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林徽因正名,中國古建築學才是她的一生所愛,而不是那三個男人

提起民國才女林徽因,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和徐志摩、金嶽霖、梁啟超的愛情故事,她的建築成就卻總是被人忽視。實際上,她在中國建築領域裡是無人替代的建築學家,她的一生都與建築有著不解之緣,為了建築,她奉獻了一生。中國古建築學才是她的初戀、她的夢想、她的最愛!

為林徽因正名,中國古建築學才是她的一生所愛,而不是那三個男人

書香世家,根正苗紅

林徽因出身於書香門第,她的祖父林孝恂,進士出身,任過翰林院編修,浙江多個地地方官,晚年在上海投資了商務印書館。祖母遊氏喜歡讀書,擅長書法。五個姑媽都是當時的才女。叔父林覺民、林尹民、林文都是革命烈士。父親林長民,精通國學、日文、英文,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任民國參議院、中醫院秘書長。林徽因是家裡的長女,從小和姑媽林澤民在一起,受到其良好的文化啟蒙,林長民對這個女兒也特別的疼愛!


為林徽因正名,中國古建築學才是她的一生所愛,而不是那三個男人

林家可以說是個非常有學識又愛國的家族,這些都對林徽因的性格和今後成就有著很大的影響。


遊歷歐洲,萌發夢想

1920年,林徽因十六歲時,父親林長民被派往歐洲進行一年半時間的訪問,他寫信給林徽因說:“我此次遠遊攜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觀察諸國事物增長見識。第二要汝近我身邊能領悟我的胸次 懷抱......第三要汝暫時離去家庭煩瑣生活,俾得擴大眼光,養成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與能 力。”可見林長民非常有教育眼光。


同年8月,林徽因隨父親先後遊歷了法國、瑞士、德國和比利時四國,她第一次接觸到了西方建築,欣賞了歐洲各地的自然風物、民俗風情,極大地拓展了她的視野,尤其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物深深吸引著她。當時的中國縱有保存千年的精美建築,建築學理論研究卻幾乎為零,這對林徽因的觸動很大。可以說歐洲遊歷為她的建築人生開啟了大門,做一名女建築師的願望就此埋下了種子。


保存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檔案館的一篇報紙文章裡有這樣一段記錄:“我跟隨我的父親周遊了歐洲。在我的旅行中,我第一次萌發了學習建築學的夢想。現代西方的一流的壯觀激勵了我,充滿我心中的願望是將其中的一些帶回到我的祖國。我們尤其需要建造的理論,因為這能夠使你的建築物屹立許多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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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林徽因是一個非常愛傳統文化愛國家的大女人,年紀輕輕便立下如此大志大願,並且此後一生她都在為了這個志願努力。


選擇伴侶,留學深造

在英國期間,徐志摩遇見了林徽因,並對她一見傾心。但林徽因考慮到徐志摩是已婚人士,沒有答應和他交往。林長民也不支持他們,他寫信徐志摩 “ 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驚, 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 並無絲毫嘲笑, 想下誤解了。徽言附候”。同一時期,梁啟超也在英國,他非常喜歡林徽因,很想拉來當自己家兒媳婦兒,對此摯友林長民則是支持的,但他們都不主張包辦。


等到林徽因十七歲時回國,繼續讀在北京培華女子中學讀書,梁思成對林徽因一見鍾情,兩人第一次見面就確立了戀愛關係。林徽因和梁思成談了西方的“建築學”概念以及她想學建築的願望。當時的梁思成從清華學堂畢業後計劃到美國留學,正在考慮未來專業選擇問題。梁思成說,她談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什麼還不知道, 徽因告訴我,那是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 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梁思成後來有問過林徽因“為什麼是我”。此處其實即可見端倪。兩個有共同夢想的人才是最佳搭檔。建築學是兩人共同的事業,也 是二人感情溝通的基石。後來梁思成車禍住院,一直都是林徽因去照顧的,兩人的感情得到了迅速升溫,林徽因決定和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學。年後二十歲的林徽因就考上半官費留學,正好與因病推遲一年留學的和梁啟超一起去了美國。


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梁思成入學美術學院建築系,而林徽因則入學美術學院美術系。因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學院當時建築學課程只允許男生入讀,女生只可以選修,但不允許女生進入人體寫生室。而當時要獲得賓大的建築學學位,必須通過人體寫生課程的學習。林徽因選擇了曲線救國,在美術系註冊,同時選修建築系課程。因為她的作業總是得到最高的分數或是偶爾得第二,兩年後林徽因憑藉自己的才能,成功轉到了建築系,並被聘為建築系的“設計指導教師”及“建築設計(教學)事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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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大建築系請林徽因作建築設計指導老師的聘帖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林徽因培養了一定的建築理論素養,初露才華。她對中國文化和藝術充滿了自信心和鑑賞力,但她悲傷地看到,當時中國特有的本色的藝術正在被那種“與世界同步”的粗暴狂熱所剝奪。林徽因一腔熱情,想回國後,帶給國人有關東方西方交匯的信息,不是取代我們自己的東西。只是運用遠離來設計那些清晰的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梁父引導,開展事業

林梁留學期間,梁啟超一直在引導他們。

梁啟超寄了宋代李誡所著 《營造法式》一書給梁思成和林徽因。這本天書,對於心中有濃濃愛國情懷的梁、林二人來說,“天書”既是一種啟發,又是一種激勵,加強了他們研究古建築的決心。

1925年,梁啟超給在美國留學的梁思成、林徽因寄 去《營造法式》一書並在上面題詞


為林徽因正名,中國古建築學才是她的一生所愛,而不是那三個男人

1925年,梁啟超寄去《營造法式》一書並在上面題詞

歸國之前,梁啟超又為他們規劃遊歷歐洲的路線,希望他們趁此機會遊歷歐洲,作為從事建築學需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一次實習,也當作是對西方建築、城市規劃獲得感性的體驗與認識之旅。


回國後,梁啟超安排他們去了東北大學,因為他覺得:“那邊建築事業將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們夫婦願意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苦路上走。”


當時中國古建築是個國家稀缺的冷門專業,東北時局混亂,梁啟超這些安排,可見其深深的愛國情懷和遠見。梁啟超的綿綿父愛與啟智引導,使得林徽因伴隨梁思成的腳步走上了開創中國建築歷史研究之路。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國,受聘於東北大學,梁思成任建築系主任,林徽因任教授。從這裡開始,林徽因走向了一個廣闊的建築創作與研究天地,與梁思成一起為中國培養了很多建築人才。


第二年林徽因為東北大學設計成“ 白山黑水”的校徽圖案, 還獲徵集圖案的獎金四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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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學


艱苦奮鬥,共築輝煌

兩年後,林梁回到北平,開啟了他們自己的事業。

當時金嶽霖向林提出愛情要求,梁思成考察歸來,林徽因坦誠相告,梁思成表示尊重她自己的選擇,如果選擇金嶽霖,祝她和金幸福。金嶽霖得知這話,決定退出。此後,金終生未娶,但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友誼更加親密。

從此,林梁參加了中國營造學社,多處講演中國古建築學,到全國各地考察,寫下無數的珍貴的中國古建築資料,培養了無數建築人才,參與了多處建築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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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光寺為了確定佛光寺的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爬進了寺裡最令人生畏被人遺忘的地方。梁思成後來回憶說:這個‘閣樓’裡住著成千上萬只蝙蝠,它們聚集在脊檁上邊,就像塗了厚厚的一層魚子醬一樣,這就使我無法找到可能寫在樑上的年代。另外,又有千千萬萬吃蝙蝠血的臭蟲,他們戴著厚厚的口罩掩蓋口鼻,在完全黑暗的和難耐的穢氣中,好幾個小時地測量、畫圖、用閃光燈照相,當他們終於從屋簷下鑽出來呼吸新鮮空氣時,發現揹包裡爬滿了千百隻臭蟲,而他們也被咬得傷痕累累,但是因為這重要性的發現,這段日子倒成為了多年來尋找古建築中最快樂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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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自年青時即體弱患有肺病,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林徽因開始臥病在床。在當時缺醫少藥,生活十分艱苦的狀況下,她仍然沒有一天離開過她的事業。她完全是憑著頑強的精神和樂觀的情緒、對事業對熱愛,一直在為國家堅持工作,無論是疾病,還是貧窮。

她在病床上幫助梁思成收集、整理中國建築史的資料,梁思成在抗日大後方、偏僻的鄉下寫作完成的《中國古代建築史》也傾注了林徽因的無數心血。

林徽因與梁思成負責主持清華大學設計組,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他們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最終獲得了通過,這時列席會議的林徽因熱淚盈眶,但身體虛弱的她已不能站立起來了。

1951年,林徽因和梁思成被任命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 並具體承擔了為碑座設計紋飾和花圈浮雕圖案的任務。林徽因自始至終都 參與了這項設計, 並且還擔負了紀念碑兩層須彌座承託花紋雕刻的設計。林徽因以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唐代風格為藍本,將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花圖案融合在8個大花環浮雕中,華美而渾厚,輕盈而奔放,與歷史浮雕交相輝映,將英雄主義的樂章推向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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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經常臥病在床,但她依然參加在梁思成家召開的每星期一次的中國建築史編寫討論會;她在病中為北京文管會整理的明、清兩代建築彩畫專集作序;她躺坐在床上為年青教師講課。

最感人的是她為挽救瀕於停產的北京傳統工藝品景泰藍的事蹟。對民族傳統工藝酷愛的林徽因,憑著她對藝術的高超造詣,決定要使景泰藍推陳出新,走上新生。她帶著助手,親自到生產車間調查,瞭解產品的材料、工藝流程,回來自己畫草圖,指導助手設計出既有新意,又具傳統風格的新一代景泰藍,這些精湛的工藝品成了國家贈送給國際貴賓的貴重禮品。但是人們哪裡想得到,此時的林徽因肺病已至晚期,結核菌已經擴散到腎與腸,每天只能進食二兩糧食,她是以什麼樣的精神在為祖國、為民族、為北京而工作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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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林徽因終於離開了人世,在這塊她熱愛的土地上僅僅生活了51年。由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建制的墓座, 是一塊鐫刻著富於民族風格的花圈 和飄帶的紋飾的漢白玉石, 它正是林徽因 生前為紀念碑設計刻制的一個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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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她正名 建築大師

當時美國有幾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約請梁思成去美國工作,這樣林徽因的病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療。他們在四川的偏僻農村,繼續從事著心愛的事業。林徽因的去世,不能不使梁思成想到抗戰初期沒有去美國的決擇,他後來說:“我 當然知道這個決定所付出的代價,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來支持我。不!她並不是支持我,我認為這也是她的選擇。如果說我從李白、杜甫、岳飛、文天祥這些偉大的民族英雄那裡繼承了愛國主義思想,而徽因則除此之外,比我更多地從拜倫、盧梭等偉大的詩人、哲學家那裡學習了反侵略、反壓迫的精神。她對祖國的愛,是懷著詩人般的浪漫主義色彩的。”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曾經這樣評價梁思成與林徽因:“二次大戰中,我們又在中國的西部重逢,他們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卻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研究。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怕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 “在憂患的戰時生活中能獲得如此成就還說明, 他們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水平,而且還有崇高的品德修養,而正是後者使他們能夠始終不渝地堅持 自我犧牲,堅定地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林徽因曾說: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內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


2018年4月11日,林徽因逝世63週年紀念日,《紐約時報》推出了“被遺漏的逝者”Overlooked欄,發了遲到的林徽因的訃告,在該欄目刊登了一篇文章 ——《林徽因與梁思成,中國古建築的編年史家》。

為林徽因正名,中國古建築學才是她的一生所愛,而不是那三個男人


林徽因用生命闡釋了為了她所熱愛的中國古建築學,可以把一生活出怎麼樣的精彩。她不僅是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建築的開拓者,更是新時代女性的標杆。我們不應該,只是把目光放在她的情感經歷上面,而應該看到,林徽因在建築、文學、女性解放上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時代會給她一個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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