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學兄遽逝。當時是他的次女李芹隨侍在側，她就曾來過電話希望我為她父親寫篇紀念文章，後來他三女兒李藍從國外回來，又打電話談過此事。我雖然已屆耄耋之年，已有數年未曾握筆，但我對他兩個女兒說：這篇文章是一定要寫的，寫不好也要寫。因為我們是相識近70年的老同學和朋友，在校時相處甚密，後來也沒失去聯繫，2018年5月還在京見了兩次面。
我和李希凡是老同學。1949年7月和8月，希凡和我先後進入山東濟南的華東大學。這是一個培養革命幹部的短期訓練班式的學校。1950年夏初，這個學校改為新型正規化大學，設立中文、歷史、外語等系。原來學生中大部分奔赴工作崗位，少數年齡較輕、文化程度較高的留下繼續學習。李希凡和我都留下成了文學系一年級學生，並且編在一個小組裡。李希凡被選為正組長(學習組長)。他的未來的妻子徐潮，被選為副組長(生活組長)。這是我們認識的開始。
1950年深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華東大學由濟南遷往青島，與原在青島的山東大學合併，組成新的山東大學。於是我們由濟南來到青島。1951年3月15日，新山東大學成立，我們成了中文系一年級下學期的學生。我們原應在1954年夏季畢業，但1953年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急需大批人才，政務院決定華北華東高校文理科三年級學生提前一年畢業。於是我們與四年級學生同時畢業。李希凡到中國人民大學當研究生，我到北京大學當研究生，相距不遠。徐潮不久也到北京工作。
山東大學的三年，李希凡在班上是個令人注目的人物。他的經歷與大多數同學不同。由於日寇入侵和家道中落，他沒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外語和數理化沒好好學過，這是他的不足。但他在社會上闖蕩，也獲得許多在書本上得不到的知識。例如他曾在話劇舞臺上為演員充任提詞工作，就使他早就對曹禺劇作有深入的瞭解。他的大姐夫趙紀彬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多卷本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曾為姐夫長時間抄稿，這對他知識的積累和視野的開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學們都覺得他知識廣，懂得東西多。對我們感到陌生的學術問題，都能發表點意見，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上世紀50年代初流行的文學觀念今天看來不無狹隘。比如那時新華書店(兼有出版社功能)出版了一套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應是主要的閱讀對象。李希凡雖不反對這種看法，自己卻大量閱讀古典作品和歐美文學作品。在學習期間，他完成了兩篇論文，一是《典型人物的創造》，是以沙俄作家岡察洛夫所塑造的奧勃洛摩夫為例，談作家如何塑造藝術典型。這篇文章自始至終是在恩師呂熒的指導下完成的。另外一篇是《略談〈水滸〉評價問題——讀張政烺先生的〈宋江考〉》，此篇1954年在京重改,後收入文集第一卷。一個大學本科生在校期間能寫就兩篇論文並得以發表，是非常難得的。
李希凡在山東大學的一項愛好是詩歌朗誦。那是一個激情澎湃的歲月，詩歌和朗誦非常流行。在山大還有一個很好的條件，就是我們的老師高蘭先生，是抗日戰爭年代著名的詩人和朗誦家，又是當年朗誦詩運動的提倡者，曾對學生的詩朗誦給予鼓勵和指導。我們同學中間，也有人如任思紹和陶陽，都能寫出很不錯而又適宜朗誦的詩。朗誦有獨誦和合誦，我們經常在學校集會中朗誦，很受歡迎。有一次畢業典禮上，李希凡詩歌獨誦，代表在校同學歡送學兄學姐，效果很好，有些畢業生竟激動得流淚。我們也數次去青島人民廣播電臺去朗誦，配合抗美援朝運動做宣傳。1951年夏，青年團山東省委在青島舉辦了一次海濱夏令營活動，李希凡和我派去指導朗誦。我那時年齡還小，重要工作都是李希凡來做。
李希凡和徐潮戀愛成功也是他在山大校園三年中的一件大事。在舊社會，李家已經破落，而徐潮家境寬裕且有點地位，兩人青少年生活環境大不相同，能相識相知以至結為終身伴侶，並不容易。這裡希凡堅忍不拔不達目的絕不休止的毅力起了決定作用。希凡戀愛屢受挫折，苦悶難耐時就找我們談談以解鬱結。
李希凡徐潮到北京後，很快結了婚，不久有了大女兒李萌，這時希凡還在人大學習，日子過得艱難，人大是從解放區遷京的學校，制度很嚴。星期六下午6點前是學習時間，沒有課也要在課堂自學，星期日晚上8點，又是晚自習時間，必須到課堂自習。一個星期只有26小時的假。從人大出來等公共汽車到西直門，再轉車進城到家，總在八九點。星期天回校更難。當時北京高校集中在城外西北部，回程人更擠，三四點鐘排隊的大學生繞了幾個彎。一次李希凡回校，到西直門已6點，排隊等車8點趕不到學校，他就插隊，後面的人叫：人大的那個大個兒不要加塞兒(當時大學生每個人身上都戴校徽，北京人把插隊叫加塞)。希凡訴苦：家中有不滿週歲嬰兒，上週晚自習遲到已受過批評，不得已而為之，批評他的人原諒了他，讓他加了一回塞兒。
1955年秋，我被分配到西安西北大學工作，兩年後被錯劃為“右派”，為了不連累他人，我與所有同學和朋友斷絕了來往，以免連累他人。大約上世紀70年代初，學校一位負責人找到了我，說李希凡來到了西安，現住在西安市文化局招待所，叫我去找他，請他來西安作個報告。以我當時的情況，是非常不願意見老同學的，但奉領導之命，只好騎自行車到招待所去。
西安市文化局招待所在西安西大街北側，鼓樓的東南，招待所的後面有個很小的院落，希凡就住在那裡，是一間寬大的平房。現在招待所早已拆掉改建了廣場。一進去發現有兩位客人在那裡。希凡還認識我，向兩位客人介紹，這是他山東大學的老同學。又向我說：兩位是作家杜鵬程和王汶石，剛剛被解放。杜王二人不久就告別。於是我就向希凡說明來意。並向他表明：雖然我“右派”摘帽已十幾年了，本不願再來見老同學的。希凡見我很拘束，說我的事他略有所聞，接著說開了家常，談起上世紀50年代去歐洲參加世界青年和平聯歡節的事。那時去歐洲先到莫斯科，坐火車要6天6夜，同行的人在這麼長時間裡都成了朋友。
後來因特殊原因，他未能去西北大學作報告。他曾來到西北大學，看望了單演義教授，在他家用了晚餐，並留有一張照片。
改革開放後，由於希凡和我都搞點魯迅研究，常在一些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上見面。不久他當上了有一定級別的官員，但對老同學不改常態，他有個照相機，出遊時總要給我照幾張相，並且洗好了寄給我。1981年魯迅百年紀念會後，他還在家中設宴招待，徐潮親自下廚。那天赴宴的有徐文鬥、張惠萱，藍翎剛從朝鮮訪問回來，也參加了。
新世紀以來，我與希凡見過兩次面。一次是2014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為他出版了文集，開了個紀念會。此時徐潮已逝，長女李萌也逝去還瞞著他。這次見著他，覺得他一下衰老很多，步履艱難，這次有袁世碩、田師善、魏同賢、張傑和我五個老同學赴會，非常難得。為了讓我們方便聊天，吃飯時為老同學專設一桌，叫同學席，但我們這些老頭子，都不大說話，袁、田二位更是一言不發，你問他一句，他回答兩三個字。
至於2018年與希凡在京見面，我在上世紀80年代的學生、這次與我一起晉京的劉煒評有專文記載，不贅。我這篇文章講的是些瑣事，但這些零碎的細節構成了生活，構成了歷史。
（作者系西北大學教授、魯迅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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