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死亡逼近，在先秦諸子各家學說出現以前，中國的先人可從一個途徑得到內心平靜與安慰，那就是原始宗教的死後信仰。
相較於世界各大宗教的死後信仰，如基督教的天堂與地獄，佛教的西方極樂世界與地獄，古代中國已有自成文化的“彼世”觀念。
借“彼世”觀念來消解死亡恐懼
在殷商時代人們的眼中，先王、先公死後靈魂會上天，成為上帝的輔佐，是故卜辭中常有先王“賓於帝”之文，“賓”為配享之意。
殷人認為先王死後昇天，配享於殷人之上神旁，可見死去的王、公是可以“死而不亡”的，不但死後並未絕滅，而且可以維持其生前之身份，更具備支配人間的超自然力量，性質與神接近，如“盤庚遷都事件”——盤庚通過死後祖神的力量解決了遷都一事。
“盤庚遷都”畫像
這些先王、先公死後對人世之事能洞燭機先，且有禍福子孫的能力，他們“活”在另一個世界，並能與現世互相感通。因此，早在殷商時代，中國即相信人能“死而不亡”，至於這個天上世界是否對一般百姓開放，死後百姓的靈魂能否亦能不滅，今無足夠的資料以證實。
然而，至春秋時期，在子產生活的時代，天上世界已非王、公之專有。子產曾提及，一般百姓一旦遇意外事故而橫死，其魂魄亦能附著於別人身上，而大肆作怪；更何況以伯有曾於鄭執掌政權三代，其養身之物，汲取之精粹又較一般百姓為多。所以，子產相信已死之伯有，其鬼作祟，乃是當然之理。
《左傳》中的這一段清楚地說明，當時靈魂的觀念已擴及每一個社會成員，只是社會階級較高之魂魄仍較一般匹夫匹婦來得強旺且持久。子產認為死的存在與生前的生命力密切相關，或許不能算是當時普遍的認知信仰，有可能是他個人對此事的解釋。
子產畫像
由此可確知，在佛教東傳以前，中國古代確有對死後世界的信仰勾勒。如果我們再將《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之言：“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也算在其中的話，那麼中國的死後信仰，至少可以追溯自公元前八世紀。
我們由這些原始信仰以及對死後世界的描寫中，多少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對生命的觀感。他們普遍相信有一個“死後的世界”，人亦在死後成為鬼神。這些鬼神常以夢來作為人鬼相通的情境。
不僅如此，鬼神死後之世界大抵延續著生前世界的權力、影響力，基本上表現了“死後如生”的思維。而生者與死者之間，藉由彼此相類似的世界，而緊密相關。這層熟悉感，除了可以多少消解即將往生者對於死後未知世界的恐懼，也藉由此而衍生出許多的喪葬儀節，使往生者家屬能自覺為已故家屬多做點什麼，從中安撫了親人逝去的傷痛。
《東周列國·春秋篇》鄭莊公劇照
無論是在神話中，或是在原始宗教中，個體的生命在死亡之後，總會有一去處，肉身的消亡冥滅並不會是生命的句點。這樣的思維，的確在面對生死大關時可帶來某種心理慰藉，這是一種藉由“彼世”的觀念來消解死亡恐懼之法。
周代人文精神的躍動
中國的生命思維，開始向前跨越一大步的時期，應要算在周之繼商而起時，而進步的最大動力即來自於“人”的意識的覺醒。
人文精神的躍動，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在“尚鬼”風氣中的殷商，於宗教崇拜之中，便是因在生存環境中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對客觀生存環境中的無奈，而放棄自我的責任，並將一切問題交給了外在的神，此時的信心來自於對神的信心。
殷商時期君王
然而，這種風氣到了周代慢慢開始產生變化，人漸漸在歷史中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地位。這部分可由青銅禮器上的紋樣與圖案窺得部分端倪。
商代的“尚鬼”風氣展現在青銅器紋飾上，偶然出現的人形常是威風凜凜的獸形神之下的配角。換言之，人常常處在屈從的地位。青銅器紋飾風格主要以神秘莊嚴為主，動物圖騰佔大多數，可見當時盛行著原始意味的祖先崇拜，商王亦即是藉此神權思想統治百姓。
西周時代，圖像化的蟠螭紋興起，而以蟠螭紋為主要紋飾的青銅器，不再帶有神秘的色彩。
春秋戰國之際，即使器物上偶有神話動物之形，但這些異獸卻已無商代神話動物那種令人望而生畏的意味。動物圖騰漸轉為人獸同體的圖樣，而神話裡的動物，亦漸漸被納入古史系統。
蟠螭紋
遠古的神靈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人類社會中崛起的帝王與聖賢。“人”的自覺開始在這些過程中日益顯明，先民便開始與神告別。
周代人文精神的自覺，主要來自於他們的憂患意識。周人在此意識的躍動之下，將信心的根據轉移至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上，對事認真、精神集中，這種心理狀態便是“敬”。
這種“敬”的概念不同於宗教的虔敬。殷宗教的虔敬心中，並未有人的主體性，自己是完全徹底地皈依了神；而周初建構的由“敬”所組構的觀念世界，是將人的精神由散漫而至集中，凡事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內發自覺的心理，突顯了主體的積極理智之作用。
這種“敬”的觀念便展現在周初的神人關係上，神對於人，僅居於監察的地位，而監察的準據在於人們行為的合理與否，不再無條件地支持某一統治集團。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襄公劇照
所謂的天命，漸從其神秘的氣氛中擺脫而出，人們可以從自我的行為加以瞭解掌握天命，天命更是人類合理行為的最後保障。
從《左傳》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如齊襄公在外打獵時，見到一隻大豕，而這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襄公怒而射之，卻被大豕站立啼哭似人的姿勢所驚，因而傷足喪屨。又如子產為韓宣子解釋晉平公之夢境“夢黃熊入於寢門”時，認為黃熊是禹王之父鯀死後的化身。
以上二則，皆為當時人對於已死之人化身為動物的記載。雖然史家對《左傳》關於鬼神禍福之事記載太多而多有批評，但換個角度想，這未嘗不是反映了春秋時代社會對人死後身歸何處的種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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