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達）黑龍江省穆稜市興源鎮的糧台山上高聳著《吳愙齋中丞籌邊遺績碑》，銘刻著吳大澂在黑龍江省東南地區募民開墾實邊，進而引發中國近代移民大潮與東北大開發的蓽路藍縷壯舉。“仗節乘邊，山賊慴伏”一句在碑文中很具分量，榛莽際天的東大山，若想要平息猖獗的匪患，還真不能輕而易舉就辦到。
吳大澂反思官兵剿匪屢次失敗的教訓後，審時度勢地提出“追窮寇、守界地、編民戶”的新思路，將古人“堅壁清野，分地設防”之剿匪策略用之如神，強盜絕跡民戶安定的目標取得歷史性突破。
吳大澂紀念館像
招撫並舉掃匪賊
在吳大澂一生當中，隻身深入虎穴招撫黃金巨匪韓憲宗，絕對稱得上是最為光彩的一筆。
關東金王韓憲宗素有“韓邊外”之稱。韓憲宗因結交遍佈于吉林省夾皮溝、寧古塔、三姓等地的50多個金礦頭領為異姓兄弟，吉林一帶的採金工、伐木工、農民、獵民、採參人等四五萬人願受其節制。他還不斷擴張勢力，對採金業實行集中管理，區域內的砍木狩獵、種參採藥、耕地農戶等人徵收惠民級的輕稅賦，也建有強大的私人武裝，會聚練勇達3000之眾。由於他治理有方，境內民眾安居樂業，諸業興旺。“國中之國”的民人“只知有韓，不知有清”。
“韓邊外”地方割據勢力，不予剷除則養癰成患，欲剿捕亦無絕跡之方，這令吉林將軍衙門著實傷透了腦筋。
吳大澂奉光緒皇帝旨意，改裝易服單騎入山，在木其河於“韓邊外”相見。他對韓憲宗曉以大義，宣朝廷既往不咎之大德，聞聽吳公開誠佈公的規勸後，韓憲宗終於做出洗心革面棄暗投明的重大決定，接受招撫向官方效忠請罪。
朋友喬釗的書
韓憲宗的到案並倒向官方的懷抱，是吉林軍情匪情的巨大轉折，標誌著“巨無霸”級的金匪旗杆被砍倒……
為表示對朝廷的忠心也讓皇帝放心，韓憲宗令之子壽文、侄壽德、壽村等深悉山情匪情的嫡系人員，帶領官兵長驅直入直搗密林深山的匪穴，剷除土匪的後勤給養基地。然後，部隊裹糧進山全力追剿殘匪，深山密林里人跡罕至是天然的“堅壁清野”之地，因賊寇劫掠不到糧食而分崩離析，土匪們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剿匪隊伍則連奏凱歌“連獲賊匪，綁解來（吉林）城”。
在官府撫剿結合的“軟硬兼施”之下，吉林境內軍情匪情發生根本性轉變，猖獗匪患漸得平息。
分地設防守界域
吳大澂為實行“屯墾實邊”的政策，修建了南起琿春、北到三姓、東到東寧和密山等地的道路，派遣靖邊軍分別駐紮在各個要道。道路暢通則易於調兵遣將，分地設防則不利匪盜橫行，交通便利加之分地設防的最佳組合，不僅可以震懾鬍匪也起到了鞏固國防的作用。
到吉林後，吳大澂新建的鞏、衛、綏、安四軍，其所承擔的基建任務是非常繁重的，除了修兵營、建堡壘、造炮臺之外，還要去開山劈石築路架橋，以通道路。部隊主要修建寧古塔、琿春及吉林之間的驛道，僅寧古塔的二站一帶就架設橋樑三十六處，可見當年施工量之大。而修築寧古塔通往三姓、密山、東寧三岔口之間道路，則是由招募來的屯兵和民人擔負起這份職責。
在招墾方面，吳大澂對容易招墾的三岔口、穆稜河等地是不放墾的，而對“距（寧古塔）城較遠，中有三四百里絕無人煙，往來無棲息之所”通往三岔口的道路，為“須節節分屯招墾”一段路一段路地漸變成“經途”。
列戍在各要道其間的鞏、衛、綏、安靖邊諸軍，其駐紮的位置是經過精心謀劃過的，也是隨招民開墾的進度在調整變化的。
吳大澂通過駐紮官兵、招募屯兵、鄉民立會這三種方式，保證了在要道口均有人把守，納“民戶為官兵的眼線”，民人和部隊彼此相顧，“稍有動靜”即出動附近的官兵前往緝拿，“匪不敢出山掠劫”，最終實現了地方安謐，匪黨斂跡。
循吏深山編民戶
駐紮在三姓副都統的“綏字軍”統領戴宗騫，派得力干將趕赴東大山，分頭實地走訪金礦、菜營、碳營、參營和民人聚居點，徹底清查民人的底數，將他們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相貌、財富、居住地等信息詳細登記在簿，統一編號造冊，“凡入冊者皆給腰牌，已領去千餘面”。戴宗騫在三姓之地，實施編戶齊民、相互做保的統一戶籍制度，等同於當地最早的“人口普查”和頒發戶籍證明。
戴宗騫像
頒發“腰牌”這一“身份證”，關卡對出入山林之人的檢查有了憑據，沒有“戶口”的匪人因未身份證明而活動範圍受到了約束。
光緒八年二月廿八日，吳大澂給戴宗騫寫了封回信，在信中他說出了自己真正的為難之處。
當年，在省城吉林吳大澂身邊的“衛字軍”哨官當中，絕少有一絲不苟照章辦事、精明細心的勤能幹練之人，難以擔當“編民戶”重任。大凡事以密成，若辦差不能夠認真嚴謹，其後果就是不成一事，甚至還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反應。“去秋訪知山中匪類只有五六人，擬仿尊處辦法編號分查，苦無經理之人”，吳大澂難以言表的無奈躍然於信紙之上。
好在吳大澂從吉林來到了寧古塔，在此他很快就一展愁眉，因為覓得了鞏軍營務處鮑丞蘭微、貢生胡傳、都司胡世貴這三名“素知大體，能耐苦勞，當可細心稽察，不致多事”，而值得信任託付之人。
鮑、胡諸君“攜帶素冊，前赴東大山內，將各處參營大小窩棚編查一次，令其連環取保，每人各個腰牌一面。如有不安本分之人向各窩棚勒索鹽糧，即令遞相傳報，由守卡官弁帶勇進山，密拿嚴辦”。
光緒八年（1882）三月，著名文人胡適的父親胡傳接受了吳大徵的委派，頂風冒雪逐一勘查山中人口並頒發腰牌。他在調查筆記《十三道嘎牙河紀略》寫下這樣一段文字，“然細察窩集中，凡隱隱有蹊徑可辨處，其兩旁林木必有斧斤所斫之痕，或一或二或三、四以為標記，數十里連接不斷。是以山中人有道在樹上之說，循此深入窮追,必可得其巢穴之所在。”
吳大澂的學習力、領悟力、執行力令人讚歎，手無縛雞之力的一名書生能夠非凡演繹“堅壁清野，分地設防”的剿賊之策，凸顯了他潛在的軍事才能，文人向軍人的跨界成功，也增強了他的軍事自信。
若干年後，吳大澂帶領湘軍遠征東北，在中日甲午陸戰當中慘遭失敗，與他“領兵打仗”的自學成才和盲目自信，可能還是存在著一些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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