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是好的,“天命”呢?中国古代救荒思想中的“天命主义”

中国大历史的运行是通过革命完成的,“革”就是变革,“命”,初指天命,后来指王命,即帝王的政令或帝王的统治权。比如,江山易主、改朝换代,即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古人认为,“王命”源于“天命”(上天的意志),故“革命”本质上是实施变革以应“天命”,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天命主义”。

一、天的至上性、精神性

荒政是古代制度化慈善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传统实践智慧。古人慈善实践的根本动因是宗教信仰,慈善顺应“天地之大德”,这种对“天”的信仰,是慈善家文化情怀的来源,行善是“以德配天”,历代救荒思想史上,“天命主义的禳弭论”⑴一脉相承。其实,“天命主义”的道义观是包含正义的,追求“人人各安其位”。

“天然”是好的,“天命”呢?中国古代救荒思想中的“天命主义”

古人的信仰具有天空向度

古代,灾荒常常记载在“天文三志”中(如《五行志》)。这种原始观测天象的记录,因其和天意息息相关,故被视为国家机密不得昭告天下。

儒教是以“天”为信仰对象(至上神)的宗教。中国现代学者李安宅在《边疆社会工作》中论及宗教信仰时,专门提到明代大儒王阳明。

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在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God的时候,想用“天”,明朝大臣和皇帝不准,于是用“天主”。

和利玛窦的理解不同,美国当代学者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关于“天”有着如下的论述——

我们的结论是,“天”作为规定中国人的精神性的核心观念,不能解释为一个超越的范畴,为了使这一结论能够成立,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这样,[这一观念的]英文翻译,如”Heaven”、”Providence”或”God”显然会造成误解。⑵

《墨子》讲“兼爱”,是中国慈善思想史上,和“仁义”同等重要的精神财富。《墨子》里的天是有意志、可为人所法仪的天。而墨子的地位是儒家的反面,是劳力阶级的哲学家,因此也是唯物主义因素比较多的先秦哲学家。前者的经典话语和后者的启蒙话语是那么地相抵触!然而,在经典里,儒家墨家的天是一样的。特殊矛盾产生研究领域。

二、“天人之际”

“天”在《四库全书》里的应用情况,一共82064条,最多的一条有265处匹配。其中,天下:55571条;天子:37867条;天道:11674条;天命:10669条;上天:10598条。

古代“三才观”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关系。古代典籍中,有时将天与人(身)对举。

如,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篇》:“身者,天之化也;德者,身之职也。”天人是相通的。

第一个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张载。其《正蒙·乾称》:“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

汉儒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他据《公羊传》阐发“遣告说”,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知上天的意思。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慰励。

“天然”是好的,“天命”呢?中国古代救荒思想中的“天命主义”

中华书局版《论语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

三、天命主义

传统文化原典中,天与命时有并提: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宋儒讲“天命之性”;等等。

既然天地之德如此深厚、弘大,天命主义就是“惟天命是从”。“天命主义的禳弥论”出现在中国古代荒政思想史上,就顺理成章了。那么,外国人怎么看这个命题?今人对“天命”有何种哲学上的解释?

(一)天是宗教之天,黑格尔、韦伯都这么认为

黑格尔(G.W.F.Hegel;1770年—1831年)认为中国哲学实际上是宗教哲学,说:“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教以敬天为最高的力量。”“‘天’有自然的意义。皇帝是万姓的主宰——权力的依据——只有他是接近上天的。”⑶(第76页)“在中国,个人并没有这一种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⑷(同上,第175页)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年-1920年)认为:“在中国,同全世界一样,也明显地出现了一位人格化的天神,有点像古希腊的宙斯,被周朝的创始人(武王)同地方神一并尊为二元的组合神。”⑸(第67页)“中国的君主首先是一个大祭司,译成伦理语言的古代神秘宗教的祈雨师。由于伦理理性化了的‘天’保护着一种永恒的秩序,所以,君主的卡里斯马取决于他的德性。”⑹(第77-78页)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的“天”是宗教之天:“‘天命’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并迫使他们追求美德(而不是权力)与和谐之目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变化)。”⑺(第227页)而他认为“追求‘天’和‘上帝’有着不同的起源。‘上帝’是商朝的一个概念,而‘天’的概念则出现于作为统治者的周朝,当时周朝统治者广泛散布‘天命观’,以便在道义上证明周取代商是正当的”⑻(同上,笔者按:“天命有德”的观念在《尚书》里就有,甲骨文里就有天。列文森错了)于是,他认为 “宗教的特性揭示了天的内涵”⑼(同上)所以儒教之“天”不同于犹太教“作为超越的光照之下能见到的上帝。”也就只是“一种超然权力的幻想”。⑽(同上)

谈到太平天国,列文森注意到“太平天国的名词前面都有一个‘天’字——国都称为‘天京’,士兵称为‘天兵’,官员称为‘天官’,这是因为‘天王’的权力来源于‘天父’。”他认为洪秀全“奉天命下凡”,“太平天国的‘天’指的是上帝。”⑾(第237页)又区别了儒教和拜上帝教的“天命说”:“太平天国的‘真天命’一定不能用儒家的‘天命’来理解。”⑿(第238页)“如果说孔子不愿代天说话,是因为天不说话,那么,洪秀全声称已具有代替人格化的上帝在人世间说话的权力。”⒀(同上)

(二)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

古书中,天命主义的表述比比皆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天然”是好的,“天命”呢?中国古代救荒思想中的“天命主义”

古书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一”(《墨子·尚同》)“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张载《正蒙·参两》)等等。

对于天的观念,古有“五号说”。许慎《五经异义》引《尚书说》:“天有五号:君而尊之,则曰皇天;元气广大,则曰昊天;仁覆闵下,则曰旻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有称苍天。”其实都是一个天,拥有几个称号。

李申先生以宗教史治哲学史的代表作为《中国儒教史》,该书上册第一章《儒教前史》里就说:“在商周之际,天和上帝已经成了同实异名的概念,而天也就逐渐成了至上神的称号,成了人们崇拜和国家祭祀的最高对象。”⒁(第11页)儒教的至上神是上帝,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自序》中说道:“在中国古代,支配人民社会行为的外在力量是天,起初是天神,后来出现了天道、天理。”又说,天的“其他意义,可说都是对自然界,对那个苍苍之天的认识中派生出来的。”⒂

(三)天命主义

汉儒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论,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既然晓得了天之“名”和“命”,就当称颂、知道然后顺从,这就是天命主义。

“天”就是“一”,所以具有最大的关联性、能产性。在古代,既然“天命”成为“主义”,灾害发生,往“天遣”上归因,就不足为奇了。

“天然”是好的,“天命”呢?中国古代救荒思想中的“天命主义”

甲骨文中就有“天”

注释:

⑴此概念见邓拓著:《中国救荒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⑵(美)郝大维,(美)安乐哲著,施忠连译:《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P.25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⑶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⑸⑹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⑺⑻⑼⑽⑾⑿⒀(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5月版。

⒁李申著:《中国儒教史》(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

⒂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这是李申先生以认识史治哲学史阶段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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