甫一生，安祿山安分守己，始終未敢有異動，李林甫死後，玄宗的大舅哥楊國忠上臺了，這楊國忠只會溜鬚拍馬，曲意逢迎，根本牽制不了安祿山，倆人的矛盾日漸白熱化，京城無人不知，唐玄宗也比較畏懼外戚的勢力，於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兩方勢力相互牽制，達到動態平衡。

其實唐玄宗至始至終對安祿山是有一絲顧慮的，畢竟手握重兵，功高震主，之所以繼續倚重安祿山，無非是讓他繼續替自己守住北方疆土，同時牽制住日漸龐大的外戚勢力，他自信能夠控制住安祿山，還打出了感情牌，讓楊貴妃認安祿山為乾兒子，他認為兒子總不至於打爹吧，雖然是名義上的。另一方面，他還讓與安祿山不和的安思順和哥舒翰分別擔任朔方節度使和隴右、河西節度使，以牽制安祿山。

沒想到的是，唐玄宗機關算盡太聰明，安祿山是隻喂不飽的餓狼。

安祿山有自己的打算，此時的他不僅得罪了龐大的外戚勢力楊國忠，而且也得罪了太子集團，假如玄宗死了，他是沒有好果子吃的，加之他擁兵四十餘萬，身邊又有謀士不時攛掇，安祿山準備豪賭一把，賭贏了得到天下，賭輸了大不了逃回東北老家。

安祿山差一點就賭贏了，可惜他輸給了老天，他因過於肥胖腦溢血身亡了!

一半秋色

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由淺顯到深入，一共可分為三個層次的原因。

最淺顯的原因，是唐玄宗晚年昏庸，寵信貴妃楊玉環，重用奸臣楊國忠，信任胡人將領安祿山，導致國家政治腐敗，百姓民不聊生，文臣與武將矛盾激化，最終釀成安史之亂。

按照這個層次的原因來解讀，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主要就是唐玄宗晚年昏庸、重用奸臣所導致，所以李隆基就是最大的責任人。當然，它所隱含的意思就是，如果唐玄宗能夠繼續勵精圖治、重用賢臣，安史之亂完全是可以避免。

接下來，再稍微深入一點分析，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實際上是大唐皇帝與太子之間的權力之爭所導致。為什麼這麼說呢？大家知道，唐朝從建國以來，皇帝與太子之間，幾乎都是你死我活的爭鬥。

最初，李淵為防止太子李建成實力做大後失去控制，尤其是齊王李元吉倒向李建成後，更是讓李淵有種說不出的害怕，因為此時的李建成已經逐漸擁有搶班奪權的實力。所以，李淵就開始扶持秦王李世民與其分庭抗禮，從而讓他們雙方相互制衡，結果最後玄武門之變爆發。

後來，李世民當時皇帝后，看著太子李承乾越來越年富力強，而自己卻是垂垂老矣，於是也擔心太子會提前搶班奪權，於是便開始扶持魏王李泰與其分庭抗禮，結果最後逼得太子直接想造反，最終太子和魏王李泰都被廢，李世民只好立最弱小的李治當太子。

誠然，弱小的李治當太子，不會對老皇帝李世民造成威脅，但問題是，李治太過軟弱，最終讓武則天成功改朝換代，要不是武則天的兒子姓李，大唐江山就三世而亡了。至於後來李隆基的老爸唐睿宗，也是被作為太子的李隆基給逼得提前退位。

等到李隆基當上皇帝后，尤其是走過開元盛世之後，日漸年老的李隆基也不免開始擔心太子會蠢蠢欲動，於是李隆基的第一個太子很快被殺。接下來，如果李隆基繼續立能力較強的兒子當太子，會讓自己沒有安全感；如果立弱小的兒子當太子，又害怕武則天的事情會重演。

在這種背景下，李隆基就開始佈局，一方面為了大唐江山能夠長久延續下去，李隆基還是選擇立能力較強的兒子當太子；另一方面，他需要有一股力量來制約太子，但問題是，前面李淵和李世民通過扶持一個親王來制約太子的格局，都被證明失敗，所以李隆基就用安祿山為代表的軍人勢力制約太子。

於是，唐玄宗給安祿山的權力越來越大，而隨著安祿山勢力越來越大，任何試圖挑戰唐玄宗權力的人，都會有一個難以去除的陰影。因為他們即使有機會通過政變的方式，讓唐玄宗提前退休，但是當安祿山打著保衛皇權的旗號進京勤王時，他們拿什麼抵擋呢？

當時，大唐在關中地區有三大軍區，因為這三大軍區距離都城交近，為確保將來太子能順利登基，這三大軍區都是交由太子來領銜負責。與此同時，關東地區也有三大軍區，唐玄宗將他們全部交由安祿山來負責，這樣雙方就可以相互制衡，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唐玄宗重用安祿山，就是李淵和李世民用太子、親王並重格局的變形版。尤其是當安祿山認楊貴妃當乾媽後，使得唐玄宗重用安祿山，更有太子、親王並重的格局意味。

當然，最後的結果大家也知道，因為安祿山的作用是用來制衡太子，也就是和太子分庭抗禮、勢不兩立。那一旦等李隆基去世，太子登基後，安祿山這種角色肯定不會有好下場，所以最後他只能選擇造反，由此也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

按照這個層次的原因來解讀，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主要就是唐玄宗與太子之間的權力之爭所導致，所以李隆基依然是最大的責任人。當然，它隱含的意思就是，如果唐玄宗能夠主動放棄權力，安史之亂也可以某種程度上避免。

最後，再更深層次的分析，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實際上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導致豪門貴族這個階層被迫消亡，由此讓軍人勢力失去控制後而引發的危機。

簡單點說，在隋唐之前的魏晉南北朝，一方面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媒介發展有限，另一方面是缺乏一個大一統的中央王朝，導致各地區的豪門貴族趁機做大，形成傳說中地方豪強和門閥士族，廣大的底層百姓大都只能依附於這些豪門貴族而生存。

於是，這些豪門貴族都逐漸變成一個個擁有一定軍政財人的獨立王國，在這種背景下，就形成了傳說中貴族政治，也就是國家的軍隊和官員，同時也是各個豪門貴族的成員或私兵。

換句話說，軍隊的將領，通常都與各個豪門家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通常只是各大豪門家族的代理人。

在這種背景下，皇權只要能獲得豪門家族的支持，就能夠很輕易的控制將領。當然，皇權如果不能獲得豪門家族的支持，他通常只是受到豪門家族的威脅，而不會受到軍隊將領的威脅，因為沒有豪門家族領銜的軍隊將領，通常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勢力。

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統一的中央王朝建立，廣大底層百姓不再需要依附於豪門貴族而生存，豪門貴族自然就無法形成強大的私人武裝。同時，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大量寒門子弟開始冒出來瓜分豪門貴族的軍政權力，於是豪門家族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弱，最終被迫瓦解。

簡單點說，在兩漢時期，因為分封諸王，地方軍隊都被皇室諸王或外戚成員控制得牢牢的，而在魏晉南北朝，因為豪門貴族的崛起，這些地方軍隊又被各大豪門貴族牢牢控制，但等到唐玄宗時期，豪門貴族這個階層被瓦解，於是各地方的軍隊，就只好由皇帝直接派遣過去的官員來管理。

但問題是，由於當時的交通和媒介發展水平都有限，中央政府的政令無法及時傳達到地方，尤其是偏遠地方，這樣就導致皇帝派遣出去管理地方軍隊的官員，因為缺乏監督和倚靠，要麼成為軍方的傀儡，要麼直接和軍人們的利益融為一體，成為地方軍隊的代言人。

在這種背景下，軍人勢力終於登上政治舞臺，成為繼皇族、外戚和豪門貴族之後的社會新危機。至於安史之亂，不過是這種背景下的時代產物。也正因為此，安史之亂平定後，大唐帝國的危機並沒有因此結束，反而是持續一百五十多年的藩鎮割據；這隨後，又是持續一百多年軍閥混戰（五代十國）。

再等到北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不斷髮展，讓當時的交通媒介終於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的政令終於可以及時傳達到地方，這樣皇帝派出去管理地方軍隊的官員，既可以隨時受到中央政府的監督，又可以隨時得到中央政府的幫助，於是文官制度終於得以建立起來，而軍人干政和割據也正式成為歷史，這也才有了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

從這層意義上說，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就是這其中的第三個原因，這是時代的趨勢所造成的，任何人都無力改變，就算沒有安史之亂，大唐也會因為某個其他的原因導致軍人們造反。至於上面的第二個原因，只是點燃安史之亂的那根導火線。至於第一個原因，不過是它所呈現出來的一個現象而已。

我是趙帥鍋

倘要細說，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表象和深層次的原因並存，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也是同在。讓我們先怪突厥，倘若沒有突厥的內亂，又怎麼會有突厥女巫的兒子安祿山流亡到唐朝呢？

一、一條偶然的線索，可見人類歷史的複雜性和偶然性

某天，一位姓可能是姓康的粟特人到突厥境內做生意，居然和突厥境內很可能與突厥王族有密切關係的一個姓阿史德的女人攪在了一起，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可能就是一時情緒激動，於是乎，在第二年的正月一日，大胖子安祿山出生了。這個姓阿史德的女人，本是突厥的祭司之類的，用一座戰鬥神山命名了自己的兒子，於是有了軋犖山這個胡名，大概後來是用音譯的方式的，有了祿山之名。安祿山姓康的老爹後來不知所終，其母改嫁後，安祿山撿了個後爹的安姓。

誰知道這個安姓給他帶來了好運，當他十二三歲的時候，突厥境內大亂，安祿山與幾個姓安的小夥伴一起向南逃亡，正好患難見真情，結成了兄弟。誰知道這其中一個小夥伴有個在唐朝當地方官的哥哥，於是安祿山藉機在唐朝邊界上找到了棲身之所。

大概是他親生老爹的基因作怪（畢竟粟特人行走天下做生意），安祿山天生有語言天賦，會六種少數民族語言（一說九種），於是乎，安祿山在邊境上找到了正經營生，在唐朝與邊疆少數民族的貿易中當起的官方中介（互市郎）。

但安祿山的手腳天生不乾淨（奸商基因？），居然因為偷羊被捉住，差點被處死。誰知道正好遇到了當時的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安祿山不過是為了活命，最後一搏，喊道：“大夫不想平定契丹、奚族嗎，為什麼殺壯士？”這張守珪一時好奇，居然把留下來了，以看後效。結果一用才知道，偷雞摸狗的安祿山倒是極為能幹，手下的人都比不過，於是將這胖子收做了義子。從此後，安祿山開始平步青雲。

這麼說，除了怪突厥人管不好自己的國家，還得怪這個張守珪偏偏留下還喜歡上了這個胖子！

這一切偶然的因素，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讓人驚奇歷史故事的炫目！

二、偶然中的必然性，這是安史之亂必然爆發的根由，不過或早或晚而已

每個人的活動，放在大的時空來看，不過如同極微世界微小顆粒無序的運動而已，但從整體來看，由微小顆粒所形成的這個世界，在我們人類眼中始終如此，無關於微小顆粒個體的運動。站在上帝的視角，人類的活動也是這樣。

即便在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許多事件，該發生的總會發生。因為在安史之亂髮生之前，唐朝的統治從內部上已經存在很大的問題。

一是民生的問題。杜甫在詩中說，開元天寶時期，稻米多到腐爛還沒有吃，錢財多到竄錢的繩子斷了還沒有用。事實上呢，從史料上看，在洛陽不遠處的河南地帶，居然就時時有饑荒發生，餓死了不少人。只能說，杜甫或許是站在官員的角度，來看待他當時的生活。

二是官僚的問題。腐敗本身就不用說了，哪朝哪代又不見腐敗？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唐玄宗時代的官僚系統，不但對平民關閉了，乃至於對一些小地主也關閉了。唐朝的中間階層正在崩潰，與最底層的崩潰一起發展。由此，造成了一些所謂的士人為求出路，流入各個節度使的幕府。而安祿山的幕府，無疑是最具發展的。

三是軍隊的問題。一方面是禁軍的腐敗，享有高收入，吃空餉，虐待普通士兵，逐漸成為官富後代享樂的溫床。另一方面是邊軍的越發壯大。因為唐玄宗喜歡擴張，喜歡越來越廣的土地，那麼邊兵必然會越來越強大。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武備都極為鬆弛，黃河南北一帶因為長期的和平，幾乎沒有任何防守。

四是精神上的問題。最高統治者唐玄宗開始不滿足於只當皇帝了，他還想當神仙，於是天下充斥著他是神仙下凡的謠言，各種神秘主義的活動層出不窮，對玄祖和道德經的崇拜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五是情緒上的問題。因為唐朝對外戰爭的一番風順，朝廷上下似乎都洋溢在樂觀的氛圍中，一種歷史發展誘多的陷阱，讓整個社會都缺少警惕性。雖然，這其中有極個別的清醒者。

所以，從歷史大層面來看，即便沒有安祿山個人的蠕動，唐朝的突然崩潰也應該是必然的。

三、當朔風野大時，長安正聞范陽南下的鼙鼓之聲

安祿山在那年入冬後正式發動叛亂，十五萬人一時南下，不過月餘即渡過黃河，在洛陽稱帝，建立了他的大燕國。幾個月後，他在潼關大敗哥舒翰守軍，兵入長安，唐玄宗逃亡西蜀。

就在安祿山發動叛亂前，唐玄宗在華清池為安祿山修了個新的泡澡池子，希望他這位義子來華清池泡澡。而安祿山，卻在朔風野大時，舉起了他的軍旗。

這場叛亂，居然被奸臣楊國忠給一再言中了，不過他最初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權力與安祿山互相傾軋罷了。他的很多作為，就是要逼反安祿山，由此，歷史將這場叛亂的罪責，大多扣在了他與縱容安祿山坐大的李林甫頭上。

這場叛亂，到底誰的責任？說法太多。從歷史偶然性上說，那個可能是姓康的胡人，一時衝動的激情是原罪的開始，後來有了姓安的假爹給了安祿山安的冒姓，又有張守珪這個義父，唐玄宗這個安祿山的二手義父。看來，安祿山也是拼爹成功的典範不成？

只是他的爹太多，何止三姓家奴？

說到誰為安史之亂負責，最直接的，安祿山的幾個爹首負其責。循名責實，更見歷史細節的荒誕性，與歷史大脈絡的精密性，幾乎同時存在！

星火辰

安史之亂的最大原因就是唐朝府兵制破產。均田制被破壞。租庸調製無法繼續。中央與地方權力失衡。各種矛盾的總爆發。

在李隆基時期，均田制破壞，租調沒法徵收，同時以均田制為基礎的兵役制度也就被破壞了，府兵制不得不被募兵制所取代，國家承平日久，民間良家子也不願意當兵，導致兵源素質下降。而邊疆又必須保持大量的軍隊。也就是守外而虛內。這情況如果是皇帝英明果敢，朝廷清明還好說。一旦皇帝昏庸，宰相無知。邊將造反事是早晚的事。而就李隆基而言，御極天下四十餘年，早就沒有了當年的氣魄和能力。老邁昏庸是當時李隆基真實的寫照。再一點就是，李隆基政治手段雖然高明，卻不善軍事。從信任將領，到極度不信任。改信任宦官但又缺愛瞎指揮。原本可以迅速平定叛亂，確讓李隆基拖了八年。

唐玄宗最大原因錯誤就是活的太久。如果在開元盛世的時候駕崩，絕對是千古一帝。可惜了。唐玄宗是個虛榮心和自尊感極強的人。當了幾十年太平天子，雄心全無。後期重用李林甫與楊國忠。不過是讓二人看家而已。二人昏聵無能把大唐往死裡做。面對他人諫言說安祿山要謀反，唐玄宗不信，而當安祿山大軍一個多月直抵洛陽城下的時候，他又咒罵天下無忠臣。但忠臣都讓你殺了，貶斥了，安祿山的行為不僅僅是赤裸裸打臉唐玄宗，同樣也戳破了唐玄宗時期的虛假繁榮。

而安祿山造反原因一是個人野心的極度膨脹。二是安祿山得罪了太子李亨。安祿山知道。李亨登基之日，就是自己的死期。最後就是他自己看不到他的未來，缺乏安全感。這些都是安祿山造反的理由，但安祿山造反的條件卻是李隆基給提供的。

而唐代守外虛內的軍事策略。使得地方節度使藩鎮勢力日漸增強,強大的軍事勢力一個方面,經濟體系，控制轄區官員的任免，逐步融為一體。地方與中央的關係由從屬關係。逐漸變為對等關係。當兩者之間的均衡勢力一旦打破，而自身實力又強盛。中央政府疲軟的話。造反只是遲早的事。沒有安祿山，也會有張祿山。這是封建制度的必然。

我是清水空流，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清水空流

要說安史之亂暴發的原因是什麼？我認為主要是唐玄宗當時大意了，一時間失去了對邊境節度使的控制，以至於釀成大禍。

首先說安祿山為什麼會手握重兵，因為當時唐玄宗好大喜功，所以唐朝一直在開疆拓土，而安祿山也是從基臣層靠功勞爬上來的，也漸漸得到了信認任，當時就感覺唐玄宗拿少數民族當炮灰，當時不止安祿山，就守西域的高仙芝封常清哥輸翰都是少數民族將領，可以說為唐朝守衛邊境也立下大功，而當時居住在中原的漢族人好像都退化了，所以安祿山起兵叛亂時唐軍大多不堪一擊。

當時安祿山手握重兵，已經開始膨脹了，而這時唐玄宗因為前期仗打的太順，就放鬆了對邊境地區節度使的管制，要說避免，那是不可能了。

安史之亂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唐玄宗，這賴不著楊貴妃兄妹，如果唐玄宗不整日沉迷於酒色，像前期一樣勵精圖治，那就借安祿山個膽子他也不敢，可後期唐玄宗喪失了進取精神，從而給了安祿山造反的機會，唐王朝幾乎毀於一旦。

天宇的文史情懷

安史之亂髮生於唐朝時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是中國歷史上武力由強而弱的轉折點。

安史之亂導致唐帝國支離破碎，總人口由7000多萬迅速下降到1600多萬，也導致唐朝勢力退出中亞和中亞的伊斯蘭化。而且西域、河西走廊等廣大地區也被吐蕃佔領，直到清朝時期西域才回到中原王朝的懷抱。安史之亂後唐朝陷入藩鎮割據的局面，尤其河北三鎮，已經成為獨立王國，節度使的廢立唐朝政府都管不了，就連唐朝出使新羅的使者都要繞道而行。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武力最為強大的王朝之一，前期先後攻滅東突厥、吐谷渾、西突厥、高句麗等國，北方和西方廣大區域納入版圖，超越古今。但是這種強大卻因為一場安史之亂而完全破碎，那麼唐朝為什麼會發生安史之亂呢？

原因如下：

1、中央集權制度的倒退。

由於唐朝疆域遼闊，中央政府為了加強對邊疆的控制和鞏固邊防，唐玄宗於開元十年便於邊地設置了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節度使掌管一方軍事、行政、財政、賦稅、人口、土地等，與分封制的諸侯王差不多，時間一長節度使根深蒂固就會成為隱患。節度使的設置是中央集權制度的一種倒退。縱觀中國歷史，周朝、西漢、西晉、明朝等搞分封制的王朝，都出現過大動亂（周朝是諸侯相互兼併、西漢是七國之亂、西晉是八王之亂、明朝是靖難之役），所以唐朝出現安史之亂也在所難免。

2、重外輕內的國防政策。

唐太宗時期，採取開放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共同發展，所以到了唐玄宗時期，異族勢力已經變得強大，成為唐朝邊境的威脅。而唐玄宗又是致力於開疆拓土的君王，所以在邊疆區域設置軍鎮，佈置大量軍力，並且遠遠大於統治核心區域的軍力，如天寶年間，邊鎮兵力達50萬，中央兵力則不滿8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邊鎮一旦出現叛亂，中央將無力應付，而從邊疆調回軍隊，由於距離較遠，未必能及時到達戰場，嚴重延誤戰機，導致處於被動局面。而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也會導致邊鎮對中央的輕視，增加反叛的可能性。

3、政治腐敗。

唐玄宗後期，怠於朝政，耽於享樂，寵幸楊貴妃，任用奸臣，尤其最後兩位宰相，一個是口蜜腹劍的李林甫，一個是不學無術的楊國忠，這兩位宰相排斥忠良，敗壞朝綱，禍國殃民。政治的腐敗讓安祿山有機可乘。而且楊國忠擔任宰相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動輒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用兵，尤其多次出兵攻打南詔，導致慘敗，加重人民負擔，消耗了國力。

4、將相不和。

安祿山由於受到唐玄宗的寵信，不把楊國忠放在眼裡，而楊國忠接替宰相之位後，看到不能制服安祿山，便經常向玄宗說安祿山有謀反的野心和跡象，並奏請讓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以便排斥和牽制安祿山。當唐玄宗想讓安祿山兼任宰相時，楊國忠也出來反對，導致二人矛盾日益加深。雖然將相不和是發生安史之亂的導火索，但是這與唐玄宗有很大責任，唐玄宗不加干預和調節，最終導致二人的矛盾不可調和，所以安祿山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起兵造反。

5、唐玄宗用人不明。

唐玄宗後期怠於朝政，而且任用奸臣做宰相，導致奸臣當道。而且寵信安祿山，讓其擔任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的反叛，唐玄宗有用人不明的責任。

總之，安史之亂的發生，唐玄宗負有最大的責任，貪圖享樂，用人不明，政治黑暗。而重外輕內的國防政策以及節度使權力的過度集中，是取亂之道，叛亂不可避免！

對話歷史

我們知道，改變唐王朝命運乃至中國歷史走向的是“安史之亂”。那麼引發“安史之亂”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我認為有兩點：一是後世提及的改府兵制為募兵制，二是人們常常疏忽的唐王朝特殊的社會結構形態及其政策導向。

一，先說社會結構

皇帝之下依次為：封爵貴族（宗族及功臣元勳），門第貴族（世家士大夫），官僚貴族（寒門士大夫），庶民（農工商吏），賤民（樂工、客民、雜戶等）。當時的社會風氣尊崇門第貴族，就連皇帝大臣也要讓他們幾分，功臣，甚至宗族皇室以和世家門第聯姻為榮，寒門士子高中進士，如果能娶世家貴族的女子為妻，那分得意，如同今天大字不識幾個的暴發戶跨進了精英俱樂部。進入世家貴族行列，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也是讀書人的最高追求，科舉制度的實行，給他們提供了機會。貴族自然有貴族的生活方式，吟詩作賦，填詞譜曲，皇帝大臣以身作則，造就了文化的空前繁榮，但這同時也帶來一個負作用，即尚文輕武之風漸行，人才都集中在以首都長安為主的幾個大都市裡風流瀟灑，享受生活，無人自願去邊地過苦寒的軍旅生涯；加上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當初打江山團隊上至偏裨，下到卒伍的子孫們，都過上了舒適安穩的生活，也無人願意投軍。隨著最後一位開國名將李勣的謝世，大唐軍隊的漢人將領基本乏人，僅有的幾個，如大敗吐蕃，收復河湟的華州人，當世名將王嗣忠，也遭李林甫陷害，幾欲斬首，在哥舒翰的苦求下才逃過一命，結果是於罷官一年後抑鬱而終，年僅四十五，（他多次上書朝庭指安祿山日後必反）。各鎮將領多數由胡人降將及其後代充任，中下級軍官也多是少數民族移民，兵士則多為苦寒地區的邊民和中原地區未讀過書，且家境貧困的流氓無產者。例如，安史亂起，反叛者安祿山、史思明是胡人，而朝庭平叛的將軍，高仙芝（高句麗人）哥舒翰（突厥人），僕固懷恩（鐵勒人），李光弼（契丹人）等等也是少數民族。極言之，將自己的身家與社稷之安危託負於外人，企圖以爵位官職和天子之恩懷柔感化，無異於用自己的屁股之肉飼狼，以換去頭顱和心臟的暫時安全。反過來說，當時除了一個郭子儀，朝庭也再沒有什麼漢人名將可用，而郭子儀除了自己幾萬人外，雖身兼天下兵馬副元帥，也指揮不了其他各鎮人馬。

二，再說兵制

A：有必要解釋一下府兵制和募兵制之不同。①士兵的性質不同。府兵，軍民合一，募兵，職業軍人。②兵將關係不同，府兵，兵將分離，募兵，兵將隸屬。③糧食武器來源不同，府兵自備，募兵國家供給。④影響不同，府兵制有利於中央集權，募兵制容易形成將帥擁兵自重。唐初實行的是府兵制，打江山，靖周邊，將為前程，兵為吃糧，無家庭後顧之憂，以軍營為家，雖是兵民合一的府兵，但戰鬥力驚人。及至干戈平息，江山大定，軍隊裁減，府兵轉業安置，主要軍力需佈置於邊疆，本著少而精的原則，便改府兵制為募兵制。

B：太宗、高宗、武周朝各州都督都是朝廷從中央政府委派，隨時對調或重回朝庭任職，權利只限於本州軍隊的管理，不能插手地方行政，軍隊員額及軍官的考核晉升也由兵部負責。及至玄宗當政後期，內亂外患復起，各州兵馬不夠用，朝庭又沒有預備役，只好在原有的總督之外，增設十個軍區，軍區司令官稱“節度使”，數量激增，供給便跟不上，於是又放權叫自行收稅，自行擢拔軍官，節度使與轄區行政長官（刺史）時起磨擦，為了集中權力，便於發揮戰力，遂將行政權也交給節度使，於是節度使除軍權外，轄區的行政權，財政權，人事任免權（刺史以下行政官員都有任免之權）集於一身，當時人稱之為“藩鎮”，意為國家的屏藩和重鎮，結果卻弄成了事實上的割據。又因為朝庭無將可派，只能在軍隊副將中提拔，弄到後來，乾脆兼任，如“安史之亂”的元兇安祿山，一身而兼平盧、范陽、河東三大軍區司令官，大半個北方地區盡入其手。

C：藩鎮手下的牙將，多數是其子侄或當地豪強的紈袴子弟、地痞流氓，為了壯大勢力，培植死黨，節度使將後者收為義子。這些人吃誰家飯，跟誰轉，只知有義父，不知有朝庭，安祿山說造反，他們就跟著造反。“安史之亂”後期，皇帝大臣貴族們急於還都享福，繼續享受貴族生活，沒有下功夫將這些安史之亂的餘黨斬草除根，只是讓他們名義上承認朝庭就湊合了，大家各行其事，於是連原先忠於朝庭的節度使也紛紛效仿。最後是節度使一職父死子繼，成了半獨立狀態，朝庭稍有不依，便刀兵相見，因為他手裡有兵。

三，最後說責任人

（1）唐玄宗李隆基，霸佔兒媳，違揹人倫，迷戀權利，死不放手，七十幾的皓首老翁，在位四十餘年，竟然說年近六十，做太子四十年的兒子李亨還太年輕。終於因其昏聵，將前半生英名揮霍空，落了個秋雨梧桐死冷宮。

（2）李林甫，學問很好，能力極強，憑本事一步步幹到宰輔，位極人臣，為玄宗朝官僚行政體制的正常運轉還是有一定的貢獻，他如果多活幾年，也許能防控住安祿山（安敢不敢造反也未知）。但這個人的人品也大有問題，口蜜腹劍，妒賢忌能，擠走了賢相張九齡，獨霸朝政。結局是死後遭清算，掘墳毀棺，打入另冊，遺臭千年。

（3）安祿山，一個突厥巫婆濫交亂媾的雜胡野種，流落草原，靠殺人越貨謀生，偶然被邊將張守珪這個糊塗蟲收留，憑著一點驍勇，主要是奸狡，一步步幹到手握一鎮兵權的節度使，又被老昏物和肥尤物寵信，封王爵，掛相印，一身而兼三大軍區司令官，這潑天的君恩國恩，不思回報，竟然為了一個年近五旬的肥婆起兵叛亂，使如日中天的大唐國運瞬間跌入谷底，也使中華民族蓬勃向上的運勢從此走了下坡路。這個亂臣賊子，不但是李唐王朝最大罪人，也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罪人。惡貫滿盈，蒼天不容，他最終被自己的親生兒子一刀刺穿肚皮，哀嚎半夜而喪命，去牛頭馬面那裡受冥界之酷刑。

（4）楊國忠，自小放浪，混跡市井，不學無術，流氓成性，慣會拍馬溜鬚，投機鑽營，兄妹通姦，無恥之尤；靠裙帶關係、枕頭風迅速竄紅，連續升遷，帝國的人事財政大權盡落其手，賣官鬻爵，諂媚逢迎，放蕩至極，揮霍無度，於國無尺寸之功，搗鬼使壞無師自通，有無恥公子哥兒的派頭，無處理政事、化解危機之本領，輕佻地點燃了“安史之亂”的引芯。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他年剛四十，便被憤怒的士兵刺成肉窟，妻兒情婦也遭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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