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終身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周邊國家研究院院長
來源：摘自《冷戰啟示錄》首篇《專題報告之總報告：“冷戰”留下的歷史啟示》；世界知識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終身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周邊國家研究院院長。
導讀
二戰結束後僅僅兩年，美國和蘇聯這一對昔日的盟友便反目為仇，開始使用除戰爭外的全部手段進行全面對抗，史稱冷戰。冷戰最終在1991年以蘇聯解體的方式宣告結束。
在冷戰過程中，美國採用了什麼手段和方式？中國在處理對美關係過程中，應該吸取哪些教訓？在《冷戰啟示錄》首篇《專題報告之總報告：“冷戰”留下的歷史啟示》中，沈志華教授對此進行了分析。
用當年美國政府的話說，冷戰就是“使用除直接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來“反擊共產主義”的總體政策。
因此可以說，除了從未發生的超級大國之間直接的“熱戰”，一切形式的對抗——外交戰、情報戰、心理戰、宣傳戰、經濟戰、隱蔽戰（顛覆、暗殺活動）、代理人戰爭等，都是冷戰的表現形態。
這裡主要考察美國對蘇聯開展心理戰（含宣傳戰）和經濟戰（就冷戰的表現形式而言）的情況，以揭示美國在這兩個方面的冷戰策略及其效果。
美國的心理戰戰略以爭奪“思想和情感”為己任，致力於在全球範圍遏制共產主義，推廣西方制度模式，與蘇聯在政治、軍事、外交、思想和文化領域進行了除直接戰爭以外的全方位對抗。
美蘇雙方進入戰略核威懾平衡態勢後，心理戰的作用更為重要，“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成為決定冷戰勝負的關鍵。
因此，有學者很早就提出，冷戰本質上就是一場“心理戰”。而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獲勝的一方無疑是美國。
通過無孔不入的宣傳，美國不僅把昔日的敵人日本和德國改造成盟友——“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世界民主的砥柱”，而且戰勝了後來崛起的對手——蘇聯推廣的僵化意識形態和體制模式隨國家解體而消亡。
不過，美國可以成功地對蘇聯及其盟國搞“和平演變”，合理的機制和高明的手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蘇聯對外宣傳僵硬的機制和簡單的手段相比，美國的優勢非常明顯，特別值得注意的有：
（1）完善的決策、監督機制和制度性保障：美國曆屆政府都成立了專門機構來負責心理戰的制定和實施，另有專門委員會來考察、評估、提供政策指南和監督。
（2）官私合作機制的建立和有序運行：美國把心理戰作為一場全民行動，有關心理戰的每一份總統指令文件都強調要加強與美國社會中私人成分的合作。
（3）充分利用社會科學知識，具有很強的專業性：一大批美國知名大學的社會科學家被動員加入了心理戰，在推動心理戰決策的科學性、專業性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頂層設計與執行機構的彈性機制 ：美國開展心理戰的一個最大特徵是，駐地執行人員有足夠的權限和話語權，可以因地制宜，做出靈活反應。
如果說心理戰是“爭奪人心”的比拼，那麼“經濟戰”就是顯示實力的較量。
這裡所說的不是狹義的“經濟戰”，即在戰爭狀態下徹底摧毀對方的極端經濟手段（全國動員、全面禁運），也不是一般的“經濟摩擦”或“經濟糾紛”，而是指美蘇冷戰對抗中在經濟領域採取的強制性和限制性經濟措施，或可使用“經濟冷戰”的概念。
在這方面的較量中，蘇聯也顯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馬歇爾計劃”是美國進行經濟冷戰的開篇之作，其主要目標是實現西歐經濟恢復和穩定，以防止“革命”爆發；加強東西歐經濟聯繫，以削弱蘇聯的實力和勢力範圍。
如果蘇聯冷靜處置，周密應對，未必就會由此走向與美國和西歐全面對抗的道路。
然而，斯大林由於擔心其封閉的經濟體系被打破而採取了強硬抵制的方針，不僅迫使東歐各國拒絕接受美國援助，而且還立即組織建立起一個與之針鋒相對的集團經濟合作機制——“莫洛托夫計劃”（後來演變為“經濟互助委員會”），其結果是人為地切斷了東歐國家與發達的西方之間固有的經濟聯繫，將東歐的經濟與蘇聯捆綁在一起。
由此，蘇聯不僅在政治上承擔了歐洲分裂的責任，而且在經濟上揹負了沉重的包袱。更重要的是，此後蘇聯及其衛星國走上了一條全面封閉型的經濟發展道路。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斷然提出，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私人企業與公有企業是相互絕對對立的概念和領域。
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學術爭論，還在很長時間內誤導了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對市場經濟、所有制關係的認識，使得蘇聯及其盟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始終未能擺脫斯大林模式的桎梏。
此舉不僅與戰後逐步出現的經濟全球化大趨勢背向而馳，還令蘇聯的經濟理論長期滯後，經濟政策日益僵化，在實際生活中不能及時瞭解西方經濟發展的動向、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總之，“馬歇爾計劃”是成功，而蘇聯的應對是失策的。
與心理戰和宣傳戰不同，影響“經濟冷戰”的因素是多重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兩個。
一是美國的盟國很難在貿易管制體系中採取完全合作的態度。
社會主義陣營雖然在經濟體系上與西方分為兩家，但畢竟是一個很大的獨立市場，特別是在西方國家遇到產品積壓、生產過剩、財政赤字等經濟蕭條的情況時，利益驅動就會促使他們與蘇東國家做生意，從而突破美國嚴苛的出口管制政策。
1952年4月，蘇聯成功地在莫斯科舉辦了聲勢浩大的民間性國際經濟會議就是一例。會議雲集了東西方各國商界精英，不僅探討突破政治束縛、開展民間貿易的可能性，還先後簽署了大量實質性的貿易協定，對於美國以“巴黎統籌委員會”為核心的貿易管制體系是一次沉重的衝擊。
這說明，世界經濟一體化是大趨勢，而經濟冷戰的效果則是有限的，只要政策靈活，應對得當，可以利用的空間仍然很多。
二是經濟冷戰的政策受到美蘇各自經濟狀況及其變化的制約。
在冷戰過程中，美國對蘇經濟政策在不同政府時期不斷髮生改變，其背景就是美蘇雙方經濟實力此起彼伏的發展變化。
如艾森豪威爾總統面對“中蘇經濟攻勢”和政府財政拮据而採取的務實靈活政策，尼克松總統在越南戰爭和國內通貨膨脹等滯漲現象的壓力下采取的放鬆出口管制政策，里根總統在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沼和經濟出現衰落跡象的情況下采取的加強經濟制裁政策等。
這說明，決定經濟冷戰成敗的根本原因還在於經濟體制和國內經濟政策，只要把本國的經濟搞好，生產發展了，國際上的經濟封鎖和貿易管制都是暫時現象，是可以不攻自破的。
目前的中國與當年蘇聯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當時尚未進入統一的國際體系，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上與美國實質上仍是異質性和替代性的關係，而中國目前在科技、經濟、環境等方面已經基本融入了國際體系，儘管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方面與美國存在差異，但並非完全對立的異質性和替代性矛盾。
因此，客觀上並不存在重演美蘇冷戰類型的“新冷戰”的條件。
只要中國堅持以改革開放為主導的國家戰略，堅持不當頭、不爭霸、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在解決具體衝突問題時頭腦冷靜，處置得當，中美兩國完全有可能也應該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國關係，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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