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這幾天，河北省的圍場縣又成了人們關注的重點。
2月4號，根據河北省衛健委公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2月3日0-24時，承德市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確診病例1例。新增確診病例情況如下：
第三例（新），女，湖北孝感人，2020年1月22日從漢川乘坐大客車到漢口、武昌，從武昌乘坐Z2次列車到北京，打車回圍場。2月2日發病，2月3日確診。
2月5日，承德市又新增一例，還是圍場人，為第三例確診病例到圍場後的家庭密切接觸者。
這個湖北女人！
2月3日，河北省召開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會議，省委書記王東峰強調，要堅持深入全面排查和嚴密實施防控，嚴防疫情節後出現擴散和蔓延。隨後，承德市也召開疫情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落實中央和省會議精神。
可會議剛剛開完，圍場就連著出現了兩例。
這沒法不讓人著急。
全社會再次總動員，嚴格進行社區、鄉村人口排查。
“公共衛生問題的產生，是社會各種問題的綜合結果，它可能涉及到農業部門、林業部門，涉及到動物等等。所以，公共衛生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國家體系的責任。”
說這句話的是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教授 。作為中國流行病首席專家，現在他正在和鍾南山等人一起在武漢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前線。
而新出現疫情的圍場，曾光曾經在這裡偏僻的山區醫院工作了九年。
半截塔小學
2.
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的半截塔鎮，其名字是由這座建於元代的塔而來。
現在坐落於小學院內的這座塔是中國尚存為數很少元塔之一，因為這座塔在清朝中期已剩一半，所以有“半截塔”的名字。
2009年8月24日的《文匯報》，有一篇王樂寫的文章：《曾光 但求為生民立命》，文章這樣寫到：
"1970年，在這個河北省最北部、連春小麥都無法種植的圍場縣裡，人們在一個偏僻深山的鄉鎮衛生院欣喜地發現，這啥時候“破天荒”來了一個大學畢業的醫生喲！
漫長的冬季，日頭西落，吹著酷寒的白毛旋風，揹著出診包行進於漆黑的鄉間小路上，
曾光的心頭總會莫名地升騰起一股悲涼，有時這心緒會激烈地轉化成不平——不是為了自己的命運，而是為了農村“缺醫少藥、村民平均壽命極低”的慘狀。1970年代初，圍場縣當地尚未開展兒童計劃免疫接種，麻疹、百日咳、流腦、乙腦等傳染病常常流行，克山病、碘缺乏病、肝癌、胃癌、白血病在當地高發……事實上，在這片土地上，曾光根本沒有空閒與精力喟嘆什麼命運的不濟，貧瘠的農村讓他習慣了全年無休的超負荷工作。醫生本就少，有水平的醫生更少，有時內蒙的村民從100裡開外的地方趕來找曾光看病，疲累了一整天的曾光，又能有怎樣的理由拒絕？"這一年，曾光剛剛25歲。
3.
邱奎山比曾光小5歲，當時是榆林子大隊裡一個生產隊的社員，若干年後，當過村支部書記。因為曾光給自己的小孩治過病，邱奎山和曾光相處的很好，據他說，他還經常去曾光家吃飯，有時曾光從北京帶回好吃的，還分給他吃。
這幾天，武漢疫情也牽動著他的心，每天看電視新聞，看到曾光時，他說：“比在半截塔的時候胖了些”。
邱奎山說：曾光平易近人，人緣兒特別好，給人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來找，不管白天黑夜，拿起藥箱就走，他的兒子和曾光的兒子同歲，治病的時候就住在曾光家裡。邱奎山的弟弟得了闌尾炎，手術後有黏連，曾光讓家裡人從北京給寄來胎盤組織液，治好了他弟弟的病。
一個家是北京的大學生當年怎麼來到了這麼偏僻的山區呢？
自古英雄多磨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經歷風雨難以見彩虹，就是這個道理吧。
如果沒有這一系列的磨難，或許也成就不了這位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
因為父親的所謂的歷史問題，曾光在北京第65中學兩次參加高考，都沒有被京津的名校錄取。第二次高考數理化三科平均分數達到了97分，可還沒有學校敢要他，無奈，他填志願的時候報了唯一一所醫科院校。
河北醫學院冒著風險錄取了他，於是，曾光就來到了河北。
好樣的河北醫學院！
4.
1970年的圍場，條件非常艱苦。
天津知青李小芹是1969年到的圍場，在她的一篇文章中這樣描寫圍場縣城：
“圍場縣城坐落在錐子山腳下，當時只有南北方向一條街，從街上的土路和簡易平房可以看出，這是個經濟非常落後的地區。
我們被安排在縣城最北邊的一個小旅店住宿，這家小店相當簡陋，只有幾間客房，進屋就是鋪著炕蓆的土炕，炕上放著髒兮兮的被褥。我們放下隨身的行李，顧不上多看幾眼，趕緊從原路返回，參加縣裡給知青安排的晚宴。
... ...
回旅店時縣裡已經停電（那時用電時間有限制），街上一片漆黑。當地居民沒有晚上點燈熬油的習慣，停電後家家戶戶的窗子裡都沒有燭光，黑暗吞噬著周圍的一切。我們的手電筒此時好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橘黃色的光柱照在土地上，連深淺坑窪都看不清。我在天津從未摸過黑，感覺很不習慣，深一腳，淺一腳，默默地跟著同學們一起沿街向北，按照白天的記憶找旅店。
街道兩側的房子在手電的光亮中影影綽綽，模樣都差不多，偏巧我們傍晚出來時忘記注意旅店的特點，只好摸著黑，一個門一個門地端詳。等我們找到自己的旅店時，服務員已經燒好熱炕，等候多時了。”
縣城裡都是燒炕的旅店，你想想吧！
縣城尚且如此，鄉鎮的條件可想而知。
在圍場，最難熬的是漫長的冬天。
塞罕壩海拔約1300米以上，屬高寒地區，比大興安嶺還冷，全年無霜期只有56天。就在曾光來圍場那年的1970年，夏天還下了一場雪，剛出苗的莊稼全凍死了。
天津知青魏樹人在1972年建水庫時，幫縣氣象站的技術員李天存用專業氣象儀器整整記錄了一年的氣象資料，老窩鋪公社所在地最高氣溫為28℃，，最低氣溫為零下-42℃。
曾光被分配到了半截塔區醫院，醫院大夫和護士共計十七八個人，大中專院校畢業的共計四個人，包括曾光夫妻兩個，還有一個婦科大夫後來做了圍場縣醫院婦科主任的範秀春。
範秀春說，當時醫院都是平房，曾光家住的是裡外兩間，裡間住人，外間做飯，那個時候是百分之二十的的細糧，剩下就是本地生產的玉米、小米、莜麵，冬天的菜主要是土豆、疙瘩白（圓白菜），一個月2斤肉，取暖主要是生爐子，大家都那樣。
資料圖片：1970年的圍場知青和貧下中農
5.
“曾光至今記得他看過的第一個病人——一個即將被送進棺材的女人。那時25歲的他剛到鄉衛生院上班不久，就被請去看一位危重病人。炕上躺著的是一個年僅30歲的婦女，早已神志不清，骨瘦如柴的模樣異常恐怖，院子裡正敲敲打打為她製作棺木。曾光發現，危重病人致命的威脅來自強心藥物過量中毒。之後他連續7天上門治療，終於從死神手裡奪回了一條年輕的生命……欣慰之餘，年輕的曾光不曾想到，這樣“驚心動魄”的救死扶傷，居然如“家常事”一般貫穿了整整9年歲月……
曾光事後回憶道，9年鄉村醫生的經歷，為他日後從事公共衛生領域工作積累了最寶貴的財富。”（《曾光 但求為生民立命》）
範秀春說：那個時候沒有交通工具，去看病都是走著去。
1970年代，鄉鎮衛生院一般都沒有病床，村裡人病了，都是來衛生院請大夫，大夫背上藥箱就跟著走。後來幾年計劃生育工作成為了重要工作，曾光等人還要挨村兒去做計劃生育工作。
曾光的妻子高慶是承德本市人，1968年畢業於河北醫科大學醫學系,也在半截塔工作了九年，外科、婦科、計劃生育、做手術，都是全科，在曾光考上研究生後，調回了市裡。
那個時候的農村缺醫少藥，所有的醫生都是全科醫生，邱奎山說，曾光中西醫都行，因為在那個時代，在偏僻的山區裡，醫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是神一樣的存在。
此時，鍾南山正在相距不遠的寬城縣做新醫藥學教育革命探索，此時的承德地區和全國一樣，鄉鎮醫院和村衛生所正在廣泛開展“三土”、“四自”的群眾性辦醫辦藥活動。大夫們白天看病，晚上還要生產中藥丸兒。
天津知青魏樹人在圍場下鄉時，曾參加過製作藥丸兒：
“其實藥社的活兒我是外行，每次去只能踩藥碾子。藥社的學徒喬樹生和赤腳醫生王惠娟按照方子配藥，並按要求焙乾搗碎依次倒進藥碾中。我則端坐在凳子上，雙腳踩在碾子軸上，邊聊天邊慢慢悠悠有節奏地反覆蹬著，直到碾成細末倒在細羅中篩出藥面，然後再將藥渣反覆碾軋全部羅淨。
這時外屋已經點著火爐，鐵勺中熱上了蜂蜜。櫃檯上鋪上一塊案板，板面蹭上香油，然後將藥面堆上案，中間扒一坑，倒入滾燙的蜂蜜。只見藥社的司國才先生雙手塗滿香油，嘴裡唱著手裡攪著，象和麵一樣三下五除二將藥面揉成了麵糰。接下來是將麵糰搓成長條，跟包餃子揪劑一樣揪成30個劑子。隨後大喊一聲：都上手，大家雙手齊上把劑子迅速摶成了黑藥丸。司先生從櫃檯裡拿出一沓方塊的雪蓮紙，一個藥丸一裹，又摶成紙團。喬樹生端來蠟鍋，把紙團往熔化好的熱蠟裡一倒，王惠娟趕忙用笊籬撈出晾涼裝盒，一劑中成丸藥就算做得了。”
這樣的工作，九年間，曾光肯定沒少幹。
資料圖片：條件越是艱苦，越能歷練人生
6.
身居陋室而心懷天下，這是曾光和鍾南山等人為醫者的胸懷。
曾光在接受採訪時說，他讀過北宋理學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怦然心動。一個公共衛生專家、流行病學專家，傾其一生所做的，就是“為生民立命”的事業。
範秀春說：曾光比我來半截塔晚，他來了以後一直堅持學習，尤其是英語沒扔下，他在半截塔醫院的時候，做的是臨床，考研究生的時候考的是流行病。
經常去曾光家的邱奎山也說：曾光一回到家，洗完手後就是看書。
邱奎山說：曾光考上研究生時，他用生產隊的毛驢車送到北甸等去圍場的客車，有一箱子書和一個行李捲，他一直把曾光送上車。
承德人實在，圍場民風更淳樸。
承德有一句順口溜：南來北往，喝不過圍場。
淳樸的人更願意用酒表達感情。
曾光考上研究生快要離開半截塔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要請他吃飯。他下到村裡看病，村裡有四戶人家備好了飯菜。他知道那桌菜幾乎要花費掉一個農戶三個月的收入，但如果拒絕不去，那才是對主人感情最大的傷害。
他只好在每家吃上十分鐘，這四戶人家，每家都把他喚作“救命恩人”，他們說：我們的生命，都是曾醫生給的。
醫者仁心，其實就是體諒最底層、最普通的百姓的心。
這就是科學家的良心。
7.
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人與疾病的鬥爭，但也更是人的良知與愚昧的抗爭。
1月 29日晚，曾光接受CCTV4魯健專訪。對於疫情初期8名武漢市民稱“出現SARS”被約談，曾光表示：“這8個人是可敬的，他們是憂國憂民，有一定見解的。作為公共衛生專家，希望同他們對話，希望從他們身上學點東西。”
關鍵時刻，曾光又表現出了一個科學家的良知，他希望同行們從這八個人身上學點東西。
其實，我們都應該從曾光身上學點東西。
這個社會除了需要抗擊病毒的藥品、口罩、防護服，還需要鍾南山和曾光等科學家的這種為生民立命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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