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開皇十二年，四海歸心，天下已定。為鞏固和加強統治，隋文帝楊堅打算重修禮樂，以加強和鞏固統治。
一天傍晚，平日早已寂寥無聲的朝堂，這時候卻百官佇立，爭論不休，討論制樂一事。這一過程中，國子監博士何妥與太子通事舍人蘇夔的爭執激烈異常。他們二人各執己見，各不相讓，僵持了很久。一個是德高望重的儒林耆宿，一個是頗負盛名的少年俊秀，他們倆都精通禮樂，儘管意見不一，可都有理有據。文帝覺得十分為難，最終不得不按照大多數朝臣的意見來定取捨。
年紀不大、資歷不深的蘇夔敢和德高望重的何妥當庭一爭高下，並非由於此人可以面折廷爭。蘇夔之父蘇威乃當朝宰相，自開皇初便執掌朝政，是隋朝開國元勳。日常文武百官都爭相依附此人，這次議樂，當然又給那些人提供了一次巴結宰相的好機會。原本一場學術上的爭論，這時已化作一場政治勢力的較量。
通過表決，十分之八九的大臣都站在了蘇夔一邊。勝利者洋洋得意，失敗者卻心理不平衡。何妥火冒三丈，他怒火沖天地說：“我做了這麼多年的侍坐先生，此刻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手裡!”
蘇威與何妥早有積怨，多年來上朝議事時常有爭執發生。何妥自以為是一代鴻儒，對蘇威當然不服，但念在蘇威大權在握，通常也不得不忍氣吞聲。可這回竟然讓蘇威的兒子擊敗了，這必然令其自尊心大受傷害。何妥的確是位造詣頗深的“儒林高士”，舊怨新仇，令其情思激憤，大筆一揮，一篇指責蘇威等大臣朋比為奸的上“封事”誕生了。
文帝閱畢何妥的奏章，心裡甚是憤怒，他一貫痛恨大臣之間各樹黨羽，相互串聯，這可能和他起家的經歷有關。曾輔佐自己奪取北周天下的當今國相，此時此刻又在暗中結黨，這對自己的江山社稷必然是種極大的威脅。不過，這件事情事關重大，依據何妥所奏，一定會牽涉到吏部侍郎薛道衡、禮部尚書盧愷、考功侍郎李同和、尚書左丞王弘等多人。出於慎重，文帝特意派上柱國虞慶則、皇子楊秀等人聯合調查蘇威“朋黨”案。與此同時，還把盧愷等人交由御史臺審理。
很快，對蘇威的調查有了結果，調查者列舉了蘇威罪證的事實：尚書省中都稱呼王弘為“世子”，而叫李同和“叔”，李、王就像是蘇威的子弟，可見關係異乎尋常；儒士王孝逸，原本是國子學請來擔任書學博士的，吏部卻依據蘇威的命令，任命此人為府內參軍；除此之外，蘇威以多種不正當手段，提拔自己幾位族弟為官等等。證據看來已確鑿無疑，證明何妥所奏並不是誣告誹謗。文帝頓時龍顏大怒，他讓蘇威當庭誦讀《宋書·謝晦傳》中一段關於朋黨之案的內容。蘇威嚇得失魂落魄，趕快脫下官帽，不停地叩頭請罪，文帝卻憤怒地說：“現在為時已晚矣。”立刻罷免了蘇威的官爵。
蘇威被罷免後沒多久，御史臺對盧愷的調查報告也呈給了文帝。經查證盧愷有下列罪狀：第一，立隋國前，房恭懿參與了北齊舊臣尉遲迥的叛亂，本不該任用這樣的人，可是卻經原吏部長官盧愷、蘇威執意推薦，令其官至海州刺史；第二，滯留在吏部候選的人不少，當時盧愷身為吏部尚書，並非從速授予官職，而是先讓那些人填寫履歷，要在劃分士流後才派遣；第三，蘇威的族弟蘇肅、蘇徹，二人是通過區區鄉正調吏部候選的，蘇徹在委任狀還沒有下達就已被先行錄用，而蘇肅不僅身殘，且碌碌無為。為了逢迎蘇威，盧愷居然任命蘇肅為朝清郎。按照上述事實，憲司最終判定，蘇威與盧凱等人共為朋黨，證據確鑿。
這下隋文帝更加震怒，當庭斥責盧愷道：“你膽敢利用自己神聖的天官之職佈施個人恩惠!”盧愷邊脫帽叩頭，邊為自己開脫道：“皇太子曾想讓小人提拔通事合人蘇夔為舍人，當時臣覺得蘇夔資歷不夠，因此堅持反對提拔他。倘若臣的確和蘇威有私情，會反對提拔蘇夔嗎?”文帝不信他的話，說：“蘇夔乃蘇威之子，這是人盡皆知的。你堅持不提拔他，只是想欺世盜名、掩人耳目而已。而對那些不為人所知的，像蘇肅、蘇徹，你就隨意提拔，難道這還不是奸人的行為嗎?”
盧愷百口莫辯，當即被貶為庶民。
因為何妥所奏，房恭懿、薛道衡等也相繼充軍流配。此事先後被治罪受牽連的知名人士有上百人，是自隋開國以來以“朋黨”罪名涉及人數最多的一樁案件。
對此案史家素有微詞：自北周至隋以來，不分清濁選任官吏，導致在官吏中魚龍混雜，在薛道衡、盧愷執掌吏部後，有鑑別、有區分，舉賢任之，才令過去的局面有較大改觀，可這些卻成為他們阿諛結黨的罪證；儘管房恭懿曾參與叛亂，可那時天下未定，難免人為其主，後經蘇威引薦效忠於隋，文帝因基政績卓然，還數回嘉獎於他，任命他為海州刺史；說起何妥一怒，不惜令百餘位名士罹難蒙冤，有失儒者風度，此乃儒家仁道所不容。
盧愷、蘇威“朋黨”案確屬冤獄。不久，隋文帝對此有所悔悟，他非常愧疚地對大臣說：“蘇威被人誣陷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便恢復了蘇威邳國公的爵位，只是同案的房恭懿、盧愷卻因不堪勞憂，已含冤先後奔赴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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