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築城門：在德不在險？
北宋中期，一位叫範祖禹的儒臣也對宋哲宗說過這樣的道理：“新城（北宋東京外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百年之後，南宋詞人陳亮對此評價道：“在德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範祖禹的話，確實書生氣十足。縱觀整個北宋時期，來自邊疆的威脅無時不在。儘管宋遼檀淵之盟（公元1004年）後，北方契丹的威脅暫時緩解，但西夏軍隊的鐵騎聲仍不時響起宋神宗時，為了對付勁敵，京師兵馬大量西調，這也讓它的守備力量薄弱起來。於是，從宋太祖時即開始的修城活動，到宋神宗時期達到鼎盛。其中，城門的修建至關重要。神宗末期，皇帝下令買大量的木頭去修置京城城門，並開始修建甕城。到了哲宗即位初，外城城門的修建才大功告成。因了這場轟轟烈烈的修城活動，書生範祖禹才有了上述言論。
此外範祖禹還對在京城修建甕城頗為不解。他認為外城城門配置甕城，且用鐵皮裡門，實在是不倫不類，宋朝歷代先皇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甕城是什麼？宋代著名軍事著《武經總要》中有描述：“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為之。高厚與城等，唯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偏開一門”是甕城的關鍵。因為甕城門不與城門對開，敵軍進攻甕城時，就得繞過甕城的正面，來到“偏”攻城。即使攻破甕城門進人甕城，由於城內道路曲折，還會影響進城速度。更為重要的是，攻入甕城的敵軍，將要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變成“甕中之鱉”。
讓人不解的是，根據史料記載，甕城至少在漢代至魏晉時期即已出現，為何範祖禹會對此大驚小怪？其實，答案也在他的話裡——“甕城乃邊城之制”。也就是說，甕城是邊城才用的防禦設施，不宜用於京師。但是即便如此嚴實的城門，最終也沒能抵擋大金的鐵蹄。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二月，一位叫周輝的大臣出使金中都，途經曾經的帝都東京，當他跨馬進入外城東牆的新宋門，只見京都的城門被修建得機關重重：“樓槽壕塹甚設，次入甕城，次入大城”，整整經過三重門！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東京的失守就始自城門。《靖康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史書中明白記載，金軍兩次攻打開封城，都是以外城門為突破口的。
只是帝王的用心，也並非全然白費。北宋末年，一位叫孟元老的少年隨父來到東京，迎面而來的外城給他以強烈的衝擊。他後來回憶道：“且暮修整，望之聳然。城裡牙道，各植榆柳成蔭，毎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這樣的東京外城，儼然一座軍事城堡。其震懾作用，不可小視。它的作用，正如美國城市設計的著名學者凱文·林奇在《城市形態》中所說：“這些形態是表現權力的冷酷工具，用來使一部分人屈服於另外一部分人，……這些形態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安全感、穩定感、永恆感，一種威嚴感和自豪感。”說的雖是城牆，但對牆上點睛之門卻也同樣適用。所以歷朝歷代，京師的城門，無不重裝。明萬曆年間，利瑪竇在南京看到“十二座門，門包以鐵皮門內有大炮守衛”。而甕城也遍設於這個朱元璋欽定的國都裡。比如在通濟門內，就有三重甕城四個門。這些最先由北宋帝王從邊城搬來的城門防禦設施，終於在後世的都城裡開花結果。
看來，無論哪個帝王，都不具有以德懷人的自信。
城門之重：讓人哭謝而退
城門，確實事關權力的威嚴。公元4世紀，鮮卑族政權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隨後開始大修都城。南朝人卻在背地裡譏笑他們。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把北魏政權稱為“魏虜”，並說這個蠻夷政權裡，最初“妃妾皆住土屋連宮城的大門也“門不施屋”，到了後來，“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為重樓”。也就是說，沒有高大的城門樓。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痛下決心，改易風俗。其中一個動作，就是大建門樓。《洛陽伽藍記》有云：“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鏞城門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如雲也。”這個一心慕華的鮮卑君主，似乎想用“望之如雲”的城門樓，來證明北魏王朝的天授神權與文明的高度。
清康熙七年（1668年，時任湖南祁陽知縣的王頤說，城壁樓櫓之立，可“振民之力而使興也動民之情而使和也，呼民之性而使覺也。仰之使知所載也，望之使知所也”，“信有關於政治也”。
“望之如雲”、“望之使知所歸”的城門，構成中國古代城市的天際線。這些城市中最高的建築，不是皇宮，不是王府，不是千年古剎，更不是富商豪宅，而是城門。它處在城池邊界，作用是向過往之人宣示政權的威儀。
除了高聳的城門樓外，漢長安城城門的考古發現，又提供了城門與權力關係的又一個線索。
漢長安城有12座城門，東西南北各3，每門又有3個門道，與《周禮》所載的“王城”驚人吻合。
然而，其中的“門道”不僅限於此。以直城門與宣平門為代表，門道與門道間相隔4米；而西安門與霸城門，門道與門道之間相隔竟達14米，可想見當年城的雄偉氣勢。而這兩個門道間隔14米的城門，分別對著未央宮南門與長樂宮東門，在空間上與權力中心十分接近。後來大唐長安南面的城門——明德門，更是突破三道之限，赫然出現五個門道。《易·說卦》說：“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作為南面而治的象徵，正南的城比其他城門更肩負著彰顯皇權的使命。
可城門的政治秘密，還藏在更裡面。大唐貞觀四年（630年）四月三日，唐太宗李世民端坐在宮城正門順天門（後改為承天門）上，下令擺設各色珍寶，以顯示大唐之盛世，然後引見東突厥首領頡利，歷數其罪狀。在如此聲威之下史籍載：不可一世的頡利可汗“哭謝而退”。
皇城或宮城的正門上，不處理瑣碎的政務，卻是最具儀式感的大典舉行之所。在這裡，皇帝接受俘虜、頒佈大赦、接受四夷朝貢。
而這場聲威浩大的儀式能在門前舉行，與門前橫街也有關。承天門前橫街寬三百步，約合今天的411米，是長安城中最寬闊的街道。它就像一個大型廣場，能夠承載浩浩蕩蕩的人群。在這裡，除了獻俘等儀式，有時也舉行觀燈、賜酣之類的表示君民同樂的活動。總的來說，由承天門統帥著的大型廣場，是展示皇家權力及尊嚴的場所，猶如天安門與天安門廣場這與西方城市中佔據重要位置的市政廳前廣場，有著十分不同的文化內涵。
這樣的皇宮大門及門前廣場，被後世的王朝繼承下來。而作為廣場之“冠”、也就是權力之“冠”的門，讓統治者始終惦記心上。北宋政權一統天下後，趙匡胤下令大修北宋東京皇城門——宣德門：門洞由兩個增為三個，並在門樓兩側建有左右兩觀。文人梁周輸作有《五鳳樓賦》，盛讚改建後的門樓：“臺卑者崇，屋卑者豐…去地百丈在天半空”而城樓兩側“雙闕偶立，突然如峰”！
“突然如峰”的雙闕，其實在春秋時代就出現了。《爾雅·釋宮》中說：“觀謂之闕。”《古今注》則說：“古每門樹兩觀於其門。”在門的兩側分別樹立雙闕，讓門顯得更加有氣勢。巍峨的闕，天生擅長於展現權力，於是被運用於重要的城門、皇宮門、寺廟門等處。到了隋唐時期，這門旁的雙翼漸漸凸起，形成一個倒“凹”形平面，讓門圈出的空間內有一種封閉之感。雖然宣德門已長埋地下，可我們卻可以從至今尚巍然聳立的故宮午門感受到門闕的威嚴。午門是明清王朝的宮城正門，其兩側凸出的闕，與高大的城樓形成封閉的空間，既增加了整個建築的縱深感，又讓人有森嚴和壓抑之感。美國現代建築師摩爾菲曾驚歎，午門體現了“一種壓倒性的壯麗和令人呼吸為之屏息的美”。
高聳、龐大而壓抑。與這樣的門相配的，是要彰顯威嚴甚至肅殺之氣的儀式。在修建這些門時，統治者就特別注意將“威儀”、“震懾”融到設計之中。不可一世的東突厥可汗頡利流下眼淚，或許與大唐天子背後之門直接相關。
地方城市的城門上，沒有如此威嚴的政治儀式，可作為出入城市的唯一通道，卻是古時官府張貼公告、曉諭民眾的場所。不過它的政治功能更多是無形的，也就是通過巍峨的建築來作為城市和政權的象徵。因此在中國古代繪製的政區圖上，可以不繪製街道，不繪製寺院，甚至不繪製官署，但是城牆和城不可缺少。
不過也有例外。據文獻記載，宋代有個仙遊縣，負山帶溪，形勢險固，長期沒有修築完整的城牆，但到了南宋乾道年間，卻出現東西南北四座城門——沒有城牆的城門。到了明清時期，這樣的情況仍然存在。（光緒）《處州府志》上載，處州府下轄的松陽縣、遂昌縣等縣，均沒有城牆，卻赫然聳立著一座又一座城門。
在西方古代的城市裡，也不時閃現城門的身影，比如雅典在希波戰爭（公元前499年至前449年），就修築了長長的城牆。有了城牆，牆上的城門也是理所當然地存在了。可西方的城門形象，比起神廟、廣場和教堂等奪目的身影，卻顯得十分模糊和黯淡。也許正因為如此，當西方人走進中國城市時，總是第一眼就被巍峨的城牆和城門所吸引。
城門開閉：為了內外有別
上世紀20年代，瑞典學者喜仁龍迷戀上北京的城牆與城門後，注意到一個現象：
夜幕一降，城門就變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起來。城門在居民沉睡的時候是關閉的。黎明，當第一個旅客趕著大車或小騾車踏上漫長的旅途時，厚重的木城門就被緩緩推開，猶如一位剛被喚醒的巨人呻吟著。漸漸地，進城的鄉下人越來越多……日上三竿，城門處的交通活動也紛忙、雜亂起來。
這是夜禁制度的末日餘輝。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墨子·號令》中，就已記載了晚間關閉城門的制度。而《唐六典》的註文裡，更是有著生動的記述：
夜，第一咚咚聲絕，宮殿門閉；第二咚咚聲絕，宮城門閉，及左右延明門、皇城門閉。其京城門開閉，與皇城門同刻。
唐時，當各個城門關閉的同時，各坊的坊門也要關閉。在直通12座城門的大街上設有街鼓，日暮時，擂鼓800聲，坊門即關閉，此時行人只能在坊內活動，不能在坊外的大街上隨意穿行，否則會因為“犯夜”而受到懲罰。《太平廣記》中記道，有一位叫張無是的小官員，居住在佈政坊中。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冬的某天，他信步走在街上，卻聽到夜鼓響起，城門、坊門紛紛關閉。為了躲避巡夜檢查的官兵，不得已只好蜷縮在橋下過夜。冬天的漫漫長夜呀！夜禁的嚴格和震懾力由此可見一般。
如此嚴格的夜禁，一方面是防禦和治安的需要，另一方面，統治者也通過控制城門的開閉，劃分出了城內與城外、日與夜、法與非法的界限。
公元1170年，南宋政權定都臨安已30多年臨安府一位叫姚憲的官員上奏稱，臨安舊城門的門鎖因年久而“啟閉不謹”，提議鑰匙由大內鑰匙庫收掌，日落時分再“降付諸門”。這一建議得到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的採納。換鎖可能僅是種藉口，其目的是在皇室劫後重生、政權稍稍穩定之際，恢復業已混亂的城門啟閉制度。
可也正是宋孝宗本人，破壞了好不容易恢復起來的城秩序。
一日，宋孝宗和太上皇宋高宗出城西清波門，到聚景園遊玩，夜深方才返回大內。由於身邊有眾多隨從人員，體貼的皇帝擔心如此大規模的出入，會給處於熱鬧中的夜市帶來諸多不便，甚至發生踩踏傷人事件。於是他特地下詔，令諸城門至夜深方得關閉聖旨一出，城門日落關閉的規定開始鬆弛了。另據民間話本《裴秀娘夜遊西湖記》記載，因為宋高宗好夜遊西湖，一時催生出夜遊湖的時尚。於是那些臨安府城內開店鋪的人，每逢佳節就會跑到湧金門外，僱請畫舫或小划船，興致勃勃地夜遊西湖。
南宋臨安醉生夢死的夜間娛樂，終究只是曇花一現。到了元代，城門啟閉制度又嚴格執行起來。然而，驚鴻一瞥的狂歡場景，並不全是南宋皇帝尋歡作樂的罪證體現，還有歷史的深意在裡面。
除了美景，城門外還有什麼可能吸引到裡面的人？據史料記載，北宋東京、南宋臨安城城門外有不少店肆、瓦子。瓦子是宋代興起的一種極富特色的娛樂場所，不僅賣雜貨及出售酒食，還有相撲、影戲、雜劇、傀儡等各種娛樂表演。而娛樂業發展的背後是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可繁華的店肆、瓦子，為何不全集中在城裡，而是在城門外呢？
其實，瓦子雖是宋代興起，店肆卻很早出現在城外了。《通典》卷7《食貨七·天下盛衰戶口》，描繪的盛唐開元的太平景象可供參考：“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原來這些“夾路”而列且集中於城門外的通途兩旁的店肆，做的都是商旅買賣，從而形成店肆密集的城門外商業區。
作為城市防禦上最為薄弱的一環，城門不可以隨意開設，它往往設置在城市重要的對外交通線的方向。而當對外的商業交流頻繁時，城門外便聚集了熙熙攘攘的逐利之人。
宋廷規定，東京商人分為大、小賈兩類，小賈就在城門處交稅為此，外城門設有監門官，專門負責收稅工作。而在明清時期的北京城，順著大運河滾滾而來的貨物，要通過崇文門進城，於是在這裡便設有全國最大的稅關，這個稅關於明弘治六年（1493年）設立，民國十九年（1930年）撤銷，存在時間長達437年。繁重的稅務，延長了商人們滯留門外的時間。
更讓人鬱悶的是，那些牛、馬、豬、羊等大宗商品，經常被規定不能在城內交易，於是堿門外就成為它們天然的集散地。而很多依傍河流修建的城市，城門外有時是重要的渡口、碼頭，貨物也不得不在此裝卸。
城門之處，關卡重重，限制重重。可也正是這諸多的麻煩讓外來的人、城裡的人，不少都聚集到城門外做生意。不僅如此這些外來的客商，還需要旅店、貨棧，有時甚至需要一洗勞頓奔波的娛樂場所，於是又進一步吸引了相關的從業人員。
更有不少城裡居民跑到門外後，竟從此不願回去了。據史料記載，北宋東京外城的城門外，由於便利的交通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曾形成繁華的草市，史稱“京城門外草市”。所謂“草市”，原是指鄉村定期集市，大都位於水陸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驛站所在地。而當這個草市緊鄰城門時，往往會發生有趣的變化。
那時，草市的繁華讓不少鄉村居民、外來者選擇到此定居。而這一份熱鬧，也漸漸地吸引了一些城裡居民外遷。《續資治通鑑長編》上記載：所謂“京城門外草市百姓”，“多是城裡居民逐利去來”。於是，隨著城外商業區和居民區的出現這門內門外的區別，也漸漸變得曖昧和模糊。
城門外的市場和居民區一直存在，比如北京。作為最後三個王朝的都城，它曾吸引著來自全國的客商和貨物：江南的貨物、客商順大運河而來，積聚在崇文門外；來自河南、山陝等地區的客商、貨物則跨過太行山西路匯聚在宣武門外。於是，城外居民日益增多。到了嘉靖年間，由於蒙古族不斷侵擾，為了保護南城居民，政府才開始修建外郭城，漸漸地又把城門外的居民用城牆圈了起來，城門也重新成為城內與城外的分界線。
隳城之風：到底孰輕孰重？
20世紀20年代，瑞典學者喜仁龍站在正陽門前，心裡五味雜陳。這座北京內城的正南門，甕城已被拆除，箭樓就像孤島般聳立著。1900年八國聯軍在正陽樓上點燃的炮火，彷彿已嘲笑了甕城等機關算盡的中古防禦設施。而門樓東西兩側的城牆上，赫然出現兩個新開的門洞。據史料記載，進入民國後，因正陽門東側有京奉鐵路火車站，西側有京漢鐵路火車站，有軌電車也即將從正陽門通過，於是打通更多的門洞成為交通的需要。而在明代只開了4個城門的西安，此時也在開通越來越多的城門和門洞。
多開城門和門洞只是暫時之舉，拆牆和毀門才是一勞永逸更何況，城門和城牆已成了封建社會的象徵。於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北京的城門和城牆開始被大規模拆除。此風一起，則全國仿效，於是，曾經屹立了數千年的城門，幾十年間便全然消失。
不過一城之門消失了，並不意味著“城門”真的就不存在了，相反仍含有政治色彩的城門甚至更多了——城市內大大小小的政府機構、學校等通過圍牆，構成了現代的城中之城。這些城中城，大都有著森嚴的門禁。比如擁有現代“太學”身份的北大，門禁就越來越森嚴。而自1800年起，美國白宮就允許公眾參觀。面對中國的種種門禁，不少人解釋，這是為了門裡人的安全。可門裡的人不一定不會製造危險；而門外的人，也並非總是形跡可疑。這門禁裡保護的，除了安全，恐怕還有無形的權力和優越感吧。
而那條作為城郊分隔線的“城門”，也似乎比以前更厚了。曾經，有居住在城裡的人跑到城門外，去追逐那煕熙攘攘的繁華，然後把郊區變成新的城。曾經，當一位官員任職期滿或心生厭倦時，也會走出城門，回到鄉村，在悠然見南山的日子裡，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鄉紳。而如今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僅擁有政治權力，還擁有無可比擬的經濟權力、社會權力與文化權力。城市與鄉村、大城市與小城市、富人區與平民區，橫亙在其中的，是種種無形的“城”，它們都被變本加厲地膜拜起來。於是，“城門”外徘徊著的，是想要進門卻望門興嘆的人；而“城門”裡站著的，是永遠不願走出門的人。中國的城門，無論有形還是無形，都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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