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疫情传播持续增长，从现在开始几个月内，我们就别无选择，必须拿出至少几个新药或者抗体。制药界其实拥有充分的资源储备，不论是人才还是在研资产。但问题在于，公司是否愿意分享。
疫情仍在发展，外界对于抗新冠病毒的“神药”高度关注。第五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明确“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但提出“ 可试用α-干扰素雾化吸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或可加用利巴韦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属于国家免费艾滋病用药目录药品，是其中唯一的蛋白酶抑制剂，属于二线用药。
而最受外界关注的药物是吉利德在研埃博拉药物瑞德西韦。目前，用以评价瑞德西韦在新冠状病毒性肺炎的疗效和安全性的临床试验已经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进行当中。
何大一认为，虽然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瑞德西韦对于新冠病毒表现出一定的活性，但在临床中能够表现出高活性和有效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并非针对新冠病毒进行的优化，“如果没有做过优化，交叉反应的几率就会低，其活性程度也不太可能会高。”
何大一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特聘教授、著名病毒学专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主要发明人。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出现让全球得以遏制艾滋病大流行趋势。在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何大一曾与被称为"病毒猎手"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维尔特·伊恩·利普金（Walter Ian Lipkin）联手协助中国对抗SARS。
北京时间2月6日，在美中医药发开协会（SAPA）举办的《关注新冠疫情 对话著名病毒学家何大一》线上分享会中，何大一给出对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和相关药物研发的看法。
关于疫情走向，何大一说：“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一个更加准确的预测出现。但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这的确让人担忧。”他预测，随着北半球春季到来，随着天气转暖，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会变得更短，人们不再这么聚集，这一轮随着季节性流感一同爆发的肺炎也会逐渐散去。SARS在当年冬季大爆发，但入夏后消失。
但何大一提醒到，如果此次肺炎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或者部分地区大流行，很显然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都需要为这种情况作好准备。
“不论目前疫情防控措施多么强力，我们都不得不依靠科学来研究治疗和预防的手段。如果疫情传播持续增长，从现在开始几个月内，我们就别无选择，必须拿出至少几个新药或者抗体。新药研发周期漫长，但我认为找出候选药物和抗体还是能做到的。找到后就要靠安全测试、生产和审评审批了。一切都必须尽全力加速。”何大一说。
关于此次新冠病毒系人造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谣言，何大一说：“当下，抗击疫情的一个部分就是分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现在网上有那么多关于新治愈药物出现的谣言，但就因为对一个患者有效怎么能就确定呢？太多需要澄清了。我们需要根据事实采取行动。”
抗疫“明星”药有效性前景不佳
何大一认为，当务之急是对这些药物进行测试的同时，迅速找到优化药物。“因为目前所有这些冠状病毒还是能很好地保存蛋白酶和聚合酶，所以我们应该聚焦在开发能够‘击中全部或者大部分冠状病毒’的药物。这样才能够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不知道五年之后又会出现哪种新冠病毒，所以我们不能过度集中在当下这一个病毒上。”
不论是属于新型冠状病毒家族还是流感病毒，此类急性呼吸道病毒一般来说，“要么杀死患者，要被患者杀死”，不像艾滋病、乙肝、丙肝病毒那样是慢性的。“我认为现在要紧的不是找到能发挥作用的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或者最多两个能够很起作用的药物。”何大一指出。
“如果最坏的情况真的逐渐出现，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加速进行。我认为可能要对药物和抗体进行筛选，甚至应该开始设计疫苗。”他说。
如果要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开发疫苗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如果针对此次新冠肺炎开发疫苗，一旦疫情结束，研发将不得不终止，因为等下一次疫情爆发，病毒可能已经不同，疫苗将无法起效。
针对冠状病毒开发广谱疫苗，何大一表示，从SARS、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此次新冠病毒和一些蝙蝠冠状病毒的测序信息上看，开发广谱疫苗是有可能的。但问题在于，广谱疫苗需要从核酸序列、蛋白质结构等多方面进行设计。冠状病毒中一些元素相同，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将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几年”。
目前多款药物已经在中国进入临床用以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其中以上市药品居多。
据何大一介绍，就目前的筛选策略来说，已获批上市药品是最高优先级，然后是已获批的相似药物。“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团队正在对已上市的聚合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进行筛选，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此类的药物治疗艾滋病、丙肝、乙肝或者埃博拉。”
从非典中学到什么
何大一指出，SARS疫情之后，中国乃至世界对于如何应对流行病威胁已经学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如果我们往回看，想想应该做却没做的事情，我认为，有些教训吸取地很好，有些仍没有。我认为不仅是中国，但尤其是中国，需要做得更好。”
何大一表示，非典疫情爆发至今，中国取得了很多技术能力的进步，在科学前沿的反应也是非常迅速。比如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检测出新型冠状装病毒，并且获得全基因序列等。
但与此同时，应对疫情的透明度仍然不佳。疫情透明度是指给予公众真实准确的信息以获取信任，落实有效的疫情监控和上报体系，同时拥有合理顺畅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何大一认为，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疫情透明度仍可以再提高。“应对这种突发传染病的时候，透明度意味着一切。如此，方可获得公众信任。”
另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对预防重视不够。当疫情结束，因疫情启动的任何努力都被放在一边。
“SARS疫情结束后就完全是这样的，”何大一说，“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不管是制药公司还是政府，一定程度上还有科学家，所有的决心和投入都消失不见了。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毫无疑问，因为寄生于一些动物族群中，所以此类病毒还会再突然爆发。所以我们需要策略性地思考，以拿出针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的更广泛的解决方案”。
何大一指出，这需要政府拿出足够智慧和政治意愿，在更大范围内推进相关科研。“现在如果疫情结束，很显然就不能进行太多临床试验以验证有效性，但至少可以进行药代动力学的安全性测试等常规研究。然后储备足够的药品、疫苗或者抗体，当疫情再次爆发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对这些产品进行有效性测试。”
这一策略其实已经在埃博拉疫情中得到应用。“现在对于埃博拉，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问题只在于，它们是否能够覆盖每一种埃博拉病毒还是只能覆盖一个分支。我认为，针对冠状病毒我们也应该采用相同策略，起码应该能够覆盖SARS和新型冠状病毒以及一些寄生在动物身上高相关度的病毒。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两场冠状病毒爆发，应该有希望能够坚持投入，拿出长效解决方案。”何大一说。
亟待制药界参与
何大一指出，制药界其实拥有充分的资源储备，不论是人才还是在研资产。但问题在于，公司是否愿意分享。“阻碍在于法规部门，而不是技术”。
很多制药公司公司都有聚合酶和蛋白酶项目，不仅是已经上市的药品，还有大量的在研项目，其中很有可能会跟新冠病毒发生相互反应。
何大一说：“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测试，不仅针对这次的新冠病毒，还有SARS或者其他蝙蝠冠状病毒的病毒”，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广谱的候选药物或者抗体。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很多制药公司同意一起合作开发艾滋病治疗药物，最终加速了针对性药物的出现。
“如果此次新冠肺炎拐点迟迟没有出现，所有的制药公司将不得不坐到一起并且达成每一个公司都有能贡献的东西。形成合力，对于药物开发的行动来说非常珍贵。制药界的人才资源储备是巨大的，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所在的公司是否会给这些人足够的自由去与外界合作。”何大一说。
但制药界能否打破藩篱，形成合力，还要看疫情走向。如果疫情持续恶化，各方合作的可能性才会增加。
“学界群体在努力完成自己在药物发现一端的角色，但我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像制药界在化学方面的专业储备，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合作。如果在理想世界中，我会去敲每一家进行过蛋白酶研究的制药公司的大门，但有关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顾虑让这一想法难以实现。如果制药界愿意合作，将会是极其有力的开始。”何大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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