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劇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記: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98歲劇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記: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胡可,中國劇作家。滿族。 1921年2月28日生於山東省益都縣(今山東省青州市)。抗日戰爭爆發後投筆從戎,於1937年秋參加北平郊區的抗日遊擊隊,同年12月到晉察冀邊區,參加八路軍。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石家莊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並曾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五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



由於身處文化界,我經常與文化名家有接觸。今年3月,光明日報“走進文藝家”欄目的編輯韓業庭問我:“能否幫忙採訪一下胡可?”我笑答:“因不是娛記,採訪演藝明星不是我的範疇”。他補充道:“不是演員胡可,是軍旅劇作家胡可。他雖98歲了,但思路清晰,很健談。”聽他這麼一說,我腦海中立馬浮現出一位98歲仍能侃侃而談的文藝泰斗的形象,於是迅速撥通了胡可家保姆的電話。待聽明我的來意後,電話那頭的胡可以軍人的果斷毫不猶豫地說:“沒問題,你後天上午8:30來我家。”遂告知我家庭住址,我深感溝通的高效與暢快。

隔了一天,我扛著採訪用的“長槍短炮”,如約前往位於北京中軸路安德里北街21號總政大院的胡可家。當時的北京已至初春,院內的綠植已初綻新芽,晨風中透著絲絲刺骨的寒意;一抹金色的晨光灑在對面屋頂的磚牆上,泛起炫目的光芒。我叩開58號樓2單元胡可的家門,一眼就看見穿戴整齊的胡可老人正杵著柺杖矗立在書桌旁等我。這是一間透著上世紀80年代歷史氣息的老式民居,屋內的傢俱和陳設烙印著主人的志趣和鮮明的時代年輪。書房內的兩面牆擺著書櫃,國內外劇本、史書、傳記、回憶錄、工具書,一目瞭然,臨窗的牆壁上方懸掛著他已故的夫人、我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胡朋的像片;另一側的牆上則懸掛著劉思嶽為他繪製的一幅肖像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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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嶽繪製的胡可油畫肖像 攝影:趙鳳蘭


以我的經驗,採訪八九十歲高齡的文化老人,與其面對面將嗓門提高八度,不如將相關溝通事項和採訪問題直接寫在紙上效果會更好。因此,每次採訪前,我都會做一些準備,以“筆談”的形式將我想說的話、想問的問題寫下來,提前發給對方過目,當面採訪時再人手一份,以提高溝通效率。這次採訪胡可也是如此。然而,他比我想象中要耳聰目明得多,我們的交流並沒有太多障礙。

由於早年曾當過話劇演員,加之經年累月的文筆修煉,胡可說話口齒清晰、字正腔圓、中氣十足、嗓門洪亮,表達能力非常好。他快速瀏覽完我寫給他的“筆談”材料後,謙遜地說:“有些褒獎過譽了,你看,我將你今天要來訪的事兒寫進了我的日記。”他邊說邊側身用鑰匙打開老式書桌的抽屜,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筆記本,只見裡面密密麻麻記滿了他每天的生活和情感軌跡,其中就有一篇是關於我要來訪的事宜。隨後,他起身拉著我走到他臥室的櫃子前,打開櫃門一看,裡面排列整齊地擠滿了上百本上個世紀各個時期的日記本,每本日記都清晰地標註著目錄和頁碼。


98歲劇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記: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胡可的108本日記 攝影:趙鳳蘭


他告訴我,記日記是他每天的必修課,就跟洗臉刷牙睡覺一樣,多年來未曾間斷。在戰爭年代的敵後環境,他很長時間是用一個鋼筆尖插在一節秫秸杆上,蘸著用顏料自制的墨水來寫日記;後來,一位戰友從前方回來,送給他一件戰利品自來水筆,這筆一直用到抗戰勝利。

“1943年反掃蕩,為了輕裝,我把參軍6年來保存的日記連同作品的底稿和劇社的演出材料一一‘堅壁’在駐地。這些東西被日寇挖出來全部付之一炬。那次反掃蕩,阜平的老鄉有數千人被敵人屠殺,劇社有多位同志犧牲。現在保存下來的是1943年以後的全部日記,到今天一共108本。它記錄了我大半生的戲劇人生以及我在革命隊伍中所受的教育和洗禮。後來“文革”開始,忽然間這堆日記成了一大負擔,藏也無處可藏,燒掉又捨不得,最後我竟愚蠢地把日記中記錄的文藝界領導人的多次講話一一撕去,弄得日記殘缺不全,無法補救,至今深感遺憾。”胡可用指尖劃過這一排排碼放得整整齊齊、纖塵不染的日記本,舉重若輕地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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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講述日記故事 攝影:趙鳳蘭


胡可還告訴我,起初記日記是基於文學愛好,想借日記對自己說說心裡話,傾吐一下年輕知識分子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以求自我滿足;後來搞了創作以後,日記就變成了採訪記錄,把寫日記和記材料結合在一起,除了每天的行止和參加的活動外,也記些讀書心得、學習體會、訪問筆記和創作構思,包括對事情的看法和對他人的評價等,使日記儘可能地為創作服務。他還私底下與我講述了他在部隊主動當“麻雀”而遭批判的往事,這件事正與他平時記日記有關。

1942年延安開展整風運動,要求針對黨內存在的問題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胡可所在的抗敵劇社也緊隨中央精神開展整風。但整風具體怎麼個“整”法?沒有歷史經驗可參照。後經支委會商定,以“解剖麻雀”的辦法針對個案開展整風,這樣既避免了盲目發表意見,也能切實幫助一些人提高思想認識水平。當時,身為支部委員的胡可認為自己是劇社的先進分子和主力,在演戲寫戲排戲等各方面都比較優秀,於是主動請纓充當“麻雀”,請大家聯繫自己平日的思想作風,分析哪些方面符合中央精神,哪些需要整改。這一來不要緊,由於劇社都是能說會道的知識分子,一時間說俏皮話的、挖苦的、諷刺的一股腦全“湧”了上來。最令胡可氣惱的是,跟自己同住一個百姓的家裡、同睡一個炕上的兄弟竟偷看了他的日記,還當眾“宣讀”了日記內容。那時他正跟後來的夫人胡朋談戀愛,日記裡寫了許多他對愛情的嚮往,包括青年男女之間親暱肉麻的話,以及對劇社個別不喜歡的同志的負面評價和看法。不料,這些個人隱私和當面不好直說的話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全被”披露“了出來。劇社有些同志議論說:“胡可這個人真虛偽,表面看起來溫良恭儉讓,背後竟把人家糟蹋成那樣。”這件事令胡可極為懊惱,他後悔不該自告奮勇當這隻“麻雀”。好在女友胡朋在危難中與他站在了一起。在她的幫助鼓勵下,胡可逐漸擺脫困擾,重新積極地投入工作。經過這次風波,他倆的愛情也得以進一步穩固和加深。多年後,胡可回憶往事,慶幸自己當年當了“麻雀”,早早認識到自身的缺點和不足,避免了犯錯誤和走彎路,以至於建國後再也沒有受到過批判。

“這件事我還從來沒有對別人講過,今天見你對我的日記感興趣,便回想起我年輕時的這段往事。”胡可笑著對我說。我從心底裡感謝他的坦承和他對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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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收藏的各種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的歷史材料和老照片 攝影:趙鳳蘭


談及70多年如一日連續記日記的好處,胡可總結說:一是鍛鍊了我的恆心和耐性,使我養成在回顧中審視環境、反省自身的習慣。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寫日記是與自己的心靈交流,與自己的往昔交談,它使人不忘過去、不忘故友、不忘誓言,不斷積累取得的認識成果和發現自身的不足,在自審自律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二是有助於我的專業。作為戰爭的親歷者和劇作者,我曾多次隨部隊行動,這些記載了當年我軍戰鬥生活和指戰員精神面貌的隨軍日記,有著類似老照片性質的情景實錄,它既是我記錄生活的手冊,也充當了我創作上的素材和良師益友。三是它像一面鏡子,時刻提醒和鞭策我不忘初心。作為一個老人,過去經歷的事情許多都已淡忘,每當想寫點回憶文章,或者回答同志們對往事的詢問,我便把當年的日記拿出來翻閱,常常沉湎其中某一年代的某種境遇而入乎其內思緒難平。想不到當初信筆寫下的那些話語竟會那樣真切地喚起我對歷史的記憶,而那些往事的前因後果和思想軌跡,也隨著歷史的推移而看得愈發清晰,使我在獨立工作中能認清方向,識別正確和謬誤,在複雜險惡的環境中保持清醒,同時對未來和理想葆有堅定地信念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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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在書房 攝影:趙鳳蘭


聽了胡可關於記日記的心得和感悟,我由衷佩服眼前這位文化老人的睿智和恆心毅力。它的日記不僅是他個人珍貴的記憶遺產,也是一部塵封的歷史檔案。它們珍藏著他的回憶,滋養著他的心性,提高和完善著他的文學功底,形塑著他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使他成為一個有著豐富心靈和真摯情感的深情的人。相形之下,我的許多記憶早已被時間沖刷得了無蹤跡,只剩下一些雜亂無章地斑駁碎片。

在胡可臥室的櫃子上方,一幅鑲在像框裡的軍旅肖像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上的胡可身著戎裝,英姿勃發,雙目炯炯有神。胡可說,這是他60出頭,剛從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職位上退休時的照片,我直誇他那時長得精神,問他當年是不是抗敵劇社裡最帥的那一個?胡可謙虛地說:“人年輕時都長得精神,抗敵劇社裡比我帥的人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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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60多歲從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職位上退休時的照片 攝影:趙鳳蘭


胡可是個辦事幹脆果斷、雷厲風行之人,即便到了90多歲,也依然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這種軍人氣質。那天中午,胡可執意要請我下館子,我知道他每天要吸氧,怕消耗他的時間和精力。就在我猶豫之際,他已進裡屋分分鐘換上了長袍外套,並戴上了氈帽。他把自己的輪椅推到電梯口,然後自己又坐了上去。正在裡屋做衛生的保姆也追著喊著跟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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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在總政大院 攝影:趙鳳蘭


那天胡可的心情非常好,在去餐館的路上,我和保姆推著輪椅帶他邊走邊賞風景,在總政大院一塊“聽黨指揮 能打勝仗 作風優良”的標語前,我給手執柺杖、坐在輪椅上的胡可拍了好幾張照片。不一會兒,我們便到達總政大院內的一家餐廳,看得出,胡可老經常來這兒,他不用看菜譜便能衝著服務員熟練地報菜名,還說要點一個這裡最拿手的菜讓我打包帶回家吃。在整個吃飯過程中,胡可老既不讓我們照料,也不讓我幫他夾菜,嘴裡還不停地說:“你們吃你們的,自個兒管自個兒。”即便到了98歲,他依然儘可能地追求著獨立。

臨走時,胡可老執意要送我到車旁。我幾次回頭,看見坐在輪椅上的他和保姆一直矗立在風中,靜靜地看著我遠去。他待人是如此地熱忱和情深義重。那個畫面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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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趙鳳蘭


我跟胡可老雖然只見過兩次,但他的熱情好客和深情厚誼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要天氣晴朗,他每天清晨都讓保姆推著他到總政東門外的青年湖公園遛彎。我曾說找個時間陪他一塊去公園,但因文債纏身一直無法前往。2020年2月28日是胡可老99歲生日,我也設想著在生日那天帶著鮮花和蛋糕去給他祝壽,沒想到在離生日還有兩個多月之際,胡可老便駕鶴西去。他終於沒能熬過這個冬天。


生命是一場猝不及防的旅行;人生,就是在一次次不斷遠行和告別中前行。願胡可老在天堂與他的老伴兒胡朋團聚。特奉上小文以示紀念!


98歲劇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記: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本文作者在採訪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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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在總政大院散步 攝影:趙鳳蘭


98歲劇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記: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胡可為作者題字 攝影:趙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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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和他的書房 攝影:趙鳳蘭

98歲劇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記: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胡可: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03日 13版)作者:趙鳳蘭


98歲劇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記:要讓下一代看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胡可近照 趙鳳蘭攝/光明圖片


  【走近文藝家】

  “有的創作者在改編紅色經典時,理直氣壯地為作品中的人物增加七情六慾,使之更‘真實’、更符合‘人性’,恰恰是這些自以為高明的改編者,不瞭解當年的戰鬥生活,他們只知道七情六慾是人性,卻不知道革命者的責任感、使命感、集體主義精神、對真理的追求,這些也是人性,而且是更純潔更美好的人性。”

  在一間因藏書而略顯擁擠的簡樸書房裡,98歲的胡可手執柺杖,端坐在一張古舊的老式書桌前,待看清記者寫在紙上的採訪問題後,他謙遜地說:“有些褒獎過譽了,你看,我把你今天要來訪的事兒寫進了我的日記。”

  他起身拉著記者走到他臥室的櫃子前,打開櫃門一看,裡面排列整齊地擠滿了上百本上個世紀的老舊日記本,每本日記都清晰地標註著目錄和頁碼。

  “我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多年來未曾間斷。1943年反‘掃蕩’,阜平的鄉親有數千人被日軍屠殺,我們抗敵劇社就有4位同志壯烈犧牲,我參軍6年來保存的日記,連同劇作的底稿和演出器材全被日寇付之一炬。現在保存下來的是1943年以後的全部日記,到今天總共108本,它記錄了我大半生的戲劇人生以及我在革命隊伍中所受的教育和洗禮。”胡可平靜地訴說著往事。

  時光倒回到1937年,受進步思想的影響,16歲的胡可投身革命,成為晉察冀軍區的一名八路軍戰士。後來,他被推薦到軍政學校上學。由於“會說京腔善做表情”,畢業後,胡可被分配到晉察冀抗敵劇社,成為一名既會唱、又會演、還會編的文藝戰士。抗戰期間,胡可先後創作並演出了《前線》《俄羅斯人》《李國瑞》《子弟兵和老百姓》《清明節》《戎冠秀》《戰鬥裡成長》等多部反映敵後鬥爭的救亡戲劇。

  在那個硝煙瀰漫、軍民士氣低落的年代,話劇發揚蘇區紅色戲劇和左翼戲劇的戰鬥傳統,成為鼓舞士氣、凝聚人心、推動革命前進的有力武器。當年各根據地劇社和地方話劇團體之多、演出之頻繁、創作之豐富、民眾反映之強烈,曾被戲劇史家稱為“戲劇史上的奇觀”。

  丁玲曾說,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據地”,離開根據地,作家並不是什麼都能寫。胡可說,他的“根據地”就是革命軍隊。談到當年敵後根據地戲劇活動的盛況,胡可將雙手搭在柺杖上,操著當演員時慣用的標準普通話清晰洪亮地說:“當年抗敵劇社支著帳篷四處演出,臺下人山人海、軍民魚水情的血肉聯繫和戰士們爭先恐後承擔任務的集體主義豪情使我終生懷念。我寫的正是人民群眾需要我寫的。”

  由於受過戰火的洗禮,對戰士和老百姓的生活和語言非常熟悉,胡可擅長把革命武裝鬥爭凝結成戲,將戰爭大規模搬上話劇舞臺,逼真而傳神地寫“兵”。他寫話劇不光寫個事兒,而是通過人物的語言和動作來刻畫人物性格,寫出這人是個什麼樣的官、什麼樣的戰士?是一個很謙虛有幽默感的官,一個很粗魯但心地善良的同志,還是一個老油子但打起仗來很威風的戰士,通過這些性格化的人物、個性化語言和矛盾衝突的“釦子”把觀眾的心牢牢抓住。

  有人對當年中國話劇的戰鬥性傳統表示質疑。對此,胡可直言:“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空談戲劇的藝術性顯然不合時宜,話劇在那時是號角、是戰鼓、是投槍、是匕首,如果把話劇的戰鬥性傳統與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為圖解政治概念而不惜犧牲真實性、大眾性的做法等同起來的話,顯然是一種誤解。當年為了抗戰的需要,話劇固然較多地承擔了政治宣傳的職責,但這種權宜做法也絕非話劇戰鬥傳統的實質。今天,我們在反對戲劇宣傳性太強的同時,其實也摒棄瞭解放區戲劇的優良傳統,把戲劇看作是宮殿藝術、小眾藝術、文人藝術。”

  晚年的胡可已無法進劇場看戲,他每天要躺在床上吸幾次氧。雖身在斗室仍心存天下。如今,他經常在家整理當年晉察冀抗敵劇社的資料和老照片,他關心與話劇有關的所有問題,包括軍旅劇本的創作、劇作者的培養、紅色經典的改編等。

  今年年初,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前往探望胡可,老人當時提出作協的培訓班不能只培養文學作者,還應把劇作家也納入其中。此外,他對當前有些抗日“神劇”提出質疑,認為有些電視劇完全瞎編歷史,有些所謂的“紅色經典”也不符合歷史真實。

  “有的創作者在改編紅色經典時,理直氣壯地為作品中的人物增加七情六慾,使之更‘真實’、更符合‘人性’,恰恰是這些自以為高明的改編者,不瞭解當年的戰鬥生活,他們只知道七情六慾是人性,卻不知道革命者的責任感、使命感、集體主義精神、對真理的追求,這些也是人性,而且是更純潔更美好的人性。”

  胡可感慨如今青少年不知道什麼叫“三光政策”“無人圈”“人圈”。他呼籲要儘快挖掘搶救歷史遺存,讓下一代看到苦難的中國是怎樣從戰爭中站立起來的。

  這些年,胡可一直忙於收集整理晉察冀邊區戲劇活動的資料。今年年初,他將多年來收集整理的有關八路軍及晉察冀邊區戲劇活動的專著、手稿、劇照等珍貴資料共計47件捐給了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以支持祖國的文博事業。“我儘可能把我所掌握的晉察冀抗敵劇社的歷史材料都捐出去,否則一旦我不在了,這些材料被當作廢品處理掉就可惜了。”胡可說。

(作者:趙鳳蘭,系中國文化報高級記者)




原標題|追憶胡可:108本日記 記錄波瀾壯闊的戲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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