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以农业为主的我国古代封建经济体系中，土地制度的变迁左右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走向。一个王朝的强盛，势必伴随着一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完善的土地制度。唐承袭北魏、隋的均田制，采用授田于民的方式，明确了土地产权国有化（口分田）和部分私有化（永业田的），有效地抑制和延缓了土地兼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唐初接连几个盛世的出现，国家人口成倍数地增长，土地可授田资源的逐步趋向枯竭，百姓分到的田地数目达不到标准，征税时却以丁为单位。特权阶层的土地兼并严重还处于免税的状态。安史之乱后藩镇各自为政，人口急剧减少，社会矛盾的不断叠加，导致均田制存在的基础崩塌。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提出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出现，促进唐朝的土地制度由半公有制向私有制进行转变，征税的基础也从以人口为本转向了以田产和户等为计算基础。
租庸调与均田制
唐承隋制，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推出了租庸调制。租庸调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一种赋税徭役制度。
均田制产生于北魏时期，常年的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土地的荒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衡。为了给国家财政开源，北魏孝文帝下诏按人口分配荒芜的土地，同时明晰了土地产权的国有属性。隋、唐承袭了北魏的均田制。
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永业田与口分田
唐朝的均田制按照人丁分得田地，唐初每位成年人可分得一百亩土地。
所分得的田地分为两类：口分田和永业田。
口分田为没有继承权性质的土地，是属于粮田，占所分得田地的80%。得田人死后，这部分土地是需要上交的，以备新丁再分配。
永业田就是有继承权性质的土地，是属于树田，占所授田地的20%。可以种植榆树、枣树、桑树为主的经济作物。永业田是有交易权的，不足或者多余可进行买卖。
以上为百姓的口分田和永业田比例，王公贵族、有品级的官员、僧尼等特殊阶层所授田地皆为永业田，所以百姓承受了朝廷绝大部分的税赋负担。
均田制的瓦解
在经历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后，国家人口不断地增加。【根据《旧唐书》与《通典》记载：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百姓户数304万，人口1235万，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百姓户数891万，人口5291万】。王公贵族、官僚勋贵集体也在不断地壮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永业田数目的不断增加。经济的繁荣必然产生贫富差距的加大，土地兼并也就在所难免。
土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口分田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赋税的基数并没有改变，一旦遇到灾荒之年，百姓逃离就会更加的严重。
安史之乱的发生后，【根据《通典》记载：乾元三年（公元760年），百姓户数193万，人口170万左右】。全国人口锐减将近百分之七十左右，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杜甫的三吏三别，写实地描述了当时百姓所蒙受的战乱之苦的惨状。
两税法改革
安史之乱后，唐朝作为胜利者一方，也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唐朝廷的财政收入来源基本陷入了枯竭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唐德宗即位后，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下诏实施两税法。
所谓的两税法指按收税的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具体时间在每年的六月底之前和十一月底之前。征收的税种分为地税和户税，其他杂项税收一律去除，简化了之前繁杂的税目。地税按地产的多寡收取，户税按户等的高低征收。
两税法依据量出制入的原则征收，朝廷制定出征税的预算额后，各地拿到朝廷分配的预算纳税额，再依据当地现有居住人口户籍的田产多寡和户等进行征税。对于外出的游商，在经商所在郡县按收入的三十税一，进行收税。鳏寡之人可享受免税的政策。
两税法是一种资产税，租庸调制之下的王公贵族、官员以及僧尼等特权阶层，在实施两税法后，不再享受免税的特权。两税法充分地考虑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相对于之前实施的租庸调制，两税法简化了征收税目，加大了征税范围，免除了部分阶层的免税特权。
两税法是我国封建社会税赋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一次制度改革。在两税法实施的初期，对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论
均田制与两税法各有优劣，在一定的时间内，特定的背景下它们都是比较合理的存在。
唐初，百姓通过朝廷的授田，农业生产活动得到快速恢复，先后出现了贞观、永徽、开元等盛世景象。天宝初年，唐朝一年的税赋租钱达到二百余万缗（贯），庸及调七百四十万匹绢，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
均田制下，最初以公有制为主，只允许部分永业田可以进行买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土地兼并的速度。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土地兼并在所难免。
安史之乱作为唐朝从盛世走向衰落的分水岭，大乱之后的百废待兴，进而促进了两税法的产生，虽然两税法在执行的过程中，屡屡出现征收杂税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两税法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土地从部分可交易转变为全部可交易，由抑制兼并到全面放开兼并，配套而来的政策，是由原来的按丁征税转向了按土地多寡、户等来征收。这样的转变提高了地主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多劳多得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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