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事，但不可行非法之舉。
河北某村堆土封村。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文 | 陳偉
1月28日，公安部召開應對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專題會議強調：對未經批准擅自設卡攔截、斷路阻斷交通等違法行為，要立即報告黨委、政府，依法穩妥處置，維護正常交通秩序。
會上強調的這一點，其實很有針對性。這些天來，部分地方尤其是有些村鎮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可謂是“嚴防死守”，村子的大喇叭裡連續播放著“不走親戚不串門”的要求，“帶病回鄉不孝兒郎”等硬核條幅也走紅網絡。此外，不少村子採取了“封村”措施，在村口安排專人值守，設置“禁止通行”的標牌；更有甚者，一些村派出挖掘機挖斷村口道路，強行進行物理防禦。
疫情就是命令。我國農村目前的醫療水平與城市相去甚遠，抵抗疫情的能力偏弱，在這種背景下，採用那些鐵板防禦式辦法來抵抗疫情，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點應得到社會理解。
但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防疫工作仍要堅守法律的準繩。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事，但不可行非法之舉。切斷道路並非切斷疫情的必要途徑，卻有可能自亂陣腳，影響防疫物資、醫療支援的通行，因小而失大。再說，倘若村中有臨盆的產婦、或者突發疾病的老人，道路切斷了，又該如何尋求救助？
河北某村堵路封村。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法律之所以為法律，就是即便在極端情況下也能夠保障秩序的穩定和民眾的最大利益，自我封閉、以鄰為壑看似架勢十足，其實是削弱了抗風險能力。這其中有諸多誤區，需要澄清：
誤區1：武漢“封”上了，我們有權“封村”。
武漢作為此次新冠病毒傳染的源頭地區，在研判疫情的傳播情況後，聽取專家建議，慎重地提議關閉離漢通道，自1月23日起，武漢市與湖北省其他地市相繼做出交通限行措施。這也是特殊情況下的非常態做法，也遵循了某種“比例原則”——跟本地疫情蔓延情況“相稱”。
而對於農村而言，要想“封村”其實也就必須“非必須不可為”，而不是由村幹部或村民自發決定。
誤區2：景區都關閉了，我們有權“封村”。
為了避免人群聚集，全國多地已經取消春節娛樂活動、關閉景區，停止大型集會。這些是地方
政府為了切斷傳染病傳播途徑的重要緊急措施。《傳染病防治法》第42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採取以下措施：“（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劇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動；（二）停工、停業、停課……”然而，行政村與景區、集市、影劇院等場所性質不同，前者是村民的基本生活單位，後者只是人們生活中的一個方面。申言之，封鎖村落對人們帶來的影響遠遠大於關閉某個景區，當然也不是一句話的事。
誤區3：基於村民自治，我們有權“封村”。
村民自治是我國基層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村民自治的前提是“依法自治”。如果村規民約、村民的自治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所謂的“自治行為”也不受法律保護。
因此，關於做出“封村”決定的村規民約或村委會通知、通告等，均需要接受上位法的審查。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法律已經對封鎖疫區、關閉場所作出了明確規定，村民自治應當符合相關法律的要求。
誤區4：為了村民安全，我們有權“封村”。
這是目的與手段的問題。“為了本村村民的安全”是目的，採取“封村”、斷路等措施是為了實現該目的的手段。目的和手段應當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即限制權利的手段應當與所追求的目的相均衡。
國家衛健委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區防控工作方案（試行）》中明確區分了“社區未發現病例”“社區出現病例或暴發疫情”“社區傳播疫情”這三種等級的社區疫情，只有進入到第三種疫情時才涉及封鎖社區和村落的問題。在當前，對返鄉、流動人員（尤其是武漢返鄉人員）開展居家隔離，對病人和疑似病例進行診斷治療，許多村落完全能夠防控疫情，而不必用影響更為嚴重的“封村”、斷路措施。
其實，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時期，就曾經發生過封路、挖斷路的問題，當時中央也明確表態堅決制止這種反應過激、涉嫌違法的行為。
封鎖，作為一種應急行為，如同一劑猛藥，既不能頻繁使用，也不能長期使用。“封村”與斷路，不僅無法有助於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防治工作，更會嚴重影響民眾的正常生活、合理出行、生活物資以及重點醫藥物資的運輸。基層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必須依法進行，不可圖簡單省事，直接“封村”、斷路了事。
□陳偉（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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