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眼中的日本:一個崇尚文化、虛心學習又略狡猾的小國

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居,中國人在很久以前就出現了對日本國的記載。《三國志》說在東方大海之中有一群倭人,他們建立起了許多小國家。這些倭人尚處於野蠻狀態,在漢朝時有三十多個小國的人來進貢方物。之後倭人間互相征戰,最終立了一個共同的女王,常遣使與魏國通好,這說明漢朝人已經知道日本的存在了。但是中國人對日本的瞭解雖很早,卻始終不深。

在東晉南北朝時期,倭人又重新立男人為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隋書》記載,隋文帝曾派人到日本去考察當地風俗,使者回來彙報說“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文帝覺得蠻夷不配這樣稱呼,便說"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其國改之。當時日本的文化還十分落後,史書說其國“無文字,唯刻木結繩。”之後日本從百濟國求得佛經,才知道文字是什麼一回事。

在隋朝之前,中國人一直將日本視為未開化的蠻夷,並沒有給予重視。隋煬帝的時候日本國王曾送國書來長安,裡面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煬帝讀後感到不高興,便對臚卿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可見中國人對這個鄰居很輕視,將其與小蠻族部落同等看待。然而在唐朝之後,日本的風俗、文化卻飛速進步,這體現在唐朝人的文字中。而《舊唐書》在講到日本時,也表現出日本人有“尚文”的特點。

唐朝人眼中的日本:一個崇尚文化、虛心學習又略狡猾的小國

古人對日本瞭解得很早,但始終不深

唐朝人眼中好學日本人

《舊唐書》是根據唐朝國史來寫的,在書裡關於日本的地方,我們發現有一個較為顯著的變化,那就是日本人不再像以前那樣處於沒文化的蠻夷狀態,反而變得十分崇尚文字,喜好學習。

根據史書記載,武周長安二年,日本的朝臣真人入京進貢方物,其官職相當於中國的戶部尚書。這名官員容止溫雅、好讀經史,給中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女皇武則天在麟德殿接待了他,授其司膳卿,之後送還本國。唐玄宗開元初年,日本又派使者來朝,請求中國授予儒家經典,並由儒士來講讀。朝廷便下詔由四門助教趙玄默入鴻臚寺為師,作為尊師的答禮,日本人獻給了趙玄默大幅布,上面題雲“白龜元年調布”。這些使者還把身上的盤纏以及唐朝賞賜的錢財都用來購買書籍,然後泛海歸國。

其中有一個官員名叫仲滿,因仰慕中國之風,所以留在了唐朝,改名叫作朝衡。他在唐朝一直生活了五十年,非常喜歡讀書,交接了許多當朝名士,是勤奮好學的日本人之代表。

《舊唐書》又說唐憲宗元和元年的時候,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書說:“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可見從唐玄宗開元初年到唐憲宗元和元年,這近百年的歲月裡,一直有日本留學生到中國來學習。而到了晚唐開成時期,仍有日本人來朝貢。

日本人給唐朝人留下了勤奮好學的印象,一改之前的蠻夷之風。

唐朝人眼中的日本:一個崇尚文化、虛心學習又略狡猾的小國

日本遣唐使來唐朝留學

宋朝人眼中崇尚文化的日本人

宋太宗雍熙元年時,有五六個日本僧人浮海而來,向朝廷進獻銅器十餘件,並將本國的《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呈上,中國人這才能詳細瞭解到日本的歷史與風俗。

當時宋朝人向日本僧人打聽其國的民風,日本人便回答:“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他們的國人能夠寫作隸書,但不通華言。《宋史》說這次來中國,日本人收穫頗豐,得到了許多中國典籍,包括鄭玄注的《孝經》、越王李貞寫的《孝經新義》等。日本人又請求印《大藏經》,太宗下詔給之。當得知日本千年來的天皇都是一個世系時,宋太宗感嘆說:“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認為日本人保留了古代中國的淳樸之道,沒有參雜太多五代時期的狡詐與卑怯,尚有禮義廉恥。

宋太宗的這種觀點代表了北宋一些人的看法,例如歐陽修在《日本刀歌》裡就寫道: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辭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雲。”

歐陽修在詩句中隱晦的哀嘆中國人喜歡自己摧殘自己的優秀文化,導致世風日下、詐偽並起,良好的東西都被日本人學了去,頗有“禮失而求諸野”之感。中國人自己把詩書都焚燬了,又禁止人們去讀優秀的讀物,導致許多人讀不懂那些古人的書。而日本人卻將它們保存了下來,並且嚴令不準傳回中國,這樣中國自己優秀的東西反倒被日本人永遠的學去,並且壟斷了下來。

因此,在宋朝人眼裡,日本人非常崇尚文化,喜好學習,在文明的背後也頗有幾分狡猾。他們趁中國人糟蹋自己先人東西的機會,把中國古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學了去,並且不準再傳回給中國,以此來趕超這個強大無比的鄰居。

唐朝人眼中的日本:一個崇尚文化、虛心學習又略狡猾的小國

會打小算盤的日本人

我們要怎麼看待日本人?

日本尚文”是清朝史學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的評價,這個評價源於歐陽修說的“士人往往工辭藻”的說法。而《宋史》裡也記載說宋真宗鹹平五年時,有一箇中國商人周世昌乘船到日本,旅居七年後才回國,他帶了一個名叫滕木吉的日本人回來。滕木吉能夠作詩,但其詞簡陋。景德元年,又有僧寂昭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懂中國話,但能夠看懂漢字,而且繕寫甚妙,凡問答並以筆札。這些來華的日本使者給中國人留下了好學以及尚文的印象,他們熟知中國文化,能夠運用的自如。

但唐宋人也察覺到日本人稍微狡猾的一面,例如《舊唐書》說“或雲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並,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誇其國都方數千裡”云云。日本人來中國後並未如實講述其國情形,而是說得雲裡霧裡,並且夾雜誇大之詞。這樣,在兩國的交往中,日本人學盡中國文化,而中國人對日本卻仍是一無所知。勤勞的日本人跨海而來,取走了中國的真經;合群自大的中國人卻無視這個渺小的鄰居,數百年來仍對它知之甚少,這可謂是中國人之悲哀了。我們不禁又想起魯迅在《從孩子的照相說起》的話來:

“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裡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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