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魯迅對於中醫的態度是批判的，原因在於魯迅認為他父親的病，就是因為中醫的治療而被耽誤的。十三四歲的魯迅，奔走於藥鋪、學堂和當鋪之間，感受著人情冷暖。
當時的中醫診療，其實充滿了一些神秘主義色彩，最為突出的就是所謂藥引。名醫為魯迅父親的提出的藥引就有，經霜三年的甘蔗，同穴分公母的蟋蟀。
喪父之痛，對魯迅的一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同時也讓他對待中國傳統時候，一直持有懷疑和否定的態度。我們不難想通，在五四初期魯迅激進的主張“全盤西化”，號召青年不看中國書，以及在雜文中直斥中醫為糟粕。
後來，魯迅去日本學習醫學，應該就是為了從心理上補償這段經歷的痛苦。他的棄醫從文之路，不僅僅是因為看了“日俄戰爭”的電影，而且還因為他受到了日本人的歧視。
自從魯迅說出“我突然醒悟，學醫是救不了中國人的”，他就把醫學救人的理想徹底放棄了，他通過寫作傳播思想，要從精神層面上改造國人。就棄醫這點來講，他和國父孫中山很相似，只是國父是棄醫從武。
但是，魯迅後來的很多文章都有他早年為父求醫和熟知西醫的底子。
《狂人日記》作為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其中的狂人不就是得了受迫害妄想症，惶惶不可終日嘛。
《藥》中，寫出了底層民眾的愚昧，他們想到的藥，竟然是革命志士的熱血，“人血饅頭”的說法，也是從這部小說中提煉出來的。
學術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中，魯迅對五石散毒性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他對中醫中一些藥物毒性的認識。
魯迅所處的時代，西醫還是很少的，同時普通民眾也不認可西醫，中醫的現代化也沒有開展，所以他的想法有正確的部分，也有錯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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