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知行觀及其現代啟示
□ 王秦豐
知與行及其相互關係，涉及世界觀與方法論、認識論與實踐論，是中國哲學特有的話題，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歷史上不同時代的思想家都討論過這個話題，從不同維度提出了不同觀點。一個維度是難與易，最早的認識是《尚書》的知易行難，“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傳》註疏：“言知之易，行之難”。宋朝程頤認為知難行亦難，“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也難也”。孫中山先生提出知難行易的觀點，“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諸君要知道知難行易的道理，可以參考我的學說”。另一個維度是先與後，程頤不僅認為知難行難，而且提出知先行後的觀點，“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 所謂自明而誠也”。明朝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清初王夫之則提出行先知後的觀點，“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
無論難與易還是先與後，重行也就是重實踐，是傳統知行觀的共同靈魂。重行有著悠久的歷史傳承，濫觴於先秦諸子。對中華民族和傳統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儒、道、法三家，因而學術思想界有儒道互補、陽儒陰法之說。儒家和法家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和社會倫理，具有鮮明的重行傾向。道家強調自然無為，卻十分關心社會現實，目的是為了給先秦亂世開出治理的藥方，以便統治者的認可和運用。所以司馬遷認為，先秦諸子“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南宋朱熹繼承了程頤知先行後思想，卻擔心偏離重行的軌跡，進而明確提出知輕行重的觀點，“致知力行，論其先後，故當以致知為先；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在所有的知行觀中，知行合一最容易背離重行傳統，而王陽明念茲在茲的卻是行，“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
無論難與易還是先與後，知行結合，是傳統知行觀的共同特徵，也是區別於西方認識論的重要標誌。在中國思想家看來，知與行是矛盾的統一體，論知不能離開行，論行不能離開知，總是把兩者結合起來加以闡述和實踐。而在西方哲學中，從柏拉圖開始，知與行就是分離的，知屬於理念世界，行屬於現象世界，兩者更多的不是結合，而是矛盾和對立。乃至德國古典哲學時期，仍然沿襲柏拉圖的兩分世界，康德以知為主題，專門寫了《純粹理性批判》；接著又以行為主題，寫了《實踐理性批判》。對於傳統的知行結合，王陽明看得很清楚，認為古人強調知的概念，是要人們關注行出現的偏差，“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古人強調行的概念，是要人們關注知出現的偏差，“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王夫子提出行先知後的思想，主要是因為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只有知而沒有行，只會寫文章，而不會幹事情，甚至是“平時袖手談性命，臨危一死報君恩”，所以強調行的重要性和優先地位，實質也是在繼承知行結合的傳統，“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知與行及其相互關係是個老話題，也永遠是個新話題。詳述傳統知行觀，既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評論各種知行觀的得失，而是古為今用，從中獲得有益啟示，進而在宏觀方面，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提供認識的指南；在微觀方面，為個體的學習與生活、工作與事業提供方法的嚮導。
啟示之一，堅持知行結合。傳統知行觀始終把知與行結合在一起，知不離行，行不離知，是很有智慧的思想。知與行既有同一又有差別；既不能因為同一而忽視差別，也不能因為差別而忽視同一。兩者的平衡點在於結合和聯繫，尤其在關注差別時，絕對不要忽視結合和聯繫。從認識而言，知與行確實存在著差別。兩者屬於不同範疇，知屬於意識範疇，包含對事物的知識以及對價值的判斷；行屬於存在範疇，包含踐履、行動、探索等活動。知與行各有不同的內容與方法，兩者不能混淆；如果混淆，既不利於知的深化，也不利於行的落實。從實踐而言，知與行更多的是同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朱熹曾用眼睛與腳的關係比喻知與行不可分割，“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之所以餘音嫋嫋，不絕其縷，就在於它沒有分割知與行，而是把知與行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啟示之二，堅持知的正確。傳統知行觀不僅把知看作是對事物的認識，而且把知看作是含有價值判斷的對事物的認識，知的正確對於行的結果而言，具有至關重要性。這是因為知不僅是行的先導，更是行的方向和目標。目標正確，方向對頭，行動越迅速越好，越有力越能儘快地到達目的地。反之，就是南轅北轍，行動越迅速有力，偏離目標就越大，離開目的地就越遠，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無怪乎，清末曾國藩有言：“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
啟示之三，堅持以行為重。傳統知行觀重行的價值取向，無疑有著積極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意義。按照現代哲學語言，知與行的關係就是認識與實踐的關係。以行為重，在於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毛主席在其哲學名著《實踐論》中有個形象的說法，“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實踐是認識的目的。任何認識都不是為認識而認識，而是為了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而認識與主客觀世界聯繫的中介就是實踐，沒有實踐，認識不可能變為現實，精神不可能變為物質。從這個意義上，認識的目的就是實踐，就是用理論指導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更重要的是，實踐是檢驗認識的標準。任何認識在沒有得到實踐檢驗之前，很難判斷是正確還是謬誤。只有被實踐證明了正確的認識，才是真理性的認識，真正揭示了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
啟示之四，堅持靈活運用。傳統知行觀有著不同的看法，就是根據不同的知行現實，得出不同的結論，提出不同的要求，實質是要克服知行脫節問題。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知行脫節最容易出現的情況是知而不行，譬如有的人學習研究或接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在做人上卻不去躬行，做事上卻不去實踐。對於知而不行，則要強調知易行難或行先知後，注重知的行動和實踐，避免知的虛化和束之高閣。另一種情況是行而不知，即有的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盲目行動，自以為是。對於行而不知，則要強調知難行易或知先行後，重視知對於行的指導作用，增強行動實踐的自覺性。還有一種情況是不知不行，有的人是因為不知所以不行；有的人是主觀上既不想知又不想行。對於不知不行，則要強調知難行難或知行合一，促進人們知行並舉，著力把知與行統一於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實踐之中。特別是對主觀上的不知不行，應當頭棒喝，勸其勤勉，促其驚醒，樹立正確的知行觀，以利於人生的進步和事業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現代社會豐富多彩，傳統知行觀只有區別情況，靈活運用，才能永葆生機與活力，綻放出燦爛的智慧之花。（作者：王秦豐，系全國政協委員、教授）
（原載於2020年第2期《前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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