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

菩提非树LW


大家好,我是读史如品茶,欢迎大家听我解说《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不顺》。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进士出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北宋历史上,苏轼确实德才兼备,但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在仕途上却屡屡不顺,原因是苏轼的性格。他的性格太过于正直,为人率真,并且嫉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又不识时务直接抨击时政,在朋党之争严重的宋朝,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腹背受敌,仕途屡屡不顺!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下因为性格原因,苏轼是如何被一贬再贬的。

一贬。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科举考试,因为他的文章清新洒脱,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并考中进士(进士及第称号),在京城一时间名声很大。后来因为母亲病逝,回家守孝了三年。三年之后,苏轼回到京城,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主考官欧阳修都因为反对变法被贬离京。于是苏轼上书宋神宗,直接批评变法的各种弊病,这使得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等人在皇帝面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为了避免受到打击,于是请求出京任职,于是被朝廷派往杭州任通判。后来又依次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徐州任知州、湖州任知州。

二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朝廷调他去湖州任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的感谢信。此时,虽然变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相继下台,但御史台仍然被变法派把持。于是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谤讪苏轼,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压倒苏轼的声音。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派人逮捕,要置苏轼于死地,王安石当时退休在金陵,便上书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的上书而停止并救了苏轼,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轼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居然是被王安石所救。

三贬。

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等守旧派重新被朝廷启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遭到他们的打压。此时,苏轼再次向皇帝上书,直接抨击守旧派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被容于变法派,又不被容于守旧派,所以为自保,只能再次要求外调。

四贬。

北宋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轼被召回京师,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依次调往颍州任知州、扬州任知州、定州任知州。

五贬。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执政,变法派再度被启用。苏轼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又过了四年,已62岁的苏轼被贬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





读史如品茶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于政治上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因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所以,一生仕途不顺!

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认为苏轼将来文章必独步天下。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 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 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1085年,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 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 中书舍人,不久又升 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调往颍州任知州、1092年任扬州知州、1093年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1094年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纵观苏轼一生,于政治上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因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所以,一生仕途不顺!


大江侃历史


纵观苏轼生平事迹,起起落落,在京做官时间不长,始终进不了朝堂之上的权力中心,很多时间都是被贬他乡,一生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

表面上看,是受到朝堂上新党与旧党的打压导致,但从根本上分析,还是被自己脾气性格太过不羁,不懂为官之道所致。

个人觉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太过耿直,不够圆滑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王安石变法初期,是受到皇帝的支持的,王安石当时可算是实权派。苏轼作为作为一名普通官员,不识时务,不支持变法,这不仅仅是得罪了王安石,还是在打宋神宗的脸,肯定是得不到便宜的。

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低调圆滑,曲线迂回的方式,官低位轻,正面硬怼,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2.放浪形骸,书生意气

《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

向皇帝写奏章而已,按照正规格式用词就行了,中规中矩的表表忠心即可。可是,苏轼姿势文采不错,洋洋洒洒写了一堆牢骚,又被新党给抓住把柄,参了一本,整进大牢,差的丢了小命。

官场无小事,很多人谨小慎微都多有差错,苏轼太过文人志气,不当回事,搞出节外生枝之举,差点仕途结束。

3.机会来临,不知把握

苏轼仕途本有转折的机会,那就是,旧党司马光重新上台掌权,这时司马光想启用苏轼。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话说朝堂有人好做官,做官要学会站队,苏轼经历了这么多年官,居然又犯糊涂,不知前车之鉴么,同样的错误犯了2次,可惜呀。

虽说苏轼不太懂得为官之道,但是他的书法、文章名扬天下,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地方当官时,也能尽心尽力为百姓做事,也算造福一方百姓了。





小诸葛历史观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应该来说,这么有才的一位天才诞生随意在任何一个朝代,他应该有很好的生活和发展前途,可是事与愿违,因为苏轼自从考上进士做官以来,经常是被各种排斥,很少做过前途无量的京官,经常因各种原因被外放到北宋的偏远地区当官,最终死在了晚年外放海南的官职上,下场很是凄惨。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主要和北宋的朝廷内部斗争有关。当时,北宋朝廷分为新党和旧党,在日趋严重的国内形势下,他们依据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做人处事原则,拉帮结派,结为朋党,互相攻击对方,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的集团人员谋取利益,更竭尽全力地推行自己的主张,狠心地推翻对方的主张,上演了一出又一出让人眼花缭乱的好戏,更在间接地内耗着北宋王朝的那点儿残存的国力。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直到北宋灭亡……比如,司马光和王安石分别执政期间,由于二人的政见不同和二人同是当时的大名人,所以他们都是在位置上公报私仇,打击了不少无辜的官员,甚至于有过之而不及,做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把个偌大的北宋王朝搞得更加的混乱不堪……

苏轼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无辜官员。他的写作能力、书法能力和绘画能力堪称一绝,可是他却是政治上的低能儿,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公平吧!也就是这种政治智商的残缺,苏轼的官运很坎坷,甚至于惨不忍睹,因为他不被当时的朝廷所容忍,更不被当时的大臣所待见,是谁都想打击的可怜人!当官的人如果没有政治智商或者政治智商不多,他要吃亏的,而苏轼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的政治智商不高,因为他对官场那一套不太熟悉,因为他的任性骄傲,所以,苏轼经常当了无辜的出头鸟,经常会发表一些得罪人的言论,也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两头不讨好,总当出气筒和受气桶,被当权派和在野派都打压。

上天是公平的。我们虽然看不到官场上春风得意的苏轼,但是,我们看到了文学圣地领域、书法领域和绘画领域的奇才苏轼!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得意,所以,苏轼很少把精力放在官场上面,而是爱做喜欢做的事情,写诗歌,写文章,画画,到处浏览山川河海,经常品尝当地的美食,和三五好友秦观、黄庭坚等人总是搞一些文学聚会,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的作品和美谈,并在外放做官的地方留下了不少的佳话和佳肴美宴!



小小花er


苏轼跟家人聊天,指着自己的肚子,问家人里面装的是什么?很多答学问,知识,苏轼都不满意。有个答了满腹的不合时宜,苏轼笑着说答对了。

苏轼的才华在当时是顶尖的,当时的人也都知道。有才华的人容易恃才傲物,何况苏轼这种千年难遇的全才,对当时时政,这看不顺那看不顺的,即得罪的当时的变法派,也得罪了抵制变法的保守派。

所以仕途坎坷了。


桂乡小哥


唐宋通史有看法,这个问题我来答:

自汉朝地方推举人才以来,社会层面对入仕格外关注,而品行是入仕的关键点之一。到三国时期,虞翻作为一方县令,也被州郡向朝廷推举为茂才(秀才)。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实行以来,德与才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选官参照点的半壁江山。

至两宋时期,科举制度选材,日常考课品德,这种既定程序使得人们渐渐形成了一个似对非对的认识,即德才兼备即可为官。但事实上,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选官,可不仅仅是要德才兼备,因时而异。北宋时期,苏轼被称为德才兼备,按理应该是平步青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就不免让人产生疑问。

先归纳三点

  • 01,德才兼备或可为官,但不是封建王朝的“为官必需品”
  • 02,封建王朝有一套隐性的选官标准,苏轼并不适合于当时的标准
  • 03,大宋王朝的局势和苏轼的性格,造就了他一贬再贬、大起大落的官场人生

德才兼备,在未开科举前,是选官标准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且占比很小。因为当时考量的是全局,因为有一个门阀世族的存在,这些世家大族才是官场上的主力军。隋唐广开科举以来,德这一项隐匿在了考试当中,而突出了才,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大开进士科,以才为参考引入了一大批官员。

注意,这里边就有一个德才取舍问题,广开科举之后选官首先看的是才,至于德完全可以糊弄应付。这里就提现了封建王朝选官的隐性参考,即朝堂的需要和皇帝的需要。首先是朝廷需要否,主考官是朝官,是否录用他们说了算,他们自然要选取自己想用的人才,这是入仕第一步。会幸运,苏轼踩中了这一点,他的确是主考官欧阳修所需要的人。

主考官以为,朝廷还有相对应的一股势力 这是由党争所决定的,而另外一股势力是否能够接受,决定着所录用之人的前途。至于苏轼,自然不会被守旧势力接受,而且苏轼性格刚烈,向来我行我素,换句话说就是只要自己觉得。结果是两方都不接受苏轼的存在,所以也只能随波逐流了。

无论是个人的性格 还是个人对待朝堂斗争的态度,都直接或间接成为了朝廷内的另类 对于另类,朝官们的态度自然是一致的,所以苏轼纵然德才兼备,也也只能随波逐流不受重用。


唐宋通史


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仕途坎坷的人很多,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个。苏东坡,不光仕途不顺,不断流放,甚至坐牢,差点送了命。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经历,才给他的作品,人生阅历增加了厚重及沧桑感。

苏轼,北宋中期最著名的文坛大家、书画家,开创一代词派。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在书法、绘画、诗词、佛学,美食等各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成就。按理来说,这么一个超级天才,如果随意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话,他都会大受欢迎,应该会有最好的生活和发展前途的。可是,事与愿违,苏轼自从考上进士做官以来,经常是被各种政治势力、小人排斥,经常因各种原因被外放到当时的最偏远地区当官,晚年还外放海南的官职上,回来途中离世,让人唏嘘不已,为苏轼及那个时代而悲哀,容不下天才。为什么呢?

我想,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当北宋的朝廷内部斗争及他个人性格均有关。

当时的北宋朝廷,分为新党和旧党,两派之间各有自己的治国理念及做事原则,互相拉帮结派,结为朋党,来攻击对方,某种程度上,党争也是间接地内耗了北宋王朝的那点儿残存的国力。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直到北宋灭亡。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当时时政治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执政期间,二人的政见不同。所以,他们打击了不少意见不同的官员,把个偌大的北宋王朝搞得更加的混乱不堪。

苏轼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尽管,他的写作能力、书法能力和绘画能力堪称一绝,可是他性格上却不是喜欢妥协的人,有着自己独立的主张,说白了就是不圆通,不圆滑,这在政治上是大忌,可能这也是苏东坡政治智商的残缺吧,或者说,他不屑迎合,导致两边都不讨好。

苏轼一生官运很坎坷,他才华横溢,喜欢讲真话,这样很不容易被当时的朝廷所容忍,更不被当时的大臣所待见,甚至有小人嫉妒他,以把他打倒为荣,谁让他名气这么大呀,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他,作为一个当官的人,又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用现代话讲就是政治智商不足,这样他肯定是要吃亏的,而苏轼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由于,他的政治智商不高,性格孤傲。于是,苏轼就经常当了无辜的出头鸟。当然,他也会发表一些得罪人的言论,导致两边都不讨好,结果被当权派和在野派都打压,自然仕途不顺了。

不过,上天也是公平的,有利有弊。我们虽然看不到官场上春风得意的苏轼,但是,我们看到了文学圣地领域、书法领域和绘画领域的奇才苏轼!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得意,才造就了苏轼这个奇才,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诗歌,写文章,画画等等。而且,他不断流放,等于变相地增加人生阅历,到处浏览山川河海,品尝当地的美食,体验生命。

于是,作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苏东坡诞生了,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这一切,都是留给中华文明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


超凡博弈


德才兼备不一定人情世故,德才兼备不一定官运恒通,德才兼备不一定就没有对头与敌人。德才兼备不一定皇上喜欢你!这样的人一定要皇上支持喜欢你,如果皇上不支持你,会把自己置于八面树敌四面围攻之地,也只有皇上才能给他解围,但皇上救他吗?


我是老火321


旧天才文人的通病,率性而为,想说就说,宁折不弯。这样的人不适合官场,只能当艺术家。王安石变法有缺陷,他要出头反对,以为是保守派,被打倒。王安石倒台,司马光上台守旧他又要反对,当作改革派又被打倒。其实他就是个率真派,率性而为,愤青文艺青年一枚。而且做了多年官,也没见突出的地方政绩,只留诗词歌赋,游山玩水,整天研究吃喝,东坡肉,东坡壶。都是他当年研究出来的。也如宋徽宗当不好皇帝一样,专业文艺青年,瘦金体是一绝。


谈昆明


提起苏轼,我们无不惊艳于他的才华。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苏轼亮眼的履历了,苏轼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画家和书法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在书法、绘画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成就。可以说除了在仕途上他毫无所得甚至极为坎坷外,在其他领域都有着极为出色的成就。到底是什么导致苏轼仕途坎坷呢?

北宋朝廷内斗

当时的北宋朝廷内斗不止,分为新党和旧党,他们为了获得最后的朝政大权和各自的利益,拉帮结派,结为朋党,互相攻击对方,推翻对方的执政主张,上演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权利争夺战。新党和旧党来回交替,朝政方针不断更换,甚至为了削弱对方的实力,他们各自在执政期间恶意打压对方阵营的官员,其中也牵连了很多无辜的官员。比如司马光和王安石分别执政期间,他们都是在位置上公报私仇,打击了不少无辜的官员。苏轼就是被牵连的官员中的一员。

苏轼缺乏政治头脑

可能上天赋予了苏轼无与伦比的才华,因此就收去了他的政治头脑。苏轼缺少政治敏感性,他不懂官场上的套路。也因为他骄傲耿直的性格 ,他无法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还发表了很多得罪人的言论,就被别人当作出头鸟栽赃陷害。他常常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摇摆不定,当对方下台了,他又会心软觉得对方可怜,因此他不受在野派喜欢,也不受掌权派待见,两头不待见,成了孤家寡人。在他被流放期间,他的党派其实重新成了掌权派,就因为他的耿直和容易心软没有诏他回京,他的仕途就一直坎坷不顺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苏轼的仕途坎坷,才成就了我们现在所见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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