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

雖說在後世歷史愛好者的意識裡，長安一直是西漢的都城。但事實上，一直到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漢王朝才正式遷都長安。而放在當時，“定都長安”這事兒，對於滿朝文武重臣來說，更像是個突發事件。

因為漢高祖劉邦的登基儀式，是在定陶辦的。然後就想“長都雒陽（洛陽）”，也就是在洛陽建都。

為何選洛陽？秦末農民戰爭外加楚漢大戰，全國打成一片狼藉，關中的咸陽等重鎮，也早燒成廢墟。真要定都在那裡，修建宮殿就是一筆大成本。更何況洛陽作為周天子舊都，政治身份也高貴，宮室都是現成。外加江淮地區物產豐富，水陸交通發達，定陶更是當時享譽天下的商業大都會。佔住了洛陽，就是捏住了錢袋子，怎麼看，都是最合適的都城。

但公元前202年，一個叫婁敬的小兵，在同鄉的引薦下走進劉邦的大營，硬是當著劉邦的面一頓慷慨陳詞，把所有“洛陽好”的論調全駁斥了一通，接著給出石破天驚建議：哪怕從繁華中原，搬到一片廢墟的關中，哪怕砸鍋賣鐵建個新都城，我大漢朝，也必須遷都長安。

如此奇特建議，被說得一愣一愣的劉邦，卻是真聽了。然後，就有了老丞相蕭何累死累活，歷時兩年的都城營建工作，有了公元前200年拔地而起的未央宮，以及漢王朝遷都長安的盛事。這場歷史大反轉，後來司馬遷讚歎說“脫挽輅一說,建萬世之安”，簡直是改寫漢朝發展軌跡的神操作。為何有此操作？因為婁敬這一番宏論，恰戳中了先前劉邦及其文武重臣們，忽略的三個重要真相。

真相一：洛陽雖好，可在西漢開國時，就是案板上的弱肉。

定都洛陽的好處，一找就是一大堆。周朝起就享譽天下的繁華與威武，更叫多少文臣武將神往。但婁敬一句話，就全給堵回去了：“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漢朝此時的處境，與當年周朝大不同。

有何不同？關鍵一條，就是虎狼環視。如果是和平年代建都，洛陽確實很合適。但如果不和平呢？以“漢初三傑”之一張良的話說，那就是“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偏偏此時漢朝，正是“不和平”的時候。項羽雖說踩翻了，但一群異姓王還在，就算異姓王沒了，迫於開國形勢，同姓王也要照封，劉家子弟封了一群。國都定在洛陽，那就是夾在一群諸侯中間，萬一有個風吹草動，立刻就慘遭四面圍攻。

如果參考一下西漢開國後，一系列的風波，比如“七國之亂”這類大事件時，倘若大漢朝的都城是洛陽？那被吳王楚王趙王臨淄王濟南王們四面圍攻，真就陷入到“圈踢”的境地了。“文景之治”會不會戛然而止？大漢朝國祚能否撐住？細思極恐。

真相二：長安雖眼下破，戰略地位無與倫比

其實，當劉邦決定“遷都長安”時，當時的長安，連個城都算不上，只是咸陽治下的一個鄉聚名。認準關中的漢王朝，臨時的政治中心還是櫟陽。那為什麼非要不惜血本，硬要新蓋出一座長安城來。因為渭水南岸的長安，地位無可替代。

以地理位置來說，長安位於黃河上游，放在漢帝國的版圖內，正好就是個戰略制高點。而且它四面環山，就算髮生動亂，只要把幾個關口守好，長安城就無比安全。長安的水路交通條件也十分發達，正好處在關東關中兩大經濟區的交界點上。別看眼下看上去破破爛爛，只要國家進入和平建設階段，這就是漢朝經濟版圖裡的黃金地帶。

如此好處，也正如婁敬一句名言“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佔住了這個寶地，就好比擊中了天下的脊背，抓住了漢王朝命運的咽喉。長安穩，天下安。

真相三：關中平原，才是漢王朝崛起的發動機

建國初期的劉邦，之所以把關中平原一度排除在外，重要一條原因，就是當時關中太窮。楚漢戰爭的幾場大戰，都是在關中開打。楚漢爭霸的數年拉鋸，也全靠關中百姓勒緊褲腰帶輸血。待到戰事結束，這裡已是揭不開鍋。繁華程度比定陶洛陽都差得遠。但劉邦能逆襲項羽，卻正靠關中平原的支撐。當地的百姓民心，更全在劉邦這一邊。劉邦雖是沛縣人，但關中，才是劉家漢王朝的根。

更重要的，是關中平原的經濟潛力。雖說眼下殘破，但關中沃野縱橫，不但有天險屏障，更有縱橫的良田。正如婁敬所說“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漢武帝年代，關中平原“然量其富，十居其六”，財富水平佔到了天下一半以上。如此寶地，撐起漢帝國的盛世家業。

也正是憑著關中平原雄厚的家底，建立在殘破江山上的大漢王朝，才得以順利踐行休養生息，然後有了富庶的治盛世。也同樣憑著關中良好的戰略位置，開國和親換和平的漢朝，才以雄厚底氣發起反擊，將昔日肆虐北方的匈奴踩在腳下，呼嘯打出縱觀歐亞的絲綢之路，開創國威遠播歐亞的黃金時代。正確的“建都地址選擇”，為初創的漢帝國，提前選好了發動機。

後人說起這精彩操作，無不讚嘆婁敬們的深謀遠慮，但更重要的事實是，做出戰略容易，承擔這個責任，踐行接下來艱辛的營造，卻是更加重要的考驗。參考前因後果，就知做出這個決定的劉邦，經歷了怎樣的抉擇煎熬。更可知草根的劉邦，為何能取天下：一個有著擔當的毅力和堅決執行力的領導者，才能夠在艱難的抉擇裡，做出正確選項。

我們愛歷史

西漢國都在哪？當然在長安（西安）了。但長安是西漢最終選擇的國都，在長安之前，西漢國都和春秋戰國時各國國都一樣，也是到處溜達的。

秦末大亂，劉邦在沛縣起兵，稱沛公。沛縣是劉邦的龍興之地，很多開漢精英，當時都在沛縣臥虎藏龍。從這個角度講，沛縣可以算是西漢第一個“國都”。

在掛靠楚懷王（實際控制者項梁）之後，劉邦並不顯山露水。轉機出現在楚懷王那個與諸將的著名約定——先入定關中者，王之。你們誰先殺進關中滅了秦朝，誰就是關中的主人。這也意味著劉邦下一個“國都”可能就是咸陽。

項羽與秦不共戴天之仇，想殺進咸陽滅秦復仇。但項羽性情殘暴，被大佬們給否決了，拉到鉅鹿與秦將章邯決戰去了。楚國高層最終確定由劉邦西進。劉邦一路上倒還算順利，當然所遇到秦軍，是不能同項羽遇到了秦軍主力相比的。沛軍到了霸上，秦王子嬰大勢已去，素服白馬出降，秦亡。

劉邦很開心，他先入關中，這八百里大好秦川就是他的了。很多人都願意遵守約定，但項羽不同意。項羽率大軍四十萬急馳關中，準備幹掉劉邦。

鴻門宴的刀光劍影，兩千多年後，亦令聞者膽寒。張良激樊噲，狗肉販子在席間的大飯量驚住項羽。項莊舞劍佐酒，項伯擋之，劉邦倉皇逃席……

項羽推翻了楚懷王的約定，劉邦只好暫時向項羽低頭。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搞的還是八百年前封建制那老套路。而劉邦是項羽最為忌憚的人物，絕不能封在肥地，就去漢中當個漢王吧。

現在的漢中水美地豐，在兩千多年前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沒人願去漢中受苦。別的不說，棧道實在太難走了，不小心就粉身碎骨了。劉邦受封漢王，是在公元前206年，這一年也被認為是西漢創始年，雖然他還沒有稱帝。即使作為一個諸侯，漢國也是當時的正式國家之一，只不過“掛靠”在項羽的“楚聯邦”名下。而且，劉邦正是從漢中用韓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東向滅項羽統一天下的。所以，漢中是可以算為漢朝國都的。

項羽為阻止劉邦殺進關中，在關中設三王，其中塞王司馬欣的國都，在櫟陽（今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韓信奇計驚天下，漢兵出陳倉後，如狼似虎，把三王打得落花流水。劉邦得到關中，並沒有立刻在咸陽定都，而是“借用”司馬欣的故都櫟陽為漢國都。

劉邦和項羽已成決戰之勢，劉邦到處分兵佈置，但每次在外地忙完，都要回到國都櫟陽。以公元前206年漢朝建立開始算，櫟陽當然可以算是漢朝國都的。

漢軍開始東向與楚軍決戰，但國都依然留在櫟陽。等到韓信略定齊地後，劉邦大病也好了，又回到櫟陽。韓信幫助劉邦滅掉了項羽，天下已姓劉無疑。再稱王，已不能顯示劉邦的尊崇身份，必須稱帝。

此時的劉邦在關東，再風塵僕僕地跑到關中稱帝，不現實。公元前202年二月，劉邦在百官山呼萬歲聲中正式稱帝，地點是汜水之陽，也就是今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境內。

定陶這座小城，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時刻，大漢王朝正式建立，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有人說秦定製度，漢以固定，才有了現在的大一統格局。定陶太小，劉邦從來沒考慮過定都於此，雖然定陶也算是漢朝國都之一。

劉邦看中的地方，是洛陽。洛陽的優勢，在於處天下之中，在交通不便利的古代，這是非常有利管理的。劉邦車駕到了洛陽，開始喝酒慶功。諸將在南宮宴會上爭功，劉邦正式確定了三傑的重要貢獻。張良可決勝千里，蕭何可保證後勤補給，韓信直接把對手給滅掉了。嗚呼項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劉邦準備在洛陽養老，卻有一個人找上門來，迎頭潑了劉邦一盆涼水。齊國人婁敬，通過關係找到劉邦，問劉邦一個問題：陛下定都洛陽，是不是要學周朝呢。劉邦得意自己的手筆，曰：然。

婁敬繼續潑涼水，說陛下現在的形勢，已與周朝完全不同。周朝從多少代時就開始經營，到了文王、武王時，已是十幾代了。周滅商是水到渠成的事，老百姓心裡也有準備。但是，周朝的管理模式比較鬆散，王室衰弱，諸侯都成了反賊。陛下初得天下，人心未必盡服。洛陽四戰之地，萬一有兵來攻，陛下打算守哪呢？

劉邦覺得婁敬說的有道理，問哪裡最合適定都，婁敬給出的答案是關中。

現在說天府之國，都知道是指四川，其實關中也是天府之國。八百里秦川足以養活龐大的機構。更重要的是，關中周邊多山險，易守而難攻。關中之於關東，有居高臨之下勢，若有不賓服者，出兵非常方便。

劉邦沒拿定主意，就問重臣們的意見。大家多是關東人，不想去離家太遠的關中。張良支持婁敬的觀點，認為關中不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位。南面有富饒的蜀地，關中所需要的資源可以從蜀地獲得。關中最大的優勢就是居西高而俯東下，可以最大限度保證帝國的安全。

劉邦是個能聽進意見的人，他不會學項羽，雖然他是彭城人，卻從來沒考慮過定都彭城。劉邦站在歷史的高度，為漢朝天下著想，決定遷都長安。

從此，歷史是另外一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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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帝

西漢時期有兩座城都曾作為西漢王朝的首都，這兩座城池就是洛陽和長安。西漢一開始的選擇是當時最被看好的洛陽，但定都一段時間後劉邦又決定遷都長安，漢高祖五年（前202）在興樂宮基礎上修建長樂宮，兩年後建未央宮，並正式遷都長安城。

西漢剛成立的時候，都城的選擇在長安和洛陽之間徘徊。相比於長安，洛陽對於劉邦來說更加親切，因為劉邦生在關東，發跡於漢中。當時洛陽是真正的天下中心，因為開放的原因曾經有許多的名家在此地著書立派，廣泛的傳播他們的理念，各家思想在這裡碰撞交融，使得洛陽逐漸擁有濃厚的文化氛圍，成為華夏文明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心。而在商業上，洛陽也是開放度很高的。在當時，來往的行商都要經過洛陽，經過長時間的財富積累，洛陽慢慢的也成為了國內最重要的商業城市。

但是在不久之後，劉邦就改變了想法，將長安定為首都，洛陽作為陪都。最早提出遷都建議的是齊國一個名叫婁敬的戍卒，他被髮往隴西，在經過洛陽時，他要求面見高祖劉邦。一開始因為他卑微的身份是不可能有機會見到皇帝的，然而他最後卻也因為身著寒酸的衣服得到了劉邦的同情和對自己早年生活艱苦的惺惺相惜，讓劉邦能坐下來認真聽聽他要說什麼。於是婁敬提出了關於遷都長安的建議，並詳細闡述了其中的利弊。

他的提議很誘人也很合理，劉邦也有了遷都的想法，然而卻遭到了朝中大臣們的一致反對。因為大臣們大都來自東方，對洛陽有著更多的親切感，而且家族勢力也大都盤踞在洛陽周邊，如果遷都，勢必要遠離故土，很多地方都要從頭開始，所以大多數一直跟隨著劉邦的臣子們都反對遷都長安。不過名臣張良卻非常贊同這一提議，在《史記 張良本紀》中記錄著張良的原話：“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長安則“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解釋一下就是說洛陽太小，不適合作為全國的首都，而且此時國內剛統一，很多地方都不是非常穩定，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中心來維持各地的穩定，選取離秦朝舊都咸陽不遠的長安也有著這麼一層用意。但是因為出身的緣故，劉邦對洛陽有著獨特的偏愛，在分封族內子弟和各位異姓王時也偏偏避開洛陽，沒有分封給任何人。

在這兩個選擇中，劉邦猶豫了很久，理性和感性一直在進行爭執。然而作為劉邦最為依賴的謀士，張良的意見非常重要，很大的影響了劉邦的選擇。於是高祖最後便聽取了張良的建議，決定遷都長安，並將洛陽立為陪都。

關河南望

定都自古是王朝大事。

公元前202年，劉邦在楚漢之爭的戰果上建立了漢朝，新漢初始百廢待興，《史記》說“劉邦很快即著手定都洛陽”。

當時上到高祖下到普通將士對洛陽都是挺滿意的，這裡處於天下中心位置，方便四方朝貢，而且跟劉邦打下江山的將士，大多都是山東人，想著定都離家鄉近一點多好。

然而也有人支持定都長安，這也是西漢遷都的目的地，一位傳奇的戍卒婁敬出現了，正是他私聊劉邦，建議遷都長安，不要跟周朝學。

現在西漢的國情有變，並且洛陽四面平坦，無險可據，不像關中，扼守函谷關，四面高山環抱，憑險可守。

漢高祖要想學周朝八百年基業的經驗，都城宜遷。

劉邦也不按常理出牌，他隨即問到張良，張良給了一個非常無厘頭的答覆“明言入關便”，劉邦想到此排除眾議，最終決定遷都長安。

劉邦是真的把眼光放得很遠，但又很現實地考慮問題，漢初建國一片荒蕪，而楚漢之戰遺留下來的是6個尾大不掉的諸侯王國。

劉邦為保漢室基業，必定剪除隱患，而遷都長安後，很好動手，並且一旦發生叛亂，長安四周的官塞也易於鎮守，摁住長安就是摁住中原命門。

劉邦同時也看到，關中沃野千里，經濟並不落後。

劉邦還看到了後來震驚朝廷的七國之亂，為防這種情況發生，遷都長安不失為上上之策。

而事實也證明，關中在政治經濟軍事地理環境等方面都具備足夠的建都條件。

而洛陽，張良一語道破其七寸所在，“洛陽非用武之地”。

在劉邦集團看來，長安和洛陽代表著不同的地域文化，都城的選擇同時也意味著一定的文化取向和政策選擇。

而婁敬指出的兩個方面，任武功者必須居於險要之地，行德化需居於天下之中。

劉邦是靠武力征伐奪取天下，要想穩定天下必須依賴關中的山川形勢和肥沃土地，讓國家得以長治久安。

而當時的異姓王們表面上滿足現狀，而心裡對劉邦稱帝多有不服，他們逐漸開始擁兵自立，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都構成了比較大的威脅。

龐大的周朝就是因為諸侯分封一策而傾倒。

若想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必須剷除具有分裂割據傾向的異性諸侯國。

漢初國家建設大體承秦制，而將都城西遷，也有利於抵禦匈奴入侵。

漢初邊境不安，高祖後來還陷在白登之圍中差點出不來。

長安離匈奴所在地非常接近，故能起到一定震懾作用，並且也能有效防禦匈奴的南侵。

歷史也證明了漢高祖的遠見。

參考材料：《兩漢時期“擇都”觀念及其影響研究》

虎歷

盛世長安 ，亂世洛陽，因為長安比洛陽更適合做國都，周秦漢隋唐定都首選西安拋棄洛陽就可以證明西安的重要性遠在洛陽之上。

烈火柔魂ZL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座城池，都被多個朝代選擇為都城，他們各自有著優點與缺點，每個王朝在面臨不同的情況時，都會選擇不同的首都，但總歸是在以這幾座城為基礎，其中就包括了洛陽和長安。西漢時期有兩座城都曾作為西漢王朝的首都，這兩座城池就是洛陽和長安。西漢一開始的選擇是當時最被看好的洛陽，但定都一段時間後劉邦又決定遷都長安，漢高祖五年（前202）在興樂宮基礎上修建長樂宮，兩年後建未央宮，並正式遷都長安城。

西漢剛成立的時候，都城的選擇在長安和洛陽之間徘徊。相比於長安，洛陽對於劉邦來說更加親切，因為劉邦生在關東，發跡於漢中。當時洛陽是真正的天下中心，因為開放的原因曾經有許多的名家在此地著書立派，廣泛的傳播他們的理念，各家思想在這裡碰撞交融，使得洛陽逐漸擁有濃厚的文化氛圍，成為華夏文明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心。而在商業上，洛陽也是開放度很高的。在當時，來往的行商都要經過洛陽，經過長時間的財富積累，洛陽慢慢的也成為了國內最重要的商業城市。在秦滅六國以後，相對於長安來說，洛陽更容易被視為故都，在感情方面，懷念原來六國的百姓們也更容易接受洛陽作為他們新的都城。《史記 高祖本紀》：“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陽，諸侯皆臣屬。”<strong>

但是在不久之後，劉邦就改變了想法，將長安定為首都，洛陽作為陪都。最早提出遷都建議的是齊國一個名叫婁敬的戍卒，他被髮往隴西，在經過洛陽時，他要求面見高祖劉邦。一開始因為他卑微的身份是不可能有機會見到皇帝的，然而他最後卻也因為身著寒酸的衣服得到了劉邦的同情和對自己早年生活艱苦的惺惺相惜，讓劉邦能坐下來認真聽聽他要說什麼。於是婁敬提出了關於遷都長安的建議，並詳細闡述了其中的利弊。

他的提議很誘人也很合理，劉邦也有了遷都的想法，然而卻遭到了朝中大臣們的一致反對。因為大臣們大都來自東方，對洛陽有著更多的親切感，而且家族勢力也大都盤踞在洛陽周邊，如果遷都，勢必要遠離故土，很多地方都要從頭開始，所以大多數一直跟隨著劉邦的臣子們都反對遷都長安。不過名臣張良卻非常贊同這一提議，在《史記 張良本紀》中記錄著張良的原話：“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長安則“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解釋一下就是說洛陽太小，不適合作為全國的首都，而且此時國內剛統一，很多地方都不是非常穩定，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中心來維持各地的穩定，選取離秦朝舊都咸陽不遠的長安也有著這麼一層用意。但是因為出身的緣故，劉邦對洛陽有著獨特的偏愛，在分封族內子弟和各位異姓王時也偏偏避開洛陽，沒有分封給任何人。

在這兩個選擇中，劉邦猶豫了很久，理性和感性一直在進行爭執。然而作為劉邦最為依賴的謀士，張良的意見非常重要，很大的影響了劉邦的選擇。於是高祖最後便聽取了張良的建議，決定遷都長安，並將洛陽立為陪都。

鄧海春

因為戰略博弈，西漢必須得從洛陽遷都到長安。

一是以關中制中原的歷史規律。

周人滅商，就是從關中殺到了河南，然後把商紂王給幹掉的。而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歷史就建構了一種以關中制中原的戰略博弈模式。以千里關中制衡整個中原天下，而這個時候的中原天下主要是黃河中游一帶。

西周東遷之後，周天子失去了關中屏障，也就成為諸侯的傀儡了。而中原天下也在膨脹，逐漸崛起的是南方楚地、濱海齊地以及山西晉地。但這些地方只是逞兇一時，真正牛的還是關中。因為關中形勝，足以撻伐天下。

二是秦滅六國的結論就是得關中者得天下

關中形勝有多厲害？

四大秦關一封，在關鍵通道上隨便安排幾支軍隊就能確保自己安全無虞。

而休養生息之後，關中勢力打開函谷關就可以出兵天下、撻伐諸侯。

原因就是關中形勝可以確保關中勢力始終處於一種不敗不滅的境地。只要自己不折騰自己，只要中原地區沒能形成絕對聯合，關中政權就可以長命百歲。任誰也打不進來，任誰也消滅不了。

而關外之地呢？傳統中原，也就是黃河中游，一片大平原、四戰之地。河北、山西之地也勢力面臨來自三個方向上的進攻。燕國之地，苦寒之地，沒啥實力。齊國就更不用說了，戰國時期還被燕國滅了一次。楚國確實很大，大到自己整合不了自己。這些地區都不及關中更有意義。

三是漢初形勢，還要繼續統一戰爭

劉邦滅異姓諸侯王之戰，根本不能看成是漢帝國內部的平叛之戰，而只能把它看成是統一滅國戰爭的延續。

也就是說，劉邦稱帝之後，還得打仗。天下名義上是大漢，而實際上還是戰國。戰爭還是漢初天下的主要矛盾，打完了仗才能黃老無為。

掌握規則制定權的皇帝劉邦，其最大的優勢就是能給自己確定一個最好的開局。而開局，當然是效仿周人滅商和秦滅六國。

於是定都關中、定都長安，就是必然。

減水書生

從漢到唐，長安城是繞不開的帝王都。漢都長安和唐都長安，是兩回事。漢長安城在龍首原以北，唐長安城在龍首原以南。但若沒有漢時長安城的榮光，便不會有唐長安城的輝煌。漢、唐兩個選擇定都關中的朝代，都是中國歷史上令無數人緬懷的盛世。

漢長安城遺址在今西安城以北，當年西漢開國之時，劉邦和群臣屬意的國都，是洛陽。原因有二，其一，洛陽是周天子之都，洛邑曾是天下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其二，劉邦和開國功臣都是山東人。此山東是指崤山以東，大漢開國功臣大多數來自秦朝泗水郡沛縣，洛陽無論是氣候地理和飲食風俗，更接近劉邦故鄉。

如果劉邦選擇了洛陽，就沒有日後“街瞿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漢之西都長安。

有一個人改變了劉邦的決定，這個人叫婁敬，後來被賜國姓“劉”。他問了劉邦一句話:

劉邦向來是有什麼說什麼的爽快人，痛快地回答了一句：“然”。

周興八百年，作為秦末亂世的終結者，劉邦當然希望大漢能像周盛之時一樣，天下和洽，懷德慕遠。當年四海賓服、天下歸心的王都洛陽，自然被寄望於開啟大漢的盛世華章。

婁敬堅決反對，他不同意定都洛陽，而是主張定都關中。他的第一個理由是：

武王伐紂滅商，周室成天下共主。武王當年在孟津會師八百諸侯，周室已經有相當的號召力了。孟津會師之後的兩年，周人再次出兵，牧野之戰打贏了商紂王帝辛的部隊，直接向朝歌進發。周之所以能代商而興，成為天下共主，經過從公劉、古公亶父到文王幾代首領一百年多的努力。一句話，周室是有祖宗王蔭的。

漢無尺土之階，五年得天下，是劉邦豁出性命，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打來的。跟周室相比，漢室算是“白手起家”。婁敬分析漢初之勢，楚漢相爭五年“使天下之民肝腦土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劉邦欲效仿周公定都洛陽，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婁敬的第二個理由是：

所謂八百里秦川，表裡山河，關中秦地有天然的地理優勢。“被山帶河”，是指關中之地背靠華山瀕臨黃河；“四塞以為固”，是指東有函谷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南有武關，關中四面皆屏障，即便天下有亂起，據關自守固若金湯。

真正打動劉邦的，恐怕正是這第二個理由。劉邦肯定沒有忘記，英雄一世的項羽，放棄都咸陽王關中的大好機會，從西楚之地轉戰千里孤軍深入，如何被他一點點拖垮的。

如果項羽當初選擇的封地是關中，以霸王之勇武，有四關之險隘，他劉邦能不能從巴蜀反攻，還是未知數。更別說這天下歸漢，他劉邦南面稱孤道寡。

婁敬的每一句話，都像是說到了他的心坎上：

陛下您如果定都關中，即便崤山以東有亂，可據關安守秦國故地。漢初天下，封國和郡縣並存，八個異姓諸侯王，個個都是有實力的軍頭，江山並非劉邦一人說了算。若是戰事再起，他劉邦自然不怕橫刀立馬，打出一個天下太平就是了。

洛陽雖好，中原畢竟是四戰之地。有了項羽的前車之鑑，若是放棄被山帶河的關中，萬一諸侯王中有人圖霸天下，他劉邦可不就“四面楚歌”了？

婁敬用了一個比喻，跟人打架的時候，不搤住對方的咽喉打擊他的脊樑，就沒有完全的勝算。如果陛下您定都關中，據有秦國故地，這就好比卡住天下的咽喉並且打擊它的後背。

制於人還是將來受制於人？婁敬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劉邦本來就是一點就透的聰明人。關中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本是秦帝國的龍興之地；四塞屏障易守難攻，可保漢室基業萬年。

可是群臣們大多數都挺洛陽，洛陽離他們的家鄉更近。他們紛紛向劉邦進言：周興八百年，秦二世而亡，定都關中不如定都洛陽。其實，劉邦此時心中，恐怕早就有了定論。天下是他一點點打下來的，他不會沒有考慮過如何守江山。

關鍵時刻，留侯張良表態，他用一句話替關中背書： “天府之國，金城千里。”後世的人，常誤會“天府之國”是用來形容巴蜀之地的富饒，其實在《史記》裡是形容關中之地的。八百里秦川，沃野無垠，據關可安守，東進可制諸侯。

有了張良的表態，劉邦即日便起駕，向西進入關中。自此，大漢定都關中，並且大赦天下。

劉邦覺得婁敬進言定都關中，立了大功。他賜婁敬姓“劉”，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

千夜看世界

稱帝后的劉邦在都城洛陽的南宮，設宴款待跟他征戰東西的文臣武將。期間建信侯劉敬建言，都城的首選應該是長安。劉邦當時不相信，此即《漢書·張良傳》裡所說的“上疑之”。

劉邦手下大多數都是今蘇北一帶人，多建議立都洛陽，認為“其固足可恃也”，實際還有洛陽離蘇北老家近的心照不宣想法。

深為劉邦青睞，有“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的第一謀巨張良提出了不同看法，稱“雒（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張良認為，都城應建在關中平原上的長安，理由就八個了——“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劉邦信了，認為張良說的有道理，正合心意，遂接受了張良的建議。不久正式定都長安，開基肇始。

即使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短命的“新朝”，也未能更改長安的首都地位，僅將名字上作了變化，易“長安”為“常安”，稱為“西都”。同時仍設洛陽為陪都，稱為“東都”。

王莽在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的詔書中，是這樣為首都和陪都作定義的——“京畿連體，各有采用”。

那麼，洛陽作為著名古都，註定是“做小”的命？當然不是，風水輪流轉。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陽迎來了好運，由“千年陪都”轉正為東漢的首都。

這一年冬十月，劉秀與王莽的更始政權公開決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稱帝，為表正統和劉氏重興，仍以“漢”為其國號，即此“東漢”。劉秀定都洛陽，封為“東都”，即首都，同時設長安為陪都，稱為“西都”，或“西京”。

除了西都外，東漢還有一個陪都——南都南陽，時人又稱“陪京”。

南陽何以成為陪都？原來劉秀生於南陽，南陽為“帝鄉”，就後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其老家鳳凰也定為“都”一樣，名義上的，東漢真正的副都——政治副中心還是長安。

兩漢都城解析：

兩漢都城是古代中國都城制度中“兩京制”的代表，進一步說是東西控制型“兩京制”的代表。

所謂“兩京制”，就是設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國都城制度的主體。

其制度實始於先秦三代時的周朝，周前期都城設鎬京（今陝西西安西南，又名“宗周”城）。後選址夏人的根據地——伊水、洛水一帶，建陪都洛邑（今洛陽市）。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正式設洛陽為都城，改為“成周”城。

劉邦設首都於長安，而立陪都洛陽，劉秀反其道而行之，設都首都於洛陽，而將長安定為陪都。看似都城互換，實際不那麼簡單，這是周武王實施的東進戰略，在東漢的繼續，更確切點說，這是時局和經濟發展的選擇。

劉邦選擇都長安而陪洛陽，是正確的。

因為當時秦朝的舊勢力並未根本上消失，都城設在長安，有利於控制秦朝舊勢力，有利於穩定國勢，傳統的堪輿術上，稱這是“壓王氣，鎮龍脈”。

劉秀選擇都洛陽而陪長安，同樣正確。

長安乃劉姓漢朝開基肇始之都，不忘舊都即不忘本，這在古代講究正統的環境下，是相當重要的，可以最廣泛的贏得民心。王莽之新朝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不正統，是通過政變奪權的。

更重要的，關中的物產資源已不能夠支撐長安作為首都的消費。

以穀物來說，當時各供長安各政府部門的糧食，主要從洛陽所在的關東地區漕運進來。據《史記·平準書》記載，由於人口膨脹，軍用開支加大，加上貴族高消費，長安對穀物的需求量大增，每年從公元前110年的幾十萬石，增至六百萬石。

劉徹（武帝）當皇帝時，只好開鑿長安與黃河之間的渠道，增大漕運能力，加強首都與陪都的聯繫。

所以，劉邦和劉秀在陪都的選錯上都是正確的，與時俱進，符合時宜，玄機不在風水，而在一個“穩”字——穩定的需要。

跪射俑

西漢第一都城是洛陽他親爺，西安秦漢櫟陽城，高祖初王漢中，二年都櫟陽，楚漢爭霸，天下大定，定陶登基，幸洛陽二月，回都櫟陽，在秦咸陽南城廢墟之上利用秦宮改造為長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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