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亮剑》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面对困兽犹斗的山崎大队，李云龙率领独立团指战员掘壕接进。
随着一声令下，战士们将成百上千枚边区造手榴弹投向敌阵。铺天盖地飞来的手榴弹，炸得日军鬼哭狼嚎。独立团指战员们趁机一跃而起，突入敌阵，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格斗，最终全歼了山崎大队。
《亮剑》中对于八路军战术的描述非常写实。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轻武器弹药也奇缺，因此在很多战斗中，八路军都靠手榴弹来增强火力。尤其在野战中，特别强调尽可能接近敌方，集中投出手榴弹予敌大量杀伤，然后在机枪掩护下，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挥舞着大刀甚至红缨枪扑向敌人，力争通过白刃格斗解决日寇。
这种战术屡屡奏效，其中的关键，在于短时间内集中投掷手榴弹。一方面力求大量杀伤敌人，打乱敌战斗队形，给予敌精神上的强烈震撼；另一方面，手榴弹爆炸腾起的烟雾还能迷茫日军视线，大大降低日军火力的准确性，为八路军突入敌阵创造有利条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中，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手榴弹，威力大，抗日战士腰中挂，近战夜战少不了它，汉奸鬼子人人怕。”手榴弹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40年，蒋氏曾陆续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补充过一些物资。1937年8月20日，叶剑英代表八路军，接收了一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1.5万枚手榴弹。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傅作义事先征得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同意，将存放在太原城内的大批枪支弹药、武器装备、战略物资送交八路军，其中有不少晋造手榴弹。1938年，为感谢八路军的救命之恩，卫立煌批给八路军一批弹药，其中包括25万枚手榴弹。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仅靠拨付的手榴弹和战场缴获，显然已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求。1938年10月，总指挥部会议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炸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此后，各敌后根据地充分发动、依靠群众，从部队调配有生产技术的战士当骨干，在根据地招聘能工巧匠，吸收城市工人技师和知识青年，因陋就简，办起了一批“边区制造所”。在设备器材上，敌后抗日军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工作坊的建立，发展到拥有工作母机的中、小型军火工厂。材料的来源，主要通过统战关系，从敌占区秘密采购，以及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援，就地设法解决。
抗战期间的，除少数敌后根据地比较巩固，敌后兵工厂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生产外，大部分敌后兵工厂流动性很大，在一个地方固定生产多则一、二年，少则几个月。遇有战事，人背马驮船装，运输材料转移，因此被称为家庭修械所、露天修械所、水上兵工厂、马背兵工厂。
1943年初，新四军3师兵工厂在反“扫荡”时，曾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县建立五个流动车间，各自分别生产手榴弹。新四军1师和6师18旅的军工厂将车床安装在木船上，工人们吃住、干活全在船上。没有动力，就用四个人脚踏皮带轮，带动车床进行生产。新四军6师16旅还利用伪军内部的统战关系作掩护，以李明扬兵工厂的名义，隐蔽在伪军的据点塘头镇，组织40人的军工队伍，携带车床、化铁炉、大风箱及生铁、木材、硝、硫、炭等器材，进行了6个月的手榴弹生产。到抗战末期，随着条件逐步改善，我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有了长足进步。军火产能最大的淮南根据地，月产手榴弹达14万枚。
敌后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规格无法统一，但基本上是仿巩式手榴弹式样，人们统称为“边区造”。之所以放弃生产红军时期就能批量供应部队的麻尾手榴弹，是因为这种结构的手榴弹虽说易生产，但存在瞎火率过高的致命缺陷。尤其是敌后战场主要作战区域是山地，这种类型的手榴弹尾部拖出的长长麻绳，在山林地投掷时容易挂住树枝，严重影响作战效果。因此，敌后兵工厂不得不转而生产仿巩式手榴弹。
不过，虽然敌后军民倾尽了全力，但由于炸药奇缺，“边区造”手榴弹的装药普遍改为黑火药，爆炸威力锐减。质量差的，甚至一炸两瓣。在日军身着厚厚的冬装时，竟然出现过“边区造”就在日军身边爆炸，却无法有效杀伤敌人的战例。即便如此，由于“边区造”几乎是敌后抗日战场上唯一供应相对充足的弹药，因此其运用范围极为广泛。
虽然“边区造”有威力不足的致命弱点，但它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整个生产过程都可以立足农村落后的生产环境，无需近代工业基础，而且它为敌后人民战争的蓬勃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一个老百姓虽然不一定有枪，但只要拥有了一枚“边区造”，就有勇气和能力成为一个打击敌人的游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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