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早期階段，統一全國後的中央政府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進行官僚秩序的集中構建。到了漢武帝時期，官員隊伍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初期的規模，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都設置了相應的政務官員進行管理。在這個龐大的官僚群體中，漸漸湧現出了兩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它們彷彿如同陰陽的兩極，行事作風截然不同，為人處事大相徑庭，但是卻殊途同歸地都為西漢中後期的社會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這就是西漢時期的循吏集團和酷吏集團，在司馬遷和班固的史書中都對於這兩個集團有專門的描述，其具體為何，且待筆者慢慢道來。
西漢政區
淺談西漢時期的循吏與酷吏集團
西漢時期實行的是嚴格的積功升遷制度，基層官吏是依靠政績來逐步升遷的。而循吏集團與酷吏集團的共同點之一就是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政績，成果斐然。可以說這兩個集團都是西漢時期官員的優秀代表。關於“循吏”與“酷吏”的定義，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過明確表述：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從中可以看出，“循吏”指的是遵守法律，安民理政，沒有舉世矚目的功勞，但是也沒有過錯的良臣。“酷吏”指的是善於彈壓刁鑽頑劣的地方豪強，作風強硬，手段殘酷的幹吏。簡單來說，這兩種官員中循吏是勸克桑農、循循善誘，以王道治理百姓。酷吏是殺伐果斷，手段殘忍，以霸道約束百姓。這兩類人雖然做法不同，但是都將社會良好地穩定了下來，使百姓生活步入了有效的秩序之中。
太史公
循吏集團
由於特殊的時代性，司馬遷的《史記·循吏列傳》中只留存下來了先秦時期的循吏記錄，所以本文不加以涉及。班固的《漢書·循吏傳》中記錄了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六人。當中既有儒生出身的文翁、龔遂，也有小吏出身的黃霸、朱邑。當中，黃霸最後登上了丞相的高位，成為宣帝時期的國家棟梁。概括說來，這幾人的行政作風就是“外寬內明、得吏民心”的仁政。文翁在巴蜀大興文教，武帝時期，“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王成任職膠東相，兢兢業業，在大災荒時期獨立治理收留了八萬多的流民。朱邑身為國家大司農，主理全國財政，家中卻廉潔自律，家無餘財。他在位時期將自己的俸祿大部捐獻給了同族的鄉民，敬老賑貧。龔遂在饑民造反時勸諫皇帝暫停鎮壓，自己以王道成功說服亂民，而後開倉救濟貧民，挑選清廉的官吏安撫百姓，讓他們各安生業。一場大亂隨之而消失，令天下欽佩。召信臣勸克桑農，富民有方，經常出入于田間阡陌之中，使得全縣風氣大振，百姓安定富足。這些循吏基本上都是在武、昭時期入仕為官，在宣、元時期走上事業巔峰。從他們的事蹟可以看出，進入循吏集團的標準有兩個，第一就是要在任上卓有政績，第二點就是要為人正直良善。《漢書》中說的也非常清楚“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論才能，這幾位也是百官表率，但是濫用刑罰，殺戮過多，所以不將其納入到循吏集團之中。
循吏是當時官員的典範
酷吏集團
相比於循吏集團，酷吏集團的人數更多，特徵更為明顯，分佈得也較為錯落。《漢書·酷吏傳》中共記載了十四人，此外還有更為著名的張湯、杜周，單獨立有傳記。班固在撰寫該部分時將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中的大部分材料都囊括在了其中，故而筆者統而言之。“酷吏”一詞根據司馬遷和班固的解釋為：“方略教導，禁奸止邪，酷烈為聲”。然而兩人對於酷吏的評價卻大多數都是積極正面的。
司馬遷直言：“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雖慘酷，斯稱其位矣。”
班固也點明：“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張湯是漢代酷吏的代表
可見兩人都認為他們的手段雖然殘酷，但為人上還多是正直不阿的。而在酷吏之中，郅都誅殺豪強，震懾一方。寧成以嚴刑峻法治理貴族，宗室豪傑人皆惴恐。由此可見，酷吏集團中也是不乏能臣幹吏。不過，極致的權力往往容易帶來囂張跋扈和恣意妄為。比如武帝時期的酷吏權力熏天，周陽由就是當中的代表，據史書記載看來，他的囂張跋扈已經是無以復加。《漢書》雲：
“（周陽由）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酷吏多濫用刑罰，手段殘酷
這樣的人完全無視國家法律和行政規範，肆意妄為，最後被處以棄市的刑罰誅殺。而後來的王溫舒更是變本加厲，他年輕時就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為了搶奪路人財物，他常常在夜晚以錘子殺人後掩埋。他後來因善於處理案件提升為御史。在他督捕盜賊的過程中，殺死了很多人，逐漸升遷為廣平都尉，後又升任河內太守。最後因為貪婪成性，以權謀私瘋狂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而被誅滅五族。相較於執法嚴苛，但是清廉如水的張湯而言，王溫舒真的讓人不齒。《酷吏列傳》中大多都是武帝時期活躍的酷吏。到了後來的時期，酷吏依然不絕於史冊。田延年、嚴延年、尹賞等人都是在宣元時期的酷吏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酷吏集團中並沒有人出任過丞相，職位最高的就是張湯擔任過的御史大夫一職，位列三公。這也許就是因為酷吏集團殺人過多，威望有餘，民心不足，官聲民意難以勝任丞相、大司馬等重要官職。
西漢為何以循吏、酷吏共同治理天下
正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陰陽之道，一向一悖。”政治也是如此，社會當中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聚合體。既有民風淳厚的良民，也有蠻橫霸道的刁民。在武帝時期地方上更是一度被豪強大族所控制。這些大族魚肉鄉里，並且有一定數量的人員和朝中勢力，很難以溫和的手段治理。所以，國家內部需要酷吏的存在。但是，酷吏的品德很難得到保證，一旦賦以重權便很難加以鉗制，極其容易膨脹甚至專權。因而，國家還要大力表彰循吏，特別是褒獎其品格和德行以為百官的表率。簡單來說，酷吏是非常時期的應急手段，是針對國家重大問題的一劑猛藥。國家平穩後這些人很快就會被投閒置散，以備他時。循吏是國家立下的表率，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做到，不過中央還需大力宣傳推廣，希望可以獲得更多的循吏來治理天下。
循吏黃霸像
事實上，西漢時期的循吏與酷吏是一種良性循環、合理搭配，你升我降的運作模式。武帝時期，酷吏當道主要就是為了削減漢初就已經盤根錯節的貴族勢力。在這一階段，史書中的循吏一般還在歷練當中，既沒有捲入到酷吏興起的牢獄之中，也能夠更有效地深耕地方、增加閱歷。而到了霍光秉政、昭宣中興時期，酷吏便開始逐漸被壓制。很多酷吏都是在昭宣時期退出了歷史的舞臺，田延年自刎，嚴延年棄市都發生在這一時段。在他們之後，黃霸等循吏佔據了朝廷的主要位置，將昭宣中興推向了另一個高峰。可以說，昭宣中興的成就既包含了循吏的勸克桑農，仁義道德。也包含了酷吏的懲奸除惡，殺伐決斷。他們共同撐起了一個盛世，應該得到後世公正的評價。
霍光秉政，昭宣中興
循吏與酷吏共治天下對於後代的影響
漢朝的興亡前後共計將近四百餘年，對於後世的啟示與影響也比較多。不過由於長期的分裂和戰亂，國家內部的制度建設出現了停滯。到了唐代中期，這樣的治理模式又再一次地被廣泛應用。這就是武周時期，武則天需要酷吏集團為自己排除異己，同時也需要能夠良好治理天下的股肱重臣。所以，來俊臣、索元禮、周興等酷吏和婁師德、魏元忠、狄仁傑等良臣同時並立於朝堂。陰陽兩道再次融合，國家也在這一時期不斷前進與發展。不同的是，武周時期的酷吏一般沒有地方行政經驗，並非能臣幹吏，只是專門負責羅織罪名，大興牢獄為皇帝掃清障礙的佞臣。所以，在這一時期循吏集團和酷吏集團之間更多的是鬥爭與反抗，缺少了漢朝時期的配合與協調。不過，武周時期依然能夠上承貞觀、下啟開元，成為中國歷史上發展較好的一個時代，足見這種模式還有其可取之處。
唐代酷吏請君入甕
綜上所述，西漢時期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皇帝同時重用酷吏集團與循吏集團，在不同的時期，二者的主次分工也有所不同。酷吏為政嚴苛，主要針對豪強刁民。循吏仁義忠厚，主要負責穩定社會。在武帝時期，酷吏大行其道，循吏深耕地方。宣元之際，循吏出入中樞，酷吏逐漸黯淡。這樣合理的分配與協作使得西漢自“文景之治”後再次出現了“昭宣中興”。可以說，兩方集團都對於這盛世景象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於整個歷史的發展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史記》，《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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