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中国第一个口罩,是“伍氏口罩”。
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简单、低廉的小小白布,成了多场鼠疫的大功臣。
发明他的人叫做伍连德。
伍连德先后参加过三次鼠疫、三次霍乱的防疫工作,一生致力于和病毒抗争,救治了千千万万的百姓。
但是,因为他常年奔波,无暇照料家庭。
他的3个儿子纷纷感染恶疾去世,令他痛苦自责。
经历了无尽的忧伤和彻底的绝望,他又站起来,继续在中国的防疫卫生事业战斗。
槟榔屿,马来西亚这座美丽的小岛,白天晴空万里,夜晚月光皎洁。
伍连德在这里出生。
父亲是豁达精明的金铺老板,母亲是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
因为家里兄妹较多,家境并不富裕,伍连德只能就读于英国公办的“大英义塾”。
学校不收学费,学生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信仰也比较自由。
当地有一项“女皇奖学金”,每年出资二百英镑,给两位学子去伦敦学习四年,并免费提供来回船费。
伍连德头脑聪明又刻苦勤勉,成了当年新加坡唯一一个被资助的学生。
当时的长辈认为“父母在,不远游”,不让他出国,但他的父亲全力支持他。
伍连德想到当地平民缺医少药,终年受病痛折磨,于是他决定学医。
他搭上“北京号”轮船,前往伦敦,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
伍连德拖着根长辫,一上船就成为全船人的笑料。
他一下车就花了五个先令,请来理发师把这束缚思想的旧时代的辫子剪掉,转身一变成了洋学生。
一经多年,当他再度回国时,已经退去了当年的稚气,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
1903年9月,伍连德返回马来西亚途中,寄住在林文庆医生家中。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里林医生的妻妹,黄淑琼。
当时黄小姐来姐夫家做客,伍连德和她朝夕相处,产生了深厚感情,两人分别时曾偷偷许诺婚约。
伍连德回到槟榔屿,买下一套二手医药器具设备,开设私人诊所,诊务终日忙个不停。
除此之外,他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活动,致力于社会改革,如禁止吸毒(鸦片)和赌博,主张男子剪掉辫子,提倡女子教育等。
伍连德的名气渐盛,诊所业务也渐渐兴旺,收入丰厚。
他与黄小姐完婚的条件已经成熟。
他奔向星洲,带着黄淑琼小姐来到一所基督教堂,两人举行了婚礼。
他在槟城的医业如日中天,夫妻关系愈加深厚,他生活优裕又幸福。
但就在这时,伍连德收到一封信。
袁世凯邀请他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
伍连德从小生长在一个华侨家庭,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一直向往回归故土报效祖国。
再加上他的夫人一直身体娇弱,不太适应槟城炎热的天气,她很想回到生养她的祖国。
伍连德毅然放弃在马来西亚的优裕生活和私人诊所,返回祖国,他决定用毕生的医术,报效父母之邦。
他即刻携娇妻幼子到达上海,将妻儿安顿在亲戚家,满怀赤热之心飞到天津上任。
1910年12月,肺鼠疫向东北大地肆虐,并迅速蔓延,政府当局束手无策,百姓们纷纷外逃。
东北三省在中国有着重要的政治位置,如果不迅速消灭瘟疫,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主动申请深入疫区参加防治工作。
他用两天的时间,准备了防疫所用的东西,如中型高倍显微镜、酒精、试管、剪刀、钳子及其他实验室所需的物品。
1910年12月21日,伍连德冒着严冬凛冽的寒风急赴东北。
他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理应堪当重任。
无奈他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医生,受中医大夫和临床多年的医生忽视,他的意见一次又一次被否决。
很多医护人员,进入病房时,只穿一件白色的长袍,没有任何的防护工具。
他提醒一定要重视防护,却被当成了耳旁风。
伍连德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顺藤摸瓜。
他查明各地首例病人发病的时间,然后证实鼠疫蔓延的走向。
他发现患者症状皆为咳嗽,高热,昏迷,脉搏很快,皮肤呈紫色,这是传染致病
他确定了到预防、隔离的重要性,并动手制作出了中国第一个棉布口罩。
这个口罩所产生的效果,让大家发现了他。
伍连德不仅仅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年轻人,还是一个有真才实干的流行病研究医生。
后来,政府举全国之力,制作供防疫所用的口罩。
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
他深入疫区调查,追索流行经路,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
他指挥着三千大军,夜以继日地战斗在鼠疫防治的第一线上。
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扑灭了这场灾祸。
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
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疫情被控制,接踵而至的并非名誉,而是最深的噩耗。
1911,他刚出生6个月的3儿子长明 ,因为患上急性菌痢不幸早夭。
但是,他依旧无暇顾及家庭,一心拯救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
作为丈夫、父亲,伍连德无疑是缺位的,但是他始终深信有国才有家。
他在《自传》序言中也流露出对强烈的爱国情怀:“我曾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在我脑海中种种往事记忆犹新。”
中国的霍乱与鼠疫好像是一对“孪生子”,这两种瘟疫肆无忌惮地轮番蹂躏着中国人民。在(1907—1937)30年间伍连德先后参加过3次霍乱,3次鼠疫的防治。
1925年7月,伍连德正奔波于东北各地,那天他在哈尔滨东三省防疫,再次接到噩耗。
伍连德的次子,伍长福,在观看足球比赛时突发急性肺炎早早的离开的人世。
那年,他才16岁。
伍连德2次痛失爱子,他将希望注入在了唯一幸存的儿子长庚身上。他继承长庚能继续自己终生热爱的公共卫生事业。
1925年9月底,长庚带着父亲的全部期待,和清华同学同船赴美,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
但是长庚常年没有严父从旁教导,染了少爷习气。
母亲爱子如杀子,她把所有积蓄以及美旅行津贴都寄给长庚买小轿车,这个满含母爱的礼物导致长庚成天跟一帮狐朋狗友厮混,常常考试不及格,还收到了院长的警告函。
伍连德不得不匆匆赶往巴尔的摩,拜访了儿子怒气未消的导师,并把长庚交给挚友温斯洛教授亲自管教,直到儿子获得卫生学博士学位。
1935年,伍长庚回到北平,进入市政府卫生局工作并继续传染病研究。
四年的时间,他成了流行病部门的负责人。
1937年6月,这位医学界的新星伍长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没过多久,长庚又有了一个可爱女儿。
就在这时,伍连德的太太,肺病加重离世。
伍连德的妻子,黄淑琼纤细柔弱,美丽文雅。
她最爱中国文学。曾用英文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立传(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她去世时,还剩下最后一部——《貂蝉》未能完成。
正当伍连德还沉浸在悲伤中时,“七七事变”彻底爆发,儿子、儿媳所在的北平彻底沦陷。
他唯一的大儿子伍长庚在抗击北平的霍乱防疫中,不幸染病去世。
他按照父亲的期待把生命献给了国家伟大的公共卫生事业。
伍连德听闻消息时,眼前一抹黑,几乎站不住。
可是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却这样说到:“随着更多训练有素的年轻男女投身于科学医疗之事业,我仿佛已能看到世界更加和平与理性的那一天。”
在哈尔滨的街头巷陌,有一些饱经风霜老房子,它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风云变迁,更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满含热血的青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
它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精神与名族之魂永存。
就如伍连德在自己的《小传》中写道:“我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仍然有更多的事业等待着我去完成。我深信,中国以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勤劳的农民,富有智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以及传统的民主精神,使她能够跨入现代国家行列。”
他坚信:“新中国的成立,将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看看现在的祖国大地,正如他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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