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6月，南京城淪陷，太平天國運動結束，一場封建時代的農民運動落下帷幕。

究其原因，後世總結了很多。但最重要的鮮有人提及——導致天國運動從頂峰迅速淪陷的“天京事件”背後，是一場打著權力鬥爭幌子的赤裸裸的思想路線鬥爭。宗教領袖洪秀全與世俗領袖楊秀清之間的血腥內部鬥爭有著非常複雜的內涵和深刻的教訓。

洪秀全本只是個純粹的“精神領袖

洪秀全1864年6月在南京逝世。一個多世紀以來， 他的“天子”形象一直定義在妖魔、偉人和神棍之間，他的天國運動也在偉大的農民起義和極端邪教之間搖擺。

天國死在洪秀全手上。但回想起來，洪並不是太平天國的創造者。《李秀成自述》裡說“開國者”，南王馮雲山也。

洪秀全

1844年，馮雲山隻身一人來到紫荊山。三年後，有超過2000名當地追隨者。在此期間，被馮雲山整天唸誦的“宗教領袖”洪秀全，一次也沒有出現。李秀成說“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這是天朝高官的共識。很長一段時間，洪只是一個宗教偶像。爆發起義之後，戰爭成為太平軍的日常事務。軍事領導人的地位上升，宗教領袖的地位下降，這是不可避免的。來自廣東的洪秀全和馮雲山不得不與楊秀清和蕭朝貴兩位廣西地方實力派在領導排位上作出妥協。結果是：洪秀全仍排在第一位，馮雲山從第二位退到了第四位，楊秀清、蕭朝貴分別上升到第二、三的位置。但事實上，最高領導人洪秀全從未掌握實權。楊秀清全面接掌軍政大權。在後來的北伐時，也只以楊秀清和蕭朝貴的名義，並未出現洪秀全的名字。換句話說，洪只是一個虛君。

楊秀清

定都南京之後。洪秀全就全身心投入到享受尋樂中，從不處理政務。後人對此頗有微詞，但作為一個“虛君”和“精神領袖”，洪秀柱也確實沒有政務可處理。天國政權這種奇怪模式給清王朝的情報人員造成了很大的迷惑.，甚至認為洪秀全這個人並不存在，只是一個代號而已。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宗教事件，但其精神領袖大多不是活人。元末明教的精神領袖是彌勒佛。天國的精神領袖洪秀全是供在香燭間的木偶，這也是能理解的。

但是，洪秀全並不甘心只做“精神領袖”；楊秀清同樣不想讓洪秀全擁有實質的權利。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楊秀清與洪秀全之間的意識形態路線鬥爭， 利用宗教起事只是手段。遠在廣東、能力平平的洪秀全被推為教會領袖，有明確的實踐目的：一是增加神秘感，吸引教會；二是利用廣東教會的力量，恐嚇地方政府。

金田事件後，馮雲山承認了楊秀清“天父下凡”的把戲，他在1848年春天以“上帝附體”的方式講話。從那時起，

實用派、實力派宗教領袖馮雲山的早逝改變了太平天國軍隊中宗教權利與軍事權利的比重。

失去馮雲山的支持後，宗教領袖洪秀全面對軍事領袖楊秀清、蕭朝貴屢屢上演的“天父附體”伎倆，無力還擊。更為極端的是，楊秀清甚至以敢“天父下凡”的名義當眾打洪秀全屁股。

楊、蕭等人並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即使馮雲山運動他們加入團體時，也絲毫不提宗教。因此，在太平軍內部，宗教領袖洪秀全和軍事領袖楊秀清之間發生糾紛，也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種路線糾紛的明朗化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軍對武昌的征服。進入武昌後，楊秀清拜謁當地孔廟。這顯然會使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領袖洪秀全感到十分尷尬。由此開啟了楊秀清領導的儒家路線與洪秀全領導的上帝教路線之間的衝突。

這種思想路線之爭，實際上是世俗權力鬥爭的延伸。洪秀全缺乏軍政決策權，只能專注於宗教領域。

作為精神領袖，操縱意識形態是洪秀全對付楊秀清的最後手段。因此，對當時儒家思想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並對其他宗教甚至民間宗教進行了嚴厲的抨擊。

定都南京後，洪秀全領導下的意識形態愈演愈烈。經其批准，天國於1853年出版了一部論文集《詔書蓋璽頒行論》，高級官員黃在興的一篇論文中說：“孔子、孟子的所有惡書都要燒掉，不準買賣私藏閱讀，否則就會被判有罪！”明確宣佈禁絕、 焚除儒學經籍和諸子百家書籍。這一措施立即被曾國藩充分利用.在1854年正月發表的《討粵匪檄》裡，曾指責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 ，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讀孔子之經”，“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原”

洪秀全的種種極端行為，引起了天國底層民眾的思想混亂。他們的嚴重排他性給總理事務的楊秀清帶來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楊的反彈方式是通過“天父附體”來訓斥洪秀全。1853年5月，洪秀全禁止儒學，焚燒古籍開始時，楊秀青就用“天父附體”傳達指示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賊情彙纂》卷十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論語》。楊秀清認為這些話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廢除，實際上是敲打洪秀全，對其意識形態工作表示不滿。

但洪秀全完全忽視"天父"的意旨，就在批儒焚書運動變得越來越強烈之時，1854年1月27日晚，楊秀清的“天父附體旨意”變得強硬起來， “千古英雄不得除，流傳全仗 笥 中書” ； “千古流傳之書不可譭棄” ； “真心忠正的臣僚傳述總要留下” 。楊秀清顯然已經相當憤怒，幾個小時後，“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說：

“前曾貶一切古書為妖書。但四書十三經，其中闡發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復不少。故爾東王奏旨，請留其餘他書。凡有合於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綺靡怪誕者去之。至若歷代史鑑，褒善貶惡，發潛 闡 幽，啟孝子忠臣之志， 誅 亂臣賊子之心，勸懲分明，大有關於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後，所遣降忠良俊傑，皆能頂起綱常，不純是妖。所以名載簡編，不與草木同腐，豈可將書譭棄，使之湮沒不彰？今又差爾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綱常， 誅 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頂天者，亦是欲圖名垂千古，留為後人效法。爾眾小當細詳爾天父意也。”

天王府

在語氣上沒有商量的餘地，楊秀清借了天父的嘴，命令洪秀全停止他瘋狂的思想運動。楊的威脅達到了預期的威懾效果。此後，洪秀全大規模焚書的記錄從未出現過。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折中政策，即刪除四書五經的經典著作。

鬥爭還沒有結束。具體的過程不再重要，最終是：1856年洪秀全策劃了天京事變，血洗了楊秀清和他的東王府勢力。這位天國的“精神領袖”終於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楊秀清所說，洪秀全的平庸和短視是致命的。

東王府

意識形態之爭的實質是權力之爭

1864，在南京城危亡的前夕，洪秀全在彌留中下達了最後一道天王詔旨：“大眾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未必不知道“上帝教”已然破產，但他的權力基礎已經完全建立在這裡，他不能像早期的馮雲山、中期的楊秀清和後期的李秀成那樣，從現實出發，重新與儒家意識形態達成和解甚至合作。洪秀全知道，他對傳統秩序的批評越極端，他能獲得的政治權力就越大，也就越能在與楊秀清等世俗領袖的鬥爭中，佔據主導地位。臨終之際的洪教主仍念念不忘他的“天父天兄”，不是因為死不悔改，而是因為：一旦否認了這些，洪本人的生命和權力，也都將失去依託。

也許，天國的悲劇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他們錯誤地發現自己是世界上的“宗教偶像”和“精神領袖”。此後十多年，“精神領袖”不遺餘力地阻撓天國迴歸常識和傳統秩序。相反，天國越來越被拖入異端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