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清政府为什么那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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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地丁银)、盐税、关税、矿税、茶税等。其中田赋是清前期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长期占总财政收入的61%-88%之间。受重农抑商思想影响,清朝统治者不太重视商业,不鼓励抬升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征商税在财政中所占比重一直较小。


但需要看到的是,尽管统治者不重视商业,但随着农业经济的积累,明清工商业却较前代有很大发展。长途贩运、金融汇兑等业务在明清两代十分繁荣。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军费开支庞大,清朝统治者决定加征商税,称之为“厘金”(实即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这项制度为明朝所没有,可能是受洋人税务制度启发吧。1853年厘金制度率先在战火频仍的江南实行,主要为江南清军筹措军费。之后厘金制度通行全国,达到“无处不卡,无货不税” 的程度。税率也从起初的1%,增加到5%-10%之间。至光绪十三年,厘金收入已有一千六百余万两之巨。

另外,由于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加之清朝采用了英国关税管理制度,海关收入大幅增加。1861年,清朝海关收入大约为490余万两,十年后又超过一千万两大关。

厘金和关税,成为清廷维持财政运转的两项重要收入。大约在光绪中叶,已经与田赋持平,达到3000余万两,清末更是爆炸性膨胀到7000余万两。

湘军、淮军自己也可以征收厘金,也可以经商。徽商就曾经替淮军的盐务、粮食等方面的商业活动。


机哥聊野史


的确,作为一个末期王朝,清政府有钱的有点不正常,甚至在清朝末年,清政府的年收入居然节节增高。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仅仅前十个月,清政府的收入居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3亿两!创下了中国封建王朝空前绝后的记录。

为什么清政府的财政在王朝末期,居然能够逆势上扬呢?

首先,清政府在基础税制上就与之前历代王朝不同。

清朝之前,明朝就是被活活穷死的。明朝亡时,国库里就剩下几千两银子,穷的可以跑耗子。明朝的财政困窘并不是因为生产力不行,而是因为他们实行了一个很奇葩的制度——士绅免税。

明朝规定,有功名的士人和有功勋的勋贵,他们的土地可以减税或者免税。这让明朝地主阶级的资本积聚速度空前加快,很快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而明朝政府的税收全部压在了苦哈哈的老百姓身上。到崇祯年间,土地已经被天下的地主兼并的差不多了,而朝廷的开支全部压在尽剩的一点小农身上,朝廷不断加征,让农民即使丰收也不能缴清税款和欠款,于是干脆抛荒,投奔李闯王了。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一入关后,就确定了基本国策——官绅一体纳粮,谁也别搞特殊化。雍正朝之后,还搞摊丁入亩,不收人头税。总之,在农业税的税收压力上,清朝是相对比较均匀的。而由于地主阶级同样纳税,让清政府的税源远远比明朝广阔的多,收入也比较稳定。

到了康熙六十年,康熙皇帝为了庆祝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决定给天下人发一个福利——田税永不加征。

也就是说,清政府的农业税税率从康熙之后就锁死了,别想在这上面再打主义了。后世的清朝皇帝也的确如此,再困难都没有想过要像崇祯一样调高税率搞加征。

但是税率固定,并不代表财政收入固定。康熙雍正年代,按照当时的耕地数量,全国的财政收入大概在四千万两。经过乾隆朝的人口激增,到了道光年间,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稳定在了六七千万两银子左右,如果风调雨顺的话,还一度能收到八千万两。

八千万两农业税,对于清政府来说就够用了,甚至还能略有盈余。但有一个前提是——不能打仗。

赶上了修河、战争这种事,这点钱根本就什么都不顶。

从道光年间,清朝的战争就没断过。鸦片战争、陕甘回乱、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最可怕的还有十四年的太平天国。一面是军费的几何级增长,一面是战争破坏了税收基础,清政府在道光、咸丰年间真是山穷水尽。

而且,他们还不能像明朝一样加征农业税。

所以清政府只能另想办法。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等人办理地方团练,没有军费,咸丰帝迫不得已,允许开征厘金。

所谓厘金,是一种商业流通税。团练的军队在战区设置关卡,收取过往商人的税款,一般税率在百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战争年间商人也是暴利,收取厘金获利颇丰,湘军淮军就是靠这种新税种养活的。

发展到后期,清朝灭亡之前,厘金的收入居然已经跟农业税基本相等,两种税构成了清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

除了田赋、厘金之外,清政府还有几个历代王朝从来没有过的税种——关税和工矿税。

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进中国。洋布、洋油等工业产品凭借着质优价廉,迅速打垮了中国的民间手工业,让百姓日益困窘。但百姓虽然困窘,清政府却凭借关税大发其财。到清朝末期,关税已经成为了清政府最稳定,最优质的税源。所以各国对清政府要求赔款时,一直要求以关税作为抵押。

由于关税被抵押给了洋人,清政府的关税总督居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这位英国官员兢兢业业的在中国担任了半个世纪的关税总督,从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开始,直到1909年才卸任。在他管理下的大清海关,成为了整个清帝国下唯一一个没有任何腐败的部门。赫德创立了很多现代化的税收、邮电制度,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最后清政府为了感谢他,将他封为从一品的太子太保,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做梦都不敢想的荣誉。

由于海关的稳定,清政府的关税不断升高。但宣统年间,清朝关税已经达到了四千万两,成为了财政的重要支柱。


除了关税外,清政府还开设了各种实业工厂,如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等等。这些实业效益有好有坏,但总体上为清朝提供了不少收入。1900年以后,铁路的大量开设也为清朝带来不少收益。

除了新的税种外,旧的税种也在增长。虽然清朝不收人头税了,但是由于人口增长,一项由汉武帝留下的税收开始猛增——盐税。

晚清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亿,是人就要吃盐,所以清朝的盐税也不断增长,到了晚清,盐税也占到了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

总之,清政府在灭亡的前夜的确有了“回光返照”时的财政增长,但这并不能挽回清朝的国势。无可救药的腐败让清政府的收入大多用于各级官员的中饱私囊,钱财虽多,究竟拯救不了封建王朝的天下。


小约翰


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最高收入不过四千万两左右,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将一倍多,为8578多万两白银,到了宣统元年(1909)财政收入暴涨至2.63亿两!

那么,清末,清政府为什么这么有钱?它的钱又是从哪来的?我们不妨看看宣统元年(1909)的收入最大的几个税种:

田赋——48101306两盐课——46312355两厘金(商业税)——43187097两关税——43139287两洋、土药厘税(鸦片税)——33020000两这几个税种占了清朝财政收入的大头,加上其他小税种的收入,清朝宣统元年的收入达到了惊人的2.63亿两白银!我们逐一分析几大税种,来看看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贡献这么高的税收。

田赋田赋是中国古代最早就有的税种,也是各个朝代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咸丰二年开始,清政府就在四川开始加收田赋附加税,随后在全国多省开始增收,全国八年间增收的田赋达到了1000多万两。甲午战争后田赋附加税更加严重,以河北定县为例,甲午战争之后定县的田赋附加税比甲午战争之前增加了3.5倍。也就是说,田赋收入增加,是清政府把财政压力分派到农民身上的结果。

盐课道光年间,清政府每年盐税收入不过700多万两。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断增加盐税导致盐价不断上涨,到了甲午战争前,全国盐价比起鸦片战争前已经增加了一倍多。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再次增加了盐课,导致盐价再次增长了百分之六十。食盐是生活必需品,清政府通过涨价食盐来将财政压力转嫁给全体国民,使得盐课在清末达到四千万两的财政收入。

厘金厘金就是清朝的商业税,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起征,自开征日起就是清朝的财政支柱之一。同治年间厘金每年就能有1360万两上下的收入,最高可达1963万两左右。如此高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对厘金的征收异常苛刻,在各地设局和卡来征收厘金国内厘金局卡数量已达到了"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国内厘金严重剥削了我国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打击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列强在中国倾销,厘金制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税关税收入是清朝增长最快的收入。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关只有六七百万两的收入,到了清末却高达4300多万两,增长了6—7倍。海关收入的暴增,与列强在中国的倾销密不可分。

海关收入的多少严重依赖于与进口货物的数量。清朝时期中国基本没有发展出什么有竞争力的企业。以纱为例,洋纱比起土纱精致、耐用甚至还更便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洋货的需求日益增加,清朝想要关税的高收入也乐得大量进口,这才有了清末关税收入的暴增。

另外,清朝的海关部门是一个高度自治的部门,清朝雇佣英国人赫德担任清朝海关税务总司,长达46年。赫德建立了一个高效、清廉的海关体制,这样的海关体制避免了巨大的浪费和贪腐,高效的海关部门使得清政府更加依赖关税收入。

洋、土药厘税(鸦片税)中国千年来有过数万税种,鸦片税无疑是第一恶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觊觎英国鸦片贸易带来的收入,在云南、贵州、四川种植鸦片,随后迅速推广至全国,还美其名曰"与洋争利",同时清政府设立洋、土药厘税,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自此鸦片的传播在中国在无阻碍,在中国横行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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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清朝到了最后几年,迎来了经济上的 快速增长。在1908年,清朝财政收入达到了2亿两白银。到了宣统年间,清朝最高年收入已经达到3亿两白银,这一中国古近代历史之最。

清朝的收入主要是田赋4800万两白银,盐税4600万两白银,海关关税收入4300万两白银。厘金为4300万白银。另外就是商业收入了,依靠的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在冶金业,光绪26年,产铁2.58万吨,到了宣统2年达到了11.9万吨。

宣统年间,铁路通车里程超过5000公里年收入2000万两,邮政业年收入600万两白银,电报业也有300万两白银收入。清朝开始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入这些行业,从1895-1911年,清朝投入5亿两白银,发展新兴产业。

每年都会投入2000-3000万两白银,由此,工商业发展实现了加速。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公司,都在清朝的公司法,也就是公司律的颁发下,发展起来。

在1904年1月21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共131条,在立法原则上取诸英美法系,规定了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种法定公司形式。

另外,金融业也开始发展,比如大清银行,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银行。1875年开始的保险招商局,开创了我国近代保险业。另外,清朝也有了股市期货市场,还因为股市震荡,导致清廷赔了几千万两白银。这些因素,都是清朝末年财政收入大爆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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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虽然国家满目疮痍,但每年的财政收入却逐渐提高,比起所谓的“康乾盛世”要多了好几倍,难道是治理国家的爱新觉罗家族有得到了哪路高人的指点么?

并不是,财政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出现了大的变动。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朝廷每天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尤其是田赋、盐税。清朝从建立那天起也是沿着这样的步伐走过来的,而且清朝一向闭关锁国,基本上没有额外的收入,搞得国家收税收不起来,而农民却因为沉重的赋税没有饭吃,所以从乾隆末年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农民起义,老百姓都没法活了,当然要跟你对着干了,本来就没多少钱的国库,经过一次镇压农民起义,就要被掏空一次。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被打得彻底没脾气了,人家洋人厉害,说什么就是什么,想进北京城?随便进!想搞个租界?随便搞!想开个通商口岸?都随便,您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反正我们不懂。

于是洋人就给清政府将海关规范了,并不是洋人好心,他们是对清政府不放心,怕自己的货物被清朝官员贪污,捞油水。所以洋人亲自担任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替清政府收税。

仅关税这一项,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蹭蹭地涨,到了宣统元年,每年的关税收入就能达到4000万两白银,他们没想到还能在洋人这里见到回头钱,表面上觉得被洋人绑架,心里却在偷着乐。



“聪明”的清政府为了敛财,还发明了“厘金”这个好东西,各大交通要道,只要有行商的路过,对不起,您得交费。什么费?过路费!要不您别从这过,转到另外一个路口,你同样得交费,也许比这个路口要的还多。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清政府的这项收入在宣统元年已经能达到总财政收入的¼,想当可观。

第三项大的收入完全是沾了工业革命的光,洋人都来中国开工厂了,咱自己人当然也要办,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团结起来幻想将洋人挤出中国市场,不让大量的白银流入老外的口袋,名曰“曲线救国”。工厂一办起来,政府就有收入了,不可能让你白开厂当老板的,想好好干就缴税,交的少了都要三天两头给你找点事。另外一项跟工业有关的收入就是火车。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白银就来”,以前封建守旧的清政府认为建火车轨需要在各大城墙上开口,这样就会破坏原来的风水,但洋人想要用火车,清政府就管不了了,您随便拆随便建,不仅你要建,我们自己也要建。就这样火车交通网建起来后,财源又滚滚而来,除掉建设成本,每天几百万两的收入根本不在话下。清政府又一次开始偷着乐,感觉以前好傻,每年只知道从穷苦百姓种地上面搜刮银两,现在看来,那点银子跟现在的收入比起来,真是太少了。



就这样清朝代末年,像回光返照似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当然清政府还有一条“假”收入,那就是跟各个国家借款,虽然收入多了很多,但开销也大大增加,每签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就要赔偿大量的白银,钱不够,就只能借。因此清末财政收入是多了,但花的更多了,类似于今天的校园贷,一定有个大坑在前面等着你!



小辫儿说历史


1912年溥仪退位之前,清朝的总税收已经创造了封建王朝历史最高值。

根据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原户部)公布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财政收入为30191万两白银。这是个什么概念?农耕文明巅峰时期的乾隆晚年,年财政收入在4000多万两白银,大概是乾隆晚年的7到7.5倍左右,所以账面看起来清廷很有钱。

但是当2月12日,清朝皇室在同意了北洋政府每年300万两赡养费退位之后,袁世凯接手的大清银行(原大清户部银行,boc),却空空如也,账面上只有10个银元。1912年2月至6月间,国际银行团主动向北洋政府提供了5次垫款。到了1913年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北洋政府正式以盐税、关税为抵押,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84%实交,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3597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清廷不是很有钱吗?到了袁世凯接手的时候,那3亿两财政收入去了哪里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那3亿两财政收入只是一个账面数字。

清末的传统财政收入主要由关税、田赋、盐税和厘金组成。到了清末前几年的时候,几大税种的收入基本维持在1.8个亿左右。其中田赋4800万两,占比27%;盐税4600万两,占比26%;厘金4300万两,占比24%;关税4300万两,占比23%。哪一个单独税种都抵得上乾隆时期总收入了。除了这几个主要税种外,还有捐税(卖官的钱)、土洋药税(鸦片税,这个税种简直丧心病狂,高达3400万两)、官办铁路营收、官办企业营收、发国债及铸币、发钞等等。这些加起来,账面上破3亿,情理之中。

但是,会计算账,借是借、贷是贷。首先因为有几笔大数目的账要还,所以真正的税收收入的控制权并不在清廷手里。

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赔了几千万两银子,那早就已经用海关关税还掉了的话,《马关条约》赔了2.3亿白银和《辛丑条约》赔了4.5亿白银,那就是拿着海关关税和盐税等几大传统税种做抵押问外国银行借钱还的战争赔款,所以外国银行团比清廷自己还害怕它倒台呢。清末的海关就直接掌握在人家的手里,就像还房贷一样,工资一到,立马划走。为什么清末的海关会是最清廉的部门?因为人家那是在替借款给大清朝廷的银行团负责,而不是替大清负责,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直到1908年离职回英国(李鸿章一死,他就知道清廷快玩不转了,于是就辞职了),曾经掌管了晚清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死后被清廷授予太子太保。所以为什么清廷倒台后,外国银行团那么积极主动地借钱给袁世凯?只要袁世凯认账,海关、盐税什么的都还掌握在外国银行团手里。

而的洋务运动时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包括北洋水师的建设,清廷砸了不少银子进去,甚至要借钱吧,但是这些不是效益单位啊,而且甲午中日海战一败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钱就打了水漂了。后来求富阶段,搞的官办企业多少还有大清自己的银子入了股,但是到了后来官办铁路,启动资金原始投入靠什么?自然也是问外国银行团借钱修。借钱就意味着清廷的经济命脉永远掌握在外国银行团手里。

而真正在维持清廷运转的钱真的是捉襟见肘,不然为什么要开发“厘金”收入呢?

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清廷都没有钱来养军队镇压农民起义。所以厘金不但解决了“湘军”和“淮军”的军费,还能匀点出来满足地方用度和补贴点朝廷沦陷区收不上来的税。所以相应地开发出了很多税种,有些的确是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无奈之举,但是有些就丧心病狂。比如卖官能有多少钱真正与国有补?但是庆亲王奕劻和慈禧这叔嫂俩,为了一己私欲,这种国难财都发,卖官的钱不但没有进国库,反而进了他们的私帑,你又能奈何?

清廷那么积极官办铁路,甚至不惜犯众怒,还要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呢?因为“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仅卢汉铁路通车之后,去掉借款利息和成本,清廷每年还能净赚300多万两白银。这是明晃晃的进项,也还是明晃晃地与民争利。

所以国库虽穷,统治者慈禧、肱股之臣李鸿章、买办阶层盛宣怀这些人都不穷,不但不穷,而且奢侈异常。唐德刚曾经说过,慈禧内帑财货至少价值2亿两白银。这个无需考证,孙殿英挖出来的20卡车的随葬品就能说明问题。容闳曾经说过李鸿章留给子孙的遗产价值超4000万两白银。1920年曾经盛家对盛宣怀的遗产做了次估算1349万两,而1920年盛宣怀早已败落了。这些就是清廷彻底失去民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盛宣怀主导的与民争利的将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了“保路运动”,最终也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炒米视角


清末作为一个没落的王朝,从甲午战争的赔偿2亿两到八国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按理来说,清政府应该是没有钱了。 然后事实是,从庚子年的8000万两白银飙升到辛亥年的3亿两。短短十年,清政府财政翻了四倍不止。


一,看到这里就奇怪了,本来该下降的财政收入,现在却不断上升,这是为何?

在清政府前期,当时税收施行的是“摊丁入亩”,也就是根据田亩的多少来纳税。据记载。康熙年间,依据摊丁入亩政策,全国一年的财政收益是四千万两。

到了道光年间,随着耕地的不断开垦,税收也在不断增加,达到了一年收益七千万两左右。 七千万两,只要不发生天灾人祸,肯定是够清政府开销的。 但是,自从道光年间,战争就没有断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每一次的动乱都在极大的消耗了清政府的财政。 打仗,肯定是要钱的,在道光之前,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土地的税收。


二,然而,现在,土地税收不够了,怎么办呢?

增加土地税,这肯定是杯水车薪,再怎么加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清政府就把目光放到了商人和商品的身上。

1.增设厘金 厘金就是一种商品流通税,一件商品从这个城市流通到另一个城市,那么就要交税。税率大概是8个百分点。 当时的湘军就是靠这个生存下来的。湘军建立之初,清政府国库空虚,没有军费资助。于是,就叫曾国藩自己想办法。曾国藩就一个办法“开设厘金”。短短几年,曾国藩靠着厘金就养活了十几万的军队。 等到,清政府灭亡前夕,厘金的收益几乎可以和土地税收齐平了。


2.关税 清朝,海关税主要分为“船税”和“货税”。(一)船税 按照规定,海关中,大船税收“1200两”;中船税收“960两”;小船税收“450两”。

(二)货税 货税分为正税和陋规、缴送。其中,正税是3.9%,这部分收益,直接归属于国库。 陋规,这部分是6%,名义上这部分税收是海关人员私自收取的,但实际是在清政府的许可下,他们才敢这么收的。6%,到官员手里的就2%,还有4%间接的到了政府手里。 缴送,这部分更狠了,直接收10%。一百块,要收十块钱。 我们来算一笔账,假如英国有十万两的船要进港,那么他们要缴纳的总税收是1200(船税)+3900(正税)+6000(陋规)+10000(缴送)=21100两。也就是说,十万两的船,一次的税率是21100两,达到了20%以上。


晚清时期,关税一年达到了四千多万两,占清末财政收益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当时的盐税,清政府末年,一年的最高收益达到了三亿两之多。

总体而言,清末,国库的总收益之所以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的原因是增设了“厘金”和“关税”的大幅度增加。单单这两个政策,就让清政府一年多增加了八千万两以上的收益。奈何,清政府是扶不起的阿斗,官员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导致了最后的灭亡。


唯恋无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甲午和庚子战败后,清廷需要赔偿近十亿两的赔款,按说是不应该有钱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清末新政十年中,清廷开办的事业又多有广,财政收入也是直线上升,由庚子年前的8000万两白银飙升到辛亥年前的近3亿两。

请问这是什么速度?几乎是每年30%的速度增长啊,这简直了,比近些年的还要耀眼。

这就奇了怪了,清廷不是衰败不堪吗?不要注定要灭亡吗,怎么清末十年看起来还算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呢?

认真说,这里面有些是事实,有些也未必。



比如说吧,清末新政大练新军、废除科举、推行司法改革、地方自治甚至搞起了选举,工商业大发展,等等,这些确实是事实,是欣欣向荣。

但是,但凡开办事业,必须要有钱做保障,这是傻子都知道的事。

那么,又要赔款,又要办事,钱从哪里来?

简单说,清廷的财政收入大增其实并不过分,别说3亿,其实一年10亿也收得上来。

事实上,在清朝覆亡之后,以后被每年被搜刮的民脂民膏何止10亿?

说白了,清廷之前实行低税的仁政,老百姓交的税太少了。

试想,4.5亿人,连财政收入连一个亿都没有,人均年纳税0.2两,这国家还怎么办事?



由此,近代战争中一再挫败,其实主因在财政问题。试想,如果财政多收哪怕一点点,北洋水师何愁买不起船?别说一个北洋水师,十个北洋水师也没问题啊!

也正因为如此,庚子年后,清廷痛定思痛,扩大财政收入,开办各种新政事业,由此,财税才由8000万飙升到3亿两。

当然,习惯了不交税或者等同于不交税的老百姓肯定是要叫的,叫就叫吧。

别说3亿两,就是4.5亿两,每人每年交一两税,有什么可叫的?

叫你交一两税算你运气好,赶上了清朝的仁政。

碰到清朝以后,嘿嘿,别说一两,一年被榨出十两,最后沦为赤贫也是正常啊。

蒋介石的法币时代,大家都都沦为赤贫了么?最后不更是沦为无产阶级了么?



一句话,清末有钱,那是因为之前赋税的起点太低,所以年30%的增速并不惊人,完全可以承受。

基本上说,清廷年财政收入5亿两,是比较合适的区间,一方面新政事业也可以办了,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承受得了。再多,老百姓可能有些吃不消了。

啥?有人说不想交,还想老样子,一年就交0.2两?那也行。

等到外国侵略,你就接着赔款吧!

反正赔款也好,办新政事业也罢,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老百姓来出钱。

你想往哪出,随意!


坑爹史册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清政府在晚期的财政收入猛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主要来自3方面:

第一,关税。

在清代之前,虽然有宋代这种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的朝代,但时代毕竟不同,贸易是无法和清末相比的。

满清被洋人轰开大门后,贸易猛增。

而无论进口还是出口,满清政府都是要收税的,财政自然也是猛增。


在乾隆时代,清朝税源:田赋每年3000万两;盐税每年约500万两;关税每年约500万两。

然而清末1911年,关税已经已经达到了4300多万两,是之前差不多10倍。

单单关税一项,每年增加了差不多4000万两,相当于乾隆时期的总税收。

第二,厘金税。

厘金税其实就是对内的商业税。

只要在中国国内做生意,行走各省甚至各县市,商人都必须交税。

以往商业税不高,很多地方是象征性的收收。

因清末财政枯竭,尤其地方总督为了剿灭太平军、捻军等叛军,又得不到中央财政拨款,就得到特许在当地手厘金税。

厘金税是下金蛋的鹅,咸丰时期征收1%的厘金。到了清末很多地方高达20%。

到1911年,厘金收入高达4300多万两,几乎等于关税。

但厘金税几乎搞垮了国内商业。

中国商人做生意要被征收重税,几乎无利可图。然而洋人是不需要交这个税的,导致洋人在中国其实具备了天生的竞争优势。

第三,增加盐税。

盐税其实是人头税的变种。

因为人只要想活命,就必须吃盐。提高盐税,就等于提高人头税。

满清末年,清廷通过盐税抽厘和食盐加价的方式,大幅提升了盐税收入,1911年这项收入竟高达4600多万两,而乾隆时期只有500多万两。

自然,乾隆时期中国人口3亿,1911年中国人口4亿多,增加了1亿,盐税肯定也会增加。然而,盐税毕竟是从500多万两增加到4600万,7倍。


萨沙


和过去比确实有钱,但是纵向比就没意思了,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里,随便拿出来一个在世界上都是超级大国,财政收入是不如清末,可国家实力却是世界顶尖。并且在中世纪之后直接被西方认为是遍地黄金的地方,从而引发了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航海时代。

所以别纵向比,这么比大清真不够看的。

对了,横向比大清就更不够看的了。因为你会发现拥有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大清,财政收入已经被当时的世界一流强国大步拉开,由于工业革命的到来,大清帝国空有数亿人口,却远不如人口几千万的欧美列强。

就拿美国为例

1901年美国财政收入大约为5.88亿美元,约等于8.82亿两白银,当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正好是0.88亿两,美国的财政收入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0倍。

而当时美国人口只有7000多万,大清的人口已经达到4.5亿,双方人口差距为6倍,也就是说两国人均财政收入相差了大约60倍!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1901年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国,当时正在引领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的公路上不仅跑着马车,依靠内燃机驱动的汽车也越来越多。于是,电力、石油、机械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生产率相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又有了长足进步。

(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汽车)

而在太平洋彼岸的大清朝,和100年前变化并不大,绝大多数人口还在农村务农,使用着上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技术耕耘着土地,说实话如果不是大清海外贸易成了新的增长点,财政收入还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强国和大清的对比,就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对比,双方出现几十倍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跟这样的国家比,大清脸上就写着一个字:穷!

大清的财政收入并不高,他的支出也捉襟见肘

虽然大清在后期经历了同治中兴,但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少量的工厂也根本满足不了基本需求,甚至连装备军队所需的各种物资都供应不上。所以,所谓的洋务运动之后,大清的主力军队武器并没有实现国产化,还在装备洋枪洋炮。

(洋务运动期间建设的工厂)

与之对比的就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队的武器已经逐步实现国产化,和大清的万国武器相比,虽然性能稍有不足,但好在制式统一供应充足,所以反而对大清有极大优势。

(二十二年式村田步枪,为日军在甲午战争中装备的主力步枪)

大清在后期的陆防、海防思想的竞争,也是大清没钱的表现,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最终,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占据上风,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只好向洋人借款。

(晚清重臣左宗棠)

那么,大清在海军建设上每年的投入是多少呢?

答案是,400万两!

所以,在1880年两艘定远级战列舰就已经耗费300万两白银,约占当年海军军费的75%。

(定远级战列舰一号舰定远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北洋水师成军之后不再添置新舰,相对于清朝的财政收入来说,这些军舰太贵了!

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大清朝难能可贵的地方在知错必改,看海防思想不靠谱就把精力放到了陆军建设上。在甲午战争前后,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异常抢眼,而在战后袁世凯陈诉了建设新式陆军的必要。

(袁世凯)

清政府同意建设新式陆军,命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就这样,陆防思想在多年之后战胜了海防思想,清政府开始把主要资金投入到陆军建设中。海军的重建就开始无限期推迟,等到清朝灭亡,大清的海军也没有恢复到甲午战争前的水平。

所以,大清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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