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盪之中，準確攉取最荒謬的細節
新京報：疫情期間，每天的生活大致是如何安排的？
廖偉棠：對於我來說，真正的防疫生活自我一家初二夜晚從香港回到臺灣開始，至今已自覺“隔離”近十四天。兩個小朋友一醒來，萬事萬物就圍繞他們旋轉，基本就是陪玩、陪讀、陪彈琴、唱歌，一有陽光就到自家院子裡曬太陽玩。其間，出過幾次門尋找口罩（不果）及購買日用品，去到的最遠的地方是離家一千米的一條山溝，有自然步道，走下去走上來，往往只會路遇兩三人，是一個不需戴口罩的運動。孩子有幸午睡或者早睡，我就歡喜雀躍，趕緊開卷、開酒，假裝回到平凡又珍貴的讀寫生活中去。
阿乙：我待在北京，眼看著雪下了兩場。每天在家儘量寫800字的小說，讀30至50頁書。給親人、朋友打打電話。
鄧安慶：我老家是在湖北黃岡下轄的武穴市，此次疫情在我們這邊也挺嚴重的。所以，我基本是在家裡，沒怎麼出門。每天在家看看書，看看電影，主要還是在寫一系列的隨筆。
廖偉棠，1975年出生於廣東，後移居香港，並曾在北京生活5年，現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創世紀詩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
新京報：你們最近在讀什麼書？為什麼在疫情時期選擇這些書？特殊時期的這些閱讀有何感受？
廖偉棠：這半個月，我讀了香港詩人淮遠的詩集《特種乘客》、香港詩人溫健騮的詩集《帝鄉》、美籍華裔詩人李立揚的詩集《眼睛後面》，還有半本加繆的《鼠疫》。後者的啟示不言而喻，前面三本詩集，和我過去半年反覆讀的布萊希特詩集是一脈相承的，就是當我們身處時代、身份認同等漩渦的時候，如何保持熱心冷眼，站好一個詩人的獨立位置，在動盪之中準確攉取那些最痛的、最荒謬的細節，因為這都是未來的證物。接下來打算閱讀阿甘本的《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大衛林奇的自傳《在夢中》和韓國詩人高銀的新著《招魂》，後者對當下中國是很有意義的。
阿乙：我最近在讀譯林出版社版的《追憶似水年華》，目前讀到第三卷。上一次沒有讀完，這次想盡量讀完。普魯斯特帶來的啟示是，寫作不僅僅是描寫外部社會，它也可以向自己、向精神性的領域探照。
鄧安慶：我看書比較隨機，手頭有什麼就看什麼。目前讀完了兩本書，一本書是《坡道上的家》，這本書對我的意義是對女性境遇有更深入和更切身的瞭解。在這樣一個社會結構之下，很多事情是習察不焉的“理所當然”，作為“母親”的女性所遭遇到的和所承受的，明明覺得不對勁，卻都很難明確表達出來。這部小說是一部“自省”之書，女主人公里沙子要逐漸把“內化”成自己行事準則的那些“當然”，從如空氣一般瀰漫的瑣事中扒拉出來，不斷地琢磨體味，不斷地從自身境遇中追根溯源。這本書最精彩的就是它的心理描寫，讀來很能感同身受。
另一本是唐諾的《盡頭》，唐諾是我非常敬佩和喜歡的作者。他是編輯出身，在書的世界已經浸淫幾十年，身邊有很多厲害的小說家，他太懂得小說書寫者這類人了。如果你是寫小說的，你會感覺自己在寫作中的各種感受和困惑，都能在他的文章中得到解答、呼應和撫慰，甚至能更深入進去，讓你跟著他一起思索書寫的各種可能性。他是你的朋友，懂你；也是長者，能帶你往更深遠地地方看，進而撫慰你，啟發你。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於1976年。《人民文學》中篇小說獎、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得主。出版有長篇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裡》《情史失蹤者》，中篇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
“沒敢說什麼以詩歌介入現實”
新京報：疫情期間看了哪些電影或電視劇？為什麼選擇這些影片？
廖偉棠：因為我還是一個影評人，沒法去影院看電影真是要命，半個月來新電影只看了《1917》。幸好在家裡地下室安裝好了投影，看一些經典影片DVD不受影響，於是重看了《2001太空漫遊》《內陸帝國》。並在Netflix看了《一一》《少年的你》和《黑鏡：潘達斯納基》。選它們還是寫作需要，已經為《一一》和《1917》寫了影評。
阿乙：我把邵氏的武俠片看了不少，主要是迷上了狄龍、姜大衛和張徹。張徹的電影開頭都會有騎馬的鏡頭，瀟灑痛快。《獨臂刀》《書劍恩仇錄》《天涯明月刀》不錯。《射鵰英雄傳》三部曲非常好，飾演黃蓉的郭佑華非常美。武俠其實是對自己不具備的能力的想象性授予。
鄧安慶：主要在看臺灣導演鍾孟宏的作品，尤其喜歡他的《陽光普照》。這部電影幾乎是反諷式地用了這個題目，一樁又一樁沉痛的打擊紛至沓來，無論是逃避還是面對，都毫無“陽光”可言。影片中有一種堅韌的精神，人在千瘡百孔的情況下，依舊努力地維持下來。這份維持的力量，是無法言表的愛。有點像是回到看楊德昌《一一》的感覺，近三個小時的片長，看完後沉浸在一種平靜而惆悵的情緒中。林生祥的配樂真好。
新京報：這段時期是否有在寫作？疫情之下，有何特殊感受？
廖偉棠：春節加防疫，基本沒有心情和時間寫大篇文章，只有幾個專欄還堅持寫著，最難受的是憑回憶寫旅遊專欄的時候，心想不知何時才能這樣任我行了——在這被恐懼和戒備分割的地球上。可怒的是，“時代不幸詩人幸”，這個月寫了五首關於疫區、疫事和受難者的詩，沒敢說什麼以詩歌介入現實，只是忠實於自己，發出一個有痛有恨的聲音而已。
阿乙：我在寫一個短篇，它是計劃中成系列的短篇中的一個。在這個時期，保持個人紀律很重要。我體質不好，約束自己最重要。
鄧安慶，1984 年生，湖北武穴人，從事過廣告策劃、內刊編輯、企業培訓、木材加工、圖書編輯、互聯網等不同職業。已出版書有《紙上王國》《柔軟的距離》，在《人民文學（海外版）》《讀庫》《山花》《上海文學》《花城》《書城》等期刊雜誌上發表小說、散文多篇。
不能忽視災難中人們的精神問題
新京報：你們對疫情有持續關注嗎？是否有做日常的記錄和觀察？
廖偉棠：不可能不持續關注，我尤其關注在疫區武漢幾位詩人和作家朋友的文字，通過他們去看最真實最基層的困頓和希望。
阿乙：我很關心疫情。我會提供自己的一點點幫助。我沒有專門做記錄，我想僅僅是看一圈社交媒體，就知道發生什麼了。在這很短的日子裡，出現了很多讓人欽佩的勇敢的人。我對醫生這個職業心懷崇敬，他們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和保護者。
鄧安慶：我一直在寫《疫時回鄉記》，記錄疫情期間的觀察和思考，一方面想為自己留下一份詳細的生活記錄，另一方面，也想為這個時代留一份普通人的疫情檔案。
新京報：對於這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你認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麼問題？
鄧安慶：無他，信息的公開透明和對基本人權的尊重。
廖偉棠：最需要的是反思媒體知情權和公民言論受阻的問題，堵住了示警的嘴巴，也就讓整個民族呼吸困難了。
新京報：防疫期間，有沒有值得推薦給讀者的書？
廖偉棠：我還是推薦讀詩，兩種詩：一是蒼勁的古詩，讓人心鎮定堅韌，從漢字裡獲取信念；二是曾經經歷劫難的當代人的詩，像布萊希特、策蘭和曼德爾斯塔姆，他們教曉我們絕不向時代的“病毒”投降。
阿乙：我沒有什麼推薦的。我自己的經驗是，在思考一些問題時，多注意一些學歷和水平比自己高的人怎麼說，還是應該多相信專家和學者。另外就是多接觸科普文章。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鄧安慶：我推薦《巨浪下的小學》。這真是好書，翻譯得也好。“3·11地震”引發海嘯，這場大災難題材本身就很值得寫，而作者也不辱使命，他關注慘劇是如何發生的，對事件在人們心中引發的精神災難尤為在意。讀來時常有頭皮發麻之感，除開追究導致悲劇的事情本身之外，給我最大沖擊的是圍繞“死”而來的。如此細緻地記錄人們在死亡面前的身心感受，讓人能夠代入進去，體會那種恐怖、窒息、麻木、撕扯……經常讀一點就要放下來，緩一口氣，讀完後也不敢細想。
採寫丨張進、吳鑫、徐悅東
校對丨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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