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與煙臺的不解情緣,曾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秦怡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說起秦怡,無人不曉她是當代中國電影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抗戰時期就與白楊、張瑞芳、舒繡文在話劇舞臺上齊名。

秦怡首次到煙臺是在1978年春。

當時,“四人幫”剛剛被粉碎,百廢待興。秦怡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率領上海電影製片廠《風浪》劇組來到煙臺拍攝外景。

秦怡與煙臺的不解情緣,曾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電影《風浪》海報

當時,劇組住在煙臺山交際處的四號樓。這座樓設施簡陋,室內沒有衛生間,睡的是硬板床,考慮到秦怡同志既是劇組的主要負責人,又是這部片子的主演,且身體有病,還帶著一個患病的兒子,我便與接待部門和導演商量,在條件較好、設備齊全的二號樓給她安排了一個帶衛生間的標準房,以便於她工作和照顧有病的兒子。可是,秦怡同志得知這種安排後,婉言謝絕了。她說:“我是來工作,不是來度假。我是一名共產黨員,理應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應該享受非分的特殊照顧。”

從這件事情上,我們看到了秦怡嚴於律己、處處帶頭做表率的高尚品德。

《風浪》這部電影,政治性很強。為了配合當時的形勢,時間要求也很緊。所以,劇組來了以後,沒有休息便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秦怡同志在這部戲內不僅扮演主要角色,還要安排劇組戲外的工作,處理各種內部事務。晚上,要等有病的兒子入睡後才能開始工作,常常通宵達旦。雖然,她每天的工作量要超出常人的幾倍、十幾倍。但她從沒有一句怨言,每天都像老黃牛一樣兢兢業業地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始終保持樂觀。

外景拍攝非常辛苦。經常風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有時為了拍攝一個鏡頭,要在太陽底下曬上幾個小時,甚至連飯也不能按時吃。雖然工作辛苦,但在秦怡同志以身作則的帶領下,大家都不怕吃苦,工作有序,紀律嚴明,各項工作都有條不紊地進行。

秦怡與煙臺的不解情緣,曾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秦怡主演《風浪》

秦怡同志在外景拍攝中非常注重和群眾搞好關係,平易近人,為此,群眾也主動支持劇組的工作。需要房子拍攝室內景,群眾二話不說,當即就把房子騰出來,只要拍電影需要,群眾就無償地支援。

拍攝期間,廣大群眾紛紛前來看望秦怡和劇組同志,並對他們進行慰問。有的還寫信表揚他們的好思想、好作風。

為了使秦怡和劇組同志的這種好思想、好作風能夠發揚光大,我把他們的事蹟向上影廠做了彙報。同時,也向當時來煙臺採訪的解放日報社記者做了介紹。這位記者聽後很感動,表示回上海後一定親自採訪秦怡同志,對她的事蹟進行宣傳報導。

可是,事隔不久,解放日報社記者從上海回信說秦怡同志謝絕了對她的採訪和報道。

秦怡同志為什麼要謝絕記者的採訪和報道?這個謎直到我接到了秦怡同志的來信後,才揭開了真相。

秦怡在1979年12月22日的信中寫道:“……我們這些人走到哪裡都還是比較受優待,已經是特殊了。如果他們把我作為一個不特殊的典型來寫,這樣不可能起到應有作用,我們即便是不特殊也是應該的,現在全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還是處於極其困難的情況,我們在珠影拍戲,珠影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都極差,所以,我想我反對解放日報社寫(報道)是對的……”

秦怡在信中還表達了她對煙臺的良好印象:“我很想再去煙臺,如果能讓我停下演員工作去搞點創作,我一定去煙臺。知道煙臺地區大旱之年奪得了豐收,向全區同志表示敬意。我經常宣傳煙臺地區的好人好事,宣傳地區衛生工作搞得好,人民的政治素質、欣賞能力高,宣傳這個老區的革命傳統,但又不閉關自守。許多同志聽我這麼一說,都說將來一定要去一次煙臺……”

這封信字裡行間裡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高尚品質。凡是看了這封信的人,沒有不為之感動的。煙臺和秦怡同志之間也因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秦怡在蓬萊閣留影

完成《風浪》外景拍攝任務後,我陪秦怡和劇組同志到蓬萊閣參觀,一路上大家談笑風生,盡情享受著圓滿完成拍攝任務後的喜悅。

到了蓬萊閣,劇組全體人員在蓬萊閣下照了一張集體合影之後,便自由活動。我陪同秦怡同志看完一些景點和名勝古蹟後,便來到蓬萊閣水城參觀。水城是明朝戚繼光為防禦倭寇侵略而修築的,氣勢宏偉。

秦怡同志很喜歡大海,對大海情有獨鍾。她說,大海能陶冶人的情操,開闊視野,使人心曠神怡。這天雖然颳著北風,有些涼意,但她全沒在意,她站在水城上,像一位無所畏懼的勇士昂首挺胸,眺望著北方的海天連接處,聆聽著滾滾而來的波濤發出有節奏的吼聲,觀看著連綿起伏的排浪撞擊城牆,開放出一朵朵雪白的浪花,欣賞著海鷗在雪浪尖上戲水的迷人景色。這裡的美景深深吸引著秦怡同志,令她陷入了沉思……

此時此景,與電影《風浪》的名字是多麼的吻合啊!於是,我靈機一動,抓拍了這一瞬間。

秦怡與煙臺的不解情緣,曾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秦怡在蓬萊閣 圖片由作者提供

待秦怡和劇組同志回上海後,膠捲才沖洗出來,看了照片,出乎我的意料,非常理想,無論是光圈、速度還是構圖取景,都恰到好處,而且意境深遠。

我把照片寄給秦怡同志,她看後也非常滿意和高興,於1978年11月16日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照片收到了,其中我一人被大風吹著那張意境很好,而且與蓬萊的環境很吻合,我很喜歡這張照片,如果將來方便的話,請將底片寄給我,我再去放一張……

遵照秦怡同志的囑託,我很快把這張照片的底版寄給了她。不久,這張照片和秦怡同志撰寫的拍《風浪》影片的體會文章,一併刊登在《上海電影故事》雜誌上。

慕名拜訪軍旅作家賽時禮

秦怡同志平時很注意深入群眾,廣交朋友,蒐集素材,積累資料,豐富生活。在煙臺拍攝外景期間,得知《三進山城》電影的作者賽時禮同志是一位特殘軍人,後來成了著名作家,事蹟感人,便很想去拜訪。

於是,在一個拍攝外景的間隙,我陪同她和全國著名演員康泰同志去蓬萊軍隊幹休所拜訪了賽時禮同志。

秦怡與煙臺的不解情緣,曾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秦怡(右二)與軍旅作家賽時禮(左二)、著名演員康泰(左一),本文作者劉德璞(右一)合影。 圖片由作者提供

賽時禮和夫人巴楓同志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詳細介紹了賽時禮同志的情況。

賽時禮同志是當年膠東軍區一位身經百戰、九死一生的老英雄,他1938年參加革命,一生參加過大小戰鬥200多次,六次受傷。他作戰勇敢,機智靈活,指揮果斷,屢立戰功。由於受傷嚴重,多處神經受損,造成身體右側半身不遂,右眼失明,右腿僵直,左眼視力只有0.2,右臂抬不起,寫字時只能用左手去“捅”,生活不能自理,行動靠輪椅。但他身殘志不殘,忍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和傷痛進行著文學創作,書寫著在戰爭年代自己的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他以驚人的毅力,寫出了200多萬字的革命回憶錄,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電影和電視劇文學劇本。電影《三進山城》是他的處女作。

他由一個拿槍桿子的指揮員變成了一個拿筆桿子的著名作家,被人們譽為“中國的保爾”。

秦怡同志在採訪中被這位老英雄的事蹟所感動,受到了極大的鼓舞。賽時禮同志對秦怡同志也是仰慕已久,見這位中外聞名的大影星能親自登門看望自己,他很受感動,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

拜訪結束時,根據賽時禮同志的提議,大家在院子裡照了一張合影。賽時禮同志於2001年10月30日在濟南病逝,享年82歲。

幫助促成煙臺呂劇團赴滬演出

秦怡同志雖然在事業上是個大忙人,在社會上又是大名人,社會活動和外事活動繁多,家務很重,但她不管自己有多累,對別人求辦的事無論是大是小,向來都認真對待,從不馬虎,而且有始有終,負責到底。她的這種以誠待人的崇高品德,感人至深,令人敬佩。

1978年,煙臺呂劇團計劃去上海演出,但不知上海市文化局能否安排,便請秦怡同志與上海市文化局聯繫一下,看有沒有這種可能。

秦怡同志對這件事非常重視,回上海後與上海市文化局進行了多方面聯繫,並把聯繫的情況隨即寫信告訴了我。

她在信中寫道:“……我回來後即寫信給上海市文化局李太成同志,……他也說他是非常喜歡呂劇的,他說他們要研究一下,一個是路線怎麼走,劇團先到哪裡再到哪裡,一個是上海居住條件的問題,現在上海的招待所都住滿,劇場條件稍好一點的只有人民舞臺後臺,其它地方都不行。另外,他問你們明年是否參加國慶的匯演?最後我跟他說,問題由文化局研究,我們作為上海的觀眾非常盼望呂劇團來滬演出,這對互相交流、學習很有幫助……”

事隔兩天後,秦怡同志又寫了一封信來,信中說:“……不知是否可以向煙臺呂劇團要一份《姊妹易嫁》的劇本。最近上海業餘劇團演出的話劇《於無聲處》十分轟動,如需要我可以寄一份給您。”

我接到這封信,立即回了一封感謝信,寄去一份《姊妹易嫁》劇本,同時告訴她“煙臺地區文工團”已改名為“煙臺地區話劇團”,目前正在尋求和創作新的話劇本。

秦怡同志得知這一情況,很快就把《於無聲處》劇本寄來。我將本子交話劇團研究後,決定立即排演此劇,並派了導演和幾個主要演員去上海看戲。導演和演員去上海後,住宿和戲票的問題,都是秦怡同志親自出面才解決的。

“下海”踏出一條自己的路

我與秦怡同志經常書信往來,但很少見面,在1996年8月份的一個偶然機會,我去上海辦事,在煙臺駐上海辦事處見到了秦怡同志。

秦怡同志雖然那時已經進入古稀之年,但風采依舊。言談舉止還是那麼慈祥、熱情、平易近人,雍容端莊,清秀美麗。特別是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清澈明亮,那清醇而略帶甜潤沙啞的嗓音,還是那麼吸引人,只是頭髮改變了顏色,也更加光彩照人。

老朋友相見分外親切,我們寒暄之後,話題很快就轉到她下海以後的情況。秦怡同志在老影星中算是“下海”第一人了,但擔任上海影視公司董事長這件事,並非她的本意,她是一個“電影狂”,一心撲在電影事業上,她一生所追求的是如何多創作幾部好的電影劇本,多演幾部好的電影,多塑造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她滿腦子裡裝的是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

秦怡與煙臺的不解情緣,曾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90多歲的秦怡依然優雅美麗。

她說:“電影演員滿腦子是形象思維,想的是如何把人物演活,而一個董事長,腦子裡卻是邏輯思維,想的是如何把生意搞活,滿腦子裡裝的是生意經和關係學。”

隔行如隔山,秦怡同志面對人生第一次急轉彎,確實有些不知所措。她為了不辜負黨的信任和同志的重託,發誓要把這個擔子挑起來,把影視公司辦好。為此,她一方面向有經驗的人請教,到一些辦得好的企業去取經,一方面決心從頭學起,她為了掌握企業管理的知識,到過許多書店,閱覽過許多有關書籍。

就這樣,在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下,在她的努力拼搏下,影視公司和藝術沙龍辦了起來,而且辦得還很不錯,取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並積累了許多經驗。

在談完這段經歷後,她意味深長地說,這十年來,她嚐盡了人生的甜酸苦辣,經歷了許多磨難,但也使她得到了鍛鍊,她說現在讓她再演董事長的角色,她一定能演活。她感到她踏出了人生的一條實現自身價值的路。

她說,一個共產黨員的一生,就是要服務於社會,服務於人民,要生命不息,貢獻不止。這就是她的人生哲學。

文 / 劉德璞

原文發表於《煙臺晚報-煙臺街》

秦怡與煙臺的不解情緣,曾在煙臺拍電影《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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