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南柱 1978年出生於首爾，梨花女子大學社會學系畢業。2011年以長篇小說《傾聽》獲得“文學村小說獎”；2016年以長篇小說《為了高馬那智》獲得“黃山伐青年文學獎”；2017年以《82年生的金智英》獲“年度作家獎”。圖片來源/Minumsa
《82年生的金智英》
版本：大魚讀品|貴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當《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韓國出版時，沒人想到它會在東亞三國引起轟動，起初人們預估它的銷量僅為8000冊，今天這本書不僅成為了罕見的現象級暢銷書，還因為女性藝人的推薦和同名電影的上映引發了豐富的議題討論。時至今日，“金智英”這三個字的意義，已經超出了文學文本本身，它融合進韓國乃至東亞的性別平權運動之中，成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我們都是“金智英”
趙南柱在回答問題時，措辭很謹慎。問及韓國女性的處境，她說性別平權運動一直在推進之中，問及韓國#Me too運動的進展，她說韓國算是開展比較積極的國家，有一定的成效。
在接受韓國網絡書店“Yes24”的採訪時，趙南柱說自己在當小說家之前表達就非常小心謹慎。但當有人說“這種事情爸爸來做最好”，“這種事情還是應該男人來做”，趙南柱會說：“我們家這件事是我來做。”“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女性。”趙南柱不喜歡讓別人感到不舒服，但為了讓孩子以後能過上平等的生活，有些話不得不說，有些故事也為此而作。
一個女孩長大成人結婚生子，會經歷多少坎坷？趙南柱用一本近似“流水賬”的小說做出了回答。金智英，1982年出生，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80年代是韓國曆史上重男輕女較為嚴重的時代，雖然韓國推行了很多保障男女平等的制度，但無形的觀念仍然壓迫著“金智英們”，困於迷宮的中央，永遠找不到出口。
文學作品的主角往往具有值得關注的特殊性，而金智英普通到你在閱讀小說時無法勾勒精準的形象。構成金智英人生的無數細節，來自於趙南柱廣泛蒐集來的具有普遍性的現實素材，這些故事普遍到，即便全部集中於一位女性身上，也讓讀者感到無比真實。
“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著要保守、行為要檢點，危險的時間、危險的人要轉角懂得避免，否則問題是出在不懂得避免的人身上。”《82年生的金智英》中如是說。
寫作，一場針對“言語暴力”的反抗
韓國女性的就業曲線，隨著年齡的上漲呈現字母M形狀。30-35歲的女性會自動放棄職場。直到孩子不需要24小時看護，或者家庭出現經濟危機，女性不得不再次就業。相比較男性為家庭掙得的收入，女性在家務和育兒方面的付出被嚴重低估。這為“媽蟲”之類的侮辱性名詞提供了土壤。
“媽蟲”原意指沒有帶好小孩的年輕媽媽，後用來貶低沒有收入、依賴丈夫的全職母親。攻擊者認為，全職母親只會把自己打扮得時尚亮眼，在丈夫不在家時帶孩子出門拍網紅照片。被“媽蟲”提法刺激到的趙南柱，開始動筆寫金智英的故事。起初她完全沒想到這本書能登上暢銷書榜。她像每一個默默無名的作者一樣，寫完書稿，向出版社投稿，等待結果。隨後，美譽與攻擊同步而至，趙南柱親眼見證了自己的作品，如何在那張無形的性別網絡的束縛下，成為了惡評的眾矢之的。
趙南柱的寫作，是一場針對言語暴力的反擊。平淡無奇的文字，擁有讓人陷入沉默的魔力——“金智英”式好女孩的一生，在不公平前的隱忍，不正是我們每一個人正在經歷的日常？“金智英”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把戳穿當時韓國社會偽善面具的利劍——為什麼男性推薦《82年生的金智英》就能獲得讚譽，而女性推薦就會被群嘲？小說中集中體現的對日常女性行為的規訓話語，歌頌母親犧牲與偉大的話語，一次又一次為男權賦形。
然而不同於流行影視作品中決絕的反抗姿態，趙南柱的反抗是溫和的。她寫作時想到的是女性之間的互助，想到的是給予正處於迷茫中的女性以慰藉。“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各種限制和差別待遇，導致沒有辦法獲得相匹配的成就，甚至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無能而深感自責的女性，希望她們在閱讀本書之後，可以獲得一絲安慰。”
【對話趙南柱】
新京報：小說在韓國成為現象級作品後，得到了很多男性成功人士的推薦。但女性偶像推薦它，卻遭到了粉絲的謾罵，你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趙南柱：對男性、女性發聲的不同表現，體現了大眾對兩性發聲的不同態度，這也反向體現了我要寫這部小說的原因。
新京報：你的生活是否會因為小說的惡評而受到影響？
趙南柱：在網上確實有很多人攻擊我，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麼影響。看到網上的評價，不可能什麼感覺都沒有，有很多人的留言完全沒有根據。看到以後無法當完全沒有事情發生，但是還好。
新京報：你看到了哪些惡評，能舉些例子嗎？
趙南柱：有的人說，你寫的這些內容太誇張了，怎麼可能一個女生一生中會遇到那麼多的事情。
新京報：你會反擊那些毫無根據的評價嗎？
趙南柱：沒有，無視了。（笑）
新京報：小說的創作源頭，是2014年韓國“媽蟲”事件。它是如何在韓國流行起來的？
趙南柱：韓國網絡中，人們會在不喜歡的事物後面加一個“蟲”字表達厭惡之情，這帶有玩笑的性質。比如有些學生吃飯吃得很快，就會稱呼他們為“即食蟲”。雖然網絡中有很多厭女詞彙，但是“媽媽”一直以來是比較神聖的。“媽蟲”這個詞的出現，代表對女性的厭惡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後來事件逐漸發酵成社會問題，不再是一個玩笑。
新京報：對於這些侮辱性詞語，韓國女性是如何反抗的？
趙南柱：女性採取了類似的行為進行反擊，希望男性也體驗一下我們女性被這樣評判的感受。但是女性創造的詞彙不是侮辱性的語言，比如把“韓國男人”叫成“韓男”，讓他們體會一下被貼標籤的感受。
新京報：小說的寫法很像一部紀錄片。為什麼選擇用這樣的寫法來創作？你如何看待它相關的文學性與虛構性爭議？
趙南柱：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當作一本感性的小說，而是能客觀、理性地看待它，所以我使用了枯燥、普通、簡單的語言去敘述它。我寫作注重的是想要表達的內容，至於它屬於哪種類型、哪種題材，我覺得並不重要。寫作風格是根據我想表達的內容來進行選擇的。《82年生的金智英》的敘述風格，只應用於這本書中。
新京報：作為創作者，你對“金智英”是什麼感情呢？
趙南柱：“金智英”這個人物可以理解成一個社會的大框架，很多人都生活在這個框架內，所以會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寫作中，我和“金智英”也產生了很多共鳴，也看到了我過去很多經歷。所以在寫結局的時候我很痛苦，因為“金智英”到最後沒有找到答案。
新京報：如果現在有機會重寫結局，你會改掉這個結局嗎？
趙南柱：小說是在2015年寫的，當時的社會想不到有什麼改變的方式。但是這幾年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女權也得到了重視。2019年電影版的結局和小說結局不同，金智英身邊的人都去理解她，幫助她。她也積極地去尋找解決的方式。
在創作過程當中，我有時候也會反省我是不是把女性過於單一化了。以往很多作品所呈現的女性，通常以進取、積極的形象示人。但女性首先是一個“人”，她可能是壞人，也可能會犯錯誤，不會那麼完美。
新京報：小說中金智英的丈夫算不算一個“好丈夫”？
趙南柱：我想把他寫成一個好角色。他出生於一個保守的城市，做著保守的工作，但他相對於其他丈夫來說已經比較理解妻子，願意幫助妻子。但是韓國讀者中有很多人不認為他是一個“好丈夫”。比如在家務勞動中，他不會主動分擔，認為男性做家務是幫助妻子做事。另外當金智英生病或者遇到其他困難的時候，他不會採取具體的幫助妻子的行動。雖然他沒有家暴等不良行為，但是他也沒有起到一個“好丈夫”應該盡到的責任。
新京報：你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嗎？
趙南柱：我的丈夫和小說中的丈夫一樣，對家務也會說“我來幫你做”。但在書出版以後，他也對我的處境表示理解。
採寫/新京報記者 呂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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