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郎中
朋友們知道：“懸壺濟世”是醫界一個讚譽醫者仁心的成語。所謂“懸壺”，就是懸掛一葫蘆。古時的“葫蘆”可稱作“壺”。比如《詩經 》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的說法。古人通常用幹了的葫蘆盛藥、酒等；“濟世”就是普濟眾生，合起來的意思就是醫者用高超的醫術救治、普濟眾生。所以，傳說中"八仙"之一的鐵柺李就是身背一個藥葫蘆的形象。而古代郎中行醫時總愛在門前懸掛一隻藥葫蘆。此成語源自南朝范曄的《後漢書 方術列傳》。其大致情節是：漢朝某年，河南一帶爆發瘟疫，死者數以萬計。當地的郎中卻個個束手無策，眼見疫情肆虐，無可遏制。有一天，一個身背藥葫蘆的老者從天而降。見疫情如此猖獗，他便從葫蘆裡取出一些藥丸分發，一連數天都是如此，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一時傳為佳話。人們奔走相告，尊稱其為“壺翁”。這時候有個名叫費長房的遊醫希望拜他為師，便留心起“壺翁”的動向。見他每天日落之後總是縮小了身體，跳入壺中，便知他是一位神仙，於是便刻意與他接近。一來二往，兩人成為朋友。有一天，壺翁施法，邀他同入壺中。原來這裡面隱有一處道觀，老者每晚在裡面煉丹，天亮出來施人。從此以後，費長房便隨壺翁潛心學道，壺翁盡授其"濟世"之術，便有了“懸壺濟世”的成語。而懸掛葫蘆也就成了郎中行醫的標誌。
傳世醫典
說到這裡，朋友們不難看出：這不過是古代的一則神話傳說而已。可是剝掉這層虛幻的外衣可以看出：人們在瘟疫面前束手無策時所表現出的一個美好願望：渴望有一個能夠藥到病除的神醫幫助他們走出困境，迴歸正常的人生......而在明末崇禎15年（1642）暴發在山東、浙江及南、北直隸等地的一場大瘟疫中，卻真的出現了這樣一位“壺翁”。不過他不是什麼神仙，而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濟世仁心及本領的遊醫——可在介紹這位醫者之前，還是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場波及大江南北幾乎全國範圍的大瘟疫：
這是一場後來被稱作鼠疫的瘟疫，又名“黑死病”。最早由老鼠身上的鼠疫桿菌引發。可當時的人們並不知情，稱之為“疙瘩病”。一經染病，多為發熱、頭痛、呼吸急促，全身淋巴結腫大，肢節間有贅肉突起等，繼之以神志不清直至死亡；此病發病快，傳染性強，死亡率極高。加上當時的生產力低下，衛生條件差，故有一人染病，傳至全家，“闔門皆歿”的。而追根溯源，最早源自於山西及陝西一帶。據《山西通志》載：崇禎年間，“歲荒，鬥米錢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計其數”。“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之為空”——由於連年乾旱，糧食奇缺，導致老百姓飢不擇食，不乏有捉吃老鼠或在鼠洞刨食的，因此染上了鼠疫，並伴隨著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暴發而向四處蔓延傳播。以至於短短三五年間，迅速波及中原乃至於全國，其中尤以南北直隸的兩京地區最為嚴重。據史料載：“崇禎十四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僅以當時的北京為例，先後從九門抬出的屍體就達20餘萬。當此之時，可以說大街小巷，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有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以至於導致弔問之禮幾廢......而當時的醫者既不明就裡，多按傷寒醫治，並無絲毫療效。
當此之時，蘇州吳縣有一位名叫吳又可(1582-1652)的遊醫看出此病決非傷寒引起，而是一種由"癘氣"引發的溫疫（雖然還看不出是鼠疫），首創“溫疫說”（有《瘟疫論》傳世），並據此配出了祛邪達原的“達原飲”、“三消飲”等方劑，配合通風和隔離措施收到了良好療效——關於此事在2013年王競導演的《大明劫》電影中有詳盡描述。影片說的是當年的李自成幾經沉浮，終成氣候。崇禎帝內憂外患，重新啟用孫傳庭為兵部尚書，總督陝西軍事，軍隊駐紮在臨潼。可是軍中糧草不足，瘟疫肆虐。孫傳庭啟用藥局提領趙川在軍中治疫。 趙川與吳又可有師徒之誼，可兩人相聚，對疫情的認識不一。趙川用的是治療傷寒的方法醫治，師徒倆一度分離。後來趙川因救治不力以身殉職，吳又可在危難關頭接替了師傅，與孫傳庭惺惺相惜，最後終於控制住了軍中疫情 。其中有李自成聽說官軍有一神醫可治疫，讓部下綁架吳又可為己所用未成的情節，是這一時期疫情蔓延的真實寫照......
新冠肺疫
由此可見，中國自古以來，面對瘟疫的侵害就不乏“懸壺濟世”者。 諸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三國時的華佗；唐朝的孫思邈；明朝的吳又可等。而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更是不乏像鍾南山、李蘭娟一樣的醫者懸壺濟世，戰鬥在疫情一線。在這個非常時期，讓我們攜手奮進，共戰疫情，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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