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息公开法》对确立土地收用正当程序的作用
日本的信息公开立法始于地方自治体制定条例，然后才是国家层面制定法律。在地方公共团体层面，早在1982年就有《山形县金山町信息公开条例》，以此为开端，自治体层面的信息公开立法得以展开。在国家层面，如前所述，日本直到1999年才制定了《信息公开法》（法律第42号），而该法第1条对国家赋课了说明责任，这对于确立土地收用正当程序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地方自治法》的修改对土地收用正当程序的促进作用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2条，国家必须尊重地方自治的本旨。所以说，从宪法的旨趣来看，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本来就是对等的。可是，国家通过法律或者政令而创设了庞大的机关委任事务，对地方公共团体一直进行实际上的监督。此外，通过补助金的制度，国家就像握住了“黄金缰绳”一样，一直牢牢地支配着地方自治体。1999年，日本对《地方自治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使得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正在迈向接近对等的关系，亦即地方公共团体正在逐步接近《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本来的自治形态。[16]
（五）地方分权改革与正当行政程序
1999年地方分权改革以前，日本都市计划法制的最大特征是“都市计划机能的国家独占”[17]，从都市计划决定到开发许可等都市计划的重要部分，被视为对都道府县知事的机关委任事务。通过其后的改革，都市计划法制的这种国家独占局面大大改观，除了《都市计划法》第87条之五规定的部分事务外，都市计划全部被划归自治事务。《都市计划法》第15条将都道府县或者市町村作为“都市计划制定者”，赋予其都市计划的决定权限，首先限定列举了都道府县的7项决定权限，进而将其他都市计划决定权限全部赋予市町村。基于这些规定，自治体拥有了都市计划的决定权限。当然，在都市计划决定中，依然残留着由国家进行的干预。例如，第18条第3款规定，自治体对部分都市计划作出决定，需要与国土交通大臣协议，请求其同意；第24条第1款规定，对于与国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项，只要没有正当的理由，都道府县或者市町村就必须服从国土交通大臣的指示。由此可以说，尚未完全形成由自治体进行的自主性的都市计划行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对自治体赋予权限，并不是对作为基础性自治体的市町村赋权，而主要是对都道府县分配更加重要的权限。[18]
（六）修改《土地收用法》确立土地收用正当程序
与《行政程序法》和《信息公开法》的制定以及《地方自治法》的修改相呼应，《土地收用法》的修改给土地收用委员会的存在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
1.《土地收用法》的沿革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即通常所说的“明治宪法”）[19]颁布，同年7月30日，《土地收用法》（法律第19号）成立。《土地收用法》设立了作为土地收用委员会制度前身的土地收用审查委员会制度，在工程认定后有协议的制度，当协议不顺畅时，可以请求土地收用审查委员会的裁决。[20] 1896年４月27日《民法》（法律第89号）的颁行，促成了1900年《土地收用法》的修改。该法修改之际，在一木喜德郎[21]的指导之下，参照普鲁士收用法，正式确立了收用委员会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制定，新的《土地收用法》（法律第29号）于1951年6月9日公布，同年12月1日起施行[22]，揭开了日本土地收用制度的新篇章。之后，该法经历了多次修改，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实体权益保障和正当程序追求的价值取向，至2012年9月5日法律第76号的最终修改，全面形成了兼顾实体权益价值和正当程序价值的土地收用法制度。
2.事业认定程序的迅速性和适正性的兼顾
效率是行政的生命。程序的迅速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共通的一般性的要求。从前，日本在收用委员会的裁决程序阶段，也有事业的认定中公益性判断成为问题，结果是拖拖拉拉地进行讨论，导致程序迟延的情形。为避免或者减少这种情形，现实中要求程序迅速化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些舆情当然地也对《土地收用法》产生了影响。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事业认定的裁决程序具有合理性，所认定的事业具有公益性且能够顺利推行，《土地收用法》的修改依然更强调适正性，专门确立了以适正程序来认定收用事业的制度，设置了一系列相关规定。比如，该法第36条之二创设了权利者是多数的场合制作土地、物件调查书的特例，即以代替署名捺印方式的公告、纵览方式进行。
为了保障审理顺利且合理推行，该法第65条之二则创设了代表当事人制度。通过导入代表当事人制度，试图使程序简略化。并且，该制度并不是在当事人为多数的情况下必须导入的，而是将是否导入的决定权委任给当事人的自主性判断。这是该制度最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之一。閱讀更多 劉光明律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