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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說》有一次上熱搜因為一位嘉賓的發言。
最新一期的節目中，邀請了人口學家梁建章，為觀眾們上了一堂生動的“催生課”。
總結來說，梁建章呼籲大家，為了國家，多生孩子。
因為如果大家都只生一個孩子，一千年以後中國人就會滅絕。
還沒等到過年回家，大家就提前感受了一把親戚們催生的恐懼。
但且不說中國人到底會不會滅絕，什麼時候會滅絕。
梁建章起碼有一點說對了：中國人越來越不想生孩子了。
“請為國家生個孩子！”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2016年1786萬人減少了63萬人，2018年，全國出生人口1523萬，比2017年減少了200萬。
二孩政策的開放，也並沒有挽救中國的生育率太多。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2007年到2015年，育齡婦女一胎生育率，呈急速下滑趨勢。從峰值數據來看（23-24歲女性為生育峰值），一胎生育率峰值，已從2007年的118.5‰，下降至2015年的50.79‰。
而二胎的生育趨勢呈現出了兩極化。2011-2014年的抽樣調查顯示，4年間，二胎最高生育率上升了11.24‰。
一孩生育率下降至“腰斬”的同時，二孩的生育率卻節節攀升。這意味著一個趨勢：生孩子的，只生一胎打不住；不生孩子的，連一胎都不生。
二胎的生育峰值，出現在婦女27-29歲之間。這意味著，80後積壓的生育願望，在政策放開後得到了集中的釋放。
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適齡生育的90後，為什麼連一胎都不想生了？
人口困境，不僅僅是中國的困境。日本和韓國政府，比中國更早陷入低生育率的恐慌中。
之前有媒體針對日本生育率問題編寫了這麼一首詩：“不愛不婚不生娃，島國人民多奇葩；日本政府操碎心，宅男宅女就不聽；老齡少子禍成雙，大和民族將滅亡！”拋開民族情緒，單從數據來看，擔心日本人會絕種並非誇張言論。
據日本內閣公佈的《令和元年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顯示，戰後日本迎來嬰兒潮，而後從1975年開始放緩。而前一年，日本新生兒有210萬人，這一年則減少了10萬人。到2018年，日本新出生人口只有92萬人，而2018年有1
30多萬人去世。“少子化”、“低慾望”、“不婚不育”等形容詞，早已牢牢扣在日本頭上。為了刺激生育率，日本使出渾身解數，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似乎怎麼鼓勵都沒用。
無獨有偶，今年8月28日，韓媒爆出，韓國合計生育率僅為0.98。這意味著平均一名女子終生生產不足1名子女，成為世界唯一出生率進入"零時代"的國家。
“請為國家生個孩子！”這句話雖是戲言，但卻道出了韓國
政府近幾年來的心聲。據韓國統計廳發佈預測，韓國人口將在2028年後不斷減少。結婚5年內的夫妻，有超過40%都沒有生孩子。
韓媒自嘲是“世界首創”。按牛津大學的大衛·科爾曼的話說：韓國將是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生孩子成了一門虧本買賣
影響東亞人生孩子意願的原因很多，不過共性問題可以提煉為三個字：
生 不 起
這裡有一條完美的閉環：就算生得起，那也養不起；養得起，學不起；學得起，娶不起；娶得起，生不起…
讓東亞地區無數“準爸媽”斷掉生育念頭的一大因素是：天價教育賬單。
2019年的暑假，鳳凰WEEKLY曾做過一次篇報道：《月薪3萬撐不起孩子的一個暑假？對不起，今年漲到8萬了》。
文中的一位上海家長，培訓班+海外遊學，娃一個暑假方方面面開銷加起來，輕鬆過8萬。
據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的調查，在上海養個孩子，從出生到初中要花約80萬元，花費堪比發達國家。
然而在中國一二線城市，即使是白領，收入也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準的1/3。
隔壁日本的狀況也不樂觀。2014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公佈的“兒童學習費用調查”數據：從幼兒園到高中15年間，如果全部讓孩子上私立，共計需要1770萬日元；全部公立則需要523萬日元。
但日本國稅局公佈的日本人的平均年收，近幾年都在400萬—420萬日元之間徘徊。
此外，東亞女性對於生娃，還有另一重顧慮。就是生育會給職場女性帶來事業天花板。
調查問卷數據發現，85%的城市女性表示用人單位存在對女性的職業歧視行為。在眾多不平等就業條款中，還存在專門針對女性生育的限制。
為什麼東亞社會對女性生育的支持這麼少？
作家維舟曾經給出過一個解釋：他認為，現代化在東亞社會進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勵女性進入職場，去成就自我；另一方面，傳統的家長制和男權結構卻保留了下來。
兩者衝突導致東亞社會對女性在生育上的支持嚴重不足。從而又引發“女性的復仇”，也就是媒體口中的“生育罷工”。
在韓國這個加班大國，政府規定女性有3個月的帶薪產假，最多可以休到一年。但事實上，因為擔心離開公司太久對地位的負面影響，超過7成韓國人沒有休過產假。
此外還有一種聲音認為，各國之所以普遍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境，是因為因為欠缺讓人民兼顧工作與育兒的措施。
但是政策好，年輕人就願意生嗎？
也並非如此。譬如在“包辦婚姻”的新加坡，生娃能賺錢、結婚能賺房。為了鼓勵年輕人生孩子，
政府規定法定產假有16周，推出了“國慶日造人之夜”，但新加坡婚育率依舊低迷，成為人口出生率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對新加坡國民來說，這也是一個值得反覆思考的問題：如果沒時間交友和照顧家庭陪伴孩子，又有什麼理由把孩子生出來呢？為了精忠報國嗎？
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人
養育孩子的成本變高、女性付出的代價高昂，只是生育意願下降原因的一部分。
城市人口密度也對生育率有直接影響。
2003年-2012年東京23個區、26個市的人口密度與生育率呈現直線負相關。人口密度高的區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較為稀疏的地區生育率達1.4。（1）
當城市資源有限，人口超出了土地的承載能力時，年輕人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已經耗盡全力，便無心生育。
高人口密度帶來的資源競爭，首先體現在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上。
房價是最好的生育抑制政策，當人們為了買一套房需要花上半輩子、還得拼命加班還房貸時，能夠分給家庭的精力就有限了。
而更多的年輕人對什麼時候能擁有自己的第一套房毫無信心。
生活在韓國首爾的金政敏，在30歲的這一年，做到了年入3700萬韓元(約22萬元人民幣)。即使是在一線城市也不算差的收入了，也僅僅能維持收支平衡。
金政敏租住在首爾南部一間4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135萬韓元（約8000元人民幣）。每個近半收入都要用來交房租，“每天睜開眼睛就想，我又為房東打了一天工。”
而在北京，一個平均收入的年輕人，需要不吃不喝工作46年，才能負擔得起一個平均價格、人均住房面積的房子。
據北京市統計局信息，2018年，北京城鄉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33.08平方米。
有限的城市資源不僅限於土地。
土地有擴張的餘地，但是更多資源卻很難跟上，與生育密切相關的教育資源，就是其中之一。
在快速擴張城市裡，教育資源有多難爭取？
幾乎每年，一線城市都會被爆出“學位缺口”的新聞。
| 網上搜索“學位缺口”，每年都會出現大量報道和預測
2018年，深圳在園幼兒數達到53萬，超過北京、上海，在園幼兒數全國排第一。
按照“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規範”的要求，深圳在2015年應該有小學至少719所，而當年深圳小學總計只有334所，缺口達到385所。
據教育部門測算，預計到2020年，深圳小一學位缺口4.95萬個，初一學位缺口1.06萬個。這還是在學校已經擴建、擴班、增大班額的前提下。
為了爭奪有限的教育資源，父母需要花費成倍的精力。
如果說人才招引是城市發展的方式，那麼跟不上腳步的教育資源，是擠出人才的最好方式。
來到這座城市的年輕人，只能選擇離開這裡，或者不要孩子。
“我都不幸福，孩子能幸福嗎？”
被有限資源消磨的，不僅僅是年輕人的時間、精力，還有他們對與生活的熱情。
34歲的韓國人金寶拉不想結婚，更不想生孩子：“沒錢、沒資源、沒時間，每天下班只能縮在公寓裡吃拉麵，你讓我結婚生子？”
金寶拉跟弟弟、妹妹和朋友四個人合租了首爾市內一套70平的公寓，但如今的租金讓她備感壓力。合約到期後，她打算搬去首都周邊的衛星城，“市內已經住不起了”。
金寶拉很喜歡小孩，
“但回想自己的成長軌跡就會覺得：真的不值得。我不斷問自己，讓孩子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實在太累了吧？”
“他是不是會像我一樣，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也要加班到很晚，還要忍受著一些不能拒絕的社交活動。
即便結婚了，還得支付天文數字的房租，老了後還可能面臨‘老無所養’的問題。
孩子生活在這個世界，應該是充滿希望，期待美好，但我覺得他來到這個世界，一輩子都不會幸福的。”
在北京生活的文心今年27歲，距離家裡給的“結婚deadline”還剩下1年。
但她對婚姻和生育毫無期待。“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加班，假期微信回覆一個不及時還會被訓斥，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休息時間。我不知道生活的樂趣在哪裡，也找不到生活的意義。”
“如果生活就是這個樣子的話，我為什麼要將一個生命帶來這個世界，讓他再體驗一遍？”文心說。“也許有一天我會迫於家人的壓力，結婚，生下他，但我應該會為此感到很愧疚。”
在被社會裹挾著前進的時候，東亞年輕人的個人生活幾乎全都被擠壓殆盡。
人們試圖想要超躍自己所處的階層，但所做的努力收效勝微。努力和奮鬥不再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而成了維持自己生活的必須狀態。
《低慾望社會》一書出版以後，一位四處打工維持生活的日本年輕人，在作者的空間裡留下了一條評論。
他說：不是低慾望啊，是對未來的恐懼超過了慾望。
當年輕人們對生活變得毫無期待甚至是充滿恐懼，再多鼓勵生育的政策，也許都難挽救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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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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