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何君閣道碑”是在 2004年3月14日，由民建小學的老師劉大錦、牟建在滎經縣烈士鄉馮家村游泳時發現。
國寶級天下第一名碑----何君閣道碑被稱為漢隸之首,是在2004年發現的,現此碑已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拓片為當初發現時我地書法愛好者所拓,數量極少,十分珍稀。
《何君尊楗閣刻石》最早見於宋代洪适《隸釋》：“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字法方勁，古意有餘，如瞻冠章，甫而衣縫掖者，使人起敬不暇。雖敗筆成冢，未易窺其藩籬也。”
宋代晏袤評《開通褒斜道刻石》：書法奇勁，古意有餘，與《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今《何君碑》不傳。”
《字源》證此碑在雅州。
《墨寶》記：“此碑出於紹興辛未年（公元1151年）在滎經縣，以適邛笮之路也。” 從實際情況看，確實是如此。
清代馮晏海《金石索》據《古刻叢鈔》記載有《何君閣道碑》拓本。康有為《廣藝舟雙揖》對該碑盛讚有餘。據民國十七年版《滎經縣誌》載：“滎經舉人汪元藻《重修何君閣道碑跋》：原刻石失傳久矣，原碑在明時為巡按吳某取去。他本人請在成都知名書法家沈鶴子據《金石索》臨摹刻碑立於原滎經中學內。近代鄧少琴《益部漢隸集錄》據沈氏臨本雙鉤圖錄。後之編錄碑刻者已誤傳為漢隸真跡。《何君尊楗閣刻石》的發現，佐證了宋代史書的記載，糾正了後期碑刻志書的誤記。此外，“何君閣道碑”對於研究古代交通史、行政管理制度、公文行文方式、計量均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何君閣道碑》系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所刻。這是史有記載，未曾見物的國寶，歷朝歷代的考古工作者、史學家、書法家夢寐以求的古代文物。說它是碑，是因為史書中記載為碑，實際上是摩崖石刻。 刻石鐫於高約350釐米，寬約150釐米的頁岩自然斷面上，上面岩石呈傘狀向前伸出約2米，形如屋頂，有效地保護了刻石免遭日曬雨淋。刻石四周隨字體變化鑿成一不規則梯形，高65釐米，上寬73釐米，下寬76釐米。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隨字形簡繁，任意結體，每行7字、9字不等。
其銘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雲、陳春主。”
註解：
①蜀郡，東漢時已很小，大約相當於現在阿壩、溫江、雅安三個州、市所在地域。
②大守，即太守，亦稱郡守。據清江沅《說文釋例》：“古只作‘大 ’，不作‘太’，”《易》、《春秋》、《尚書》、《史記》、《漢書》中的“大極”、“大子”、“大上”、“大誓”、“大上皇”、“大後”中的“大”，後人都讀為太，或直接改寫為“太”。③平陵：古縣名，在今咸陽市西北，因漢昭帝葬於此，故以其陵名縣。
④掾，下屬官吏。
⑤臨邛，古縣名，今四川邛崍縣。
⑥將徒，將（jiàng），去聲，率領。徒，《廣韻》：“徒，隸也。”，服徭役的人。據《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漢中太守鉅鹿鄐君，奉詔受廣漢、蜀郡、巴郡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動工開通斜棧道，至永平九年落成”可判定這裡的“徒”亦必為刑徒、犯人。相當於今之勞改隊。秦漢時修路築城之類的事，基本上由這些人來做。（此刻石比《何君閣道碑》遲了九年，在陝西褒縣。宋人晏袤評其“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兩道皆為同一隊伍修建也有可能）
⑦尊楗閣，尊，《廣韻》：“尊，高也。”《韓非子、外儲》：“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意謂“房子太高了”。楗（jiàn），《漢語大字典》：“河工以埽（sào）料所築的柱樁。”這種護堤的柱樁高可達數丈。平原地區缺大木，是用竹索、木條、土石捆綁而成。東漢時本地絕不乏巨木（今亦不缺），可以肯定，此處之“楗”，必為高大的原木所為。閣，原指“架子上置放食物的木板”。滎經人叫“望板子”，棧道象其形。總之，尊楗閣，可理解為“高腳樁棧道”實地觀其勢，棧道孔距河床不及兩丈，東漢時河床應更高些，估計當時棧道由大木樁直撐到河底。
⑧衷（mào），袤的古寫，南北長為袤。《漢語大字典》書一號墓竹簡為“ ”與馬王堆易五的“衷”字寫法幾乎完全一樣。古人釐定為“袤”是有道理的，因滎河那段走向基本呈南北向（略偏西北東南），故稱袤。
⑨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即今所謂用了多少個工，恐不一定指歷時三年多。
⑩建武中元二年，建武，東漢第一個皇帝劉秀年號，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距今1947年。
11、就，完成，據《鄐君刻石》後有“落成”，類同可證。
12、道史，嚴道地方官。《漢書·百官公卿表》：“（縣）有蠻夷曰道。”史，春秋時為太宰的副官，掌管法典和記事，後來一般指副貳。可理解為“嚴道縣長助理”。另一種意見為“交通廳長”。
譯文：蜀郡太守平陵人何先生，派遣他的下屬官吏臨邛人舒鮪，率領著服徭役的隊伍（來此）修路。建造了高腳柱棧道，南北共長55丈。用了工作日1198個。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完成。嚴道地方官任雲、陳春主（記）。
字跡清晰完整，最大字徑寬9釐米，高約13釐米。書法風格極具早期漢隸典型特徵。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波磔不顯，古樸率直，中鋒用筆，以篆作隸，變圓為方，削繁就簡。其章法錯落參差，灑脫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隸的演變過程。
書法史上的意義
《何君閣道碑》是以書法名世的。雖失蹤千年，但典籍多有記載並評價極高。滎經舊縣誌中邑晚清舉人汪元藻、民國縣誌主編張趙才對此記錄甚詳。說《隸釋》、《碑式》、《字原》、《墨寶》、《金石索》等名著中都對它稱道不已。尤其是洪适在《隸釋》中把它推上了隸書的顛峰。洪适說：“東漢隸書，斯為之首。字法方勁，古意有餘，如瞻冠（guàn）章甫而衣（yì）縫掖（yè）者，使人起敬不暇。雖敗筆成冢，未易窺其藩籬也。”（譯文：東漢的隸書，它算是開頭的。字形方正遒勁，古雅的韻味最為醇厚。好比我們看見那戴著殷商時代的黑布禮帽，身著儒士寬袍大袖禮服的人，令人肅然起敬不已。學寫這字呀，即使寫禿的筆堆成一座墳，也不見得就沾了它的邊。）、精於金石考據的清代大學者、書法家翁方綱也對此碑之失傳而扼腕嘆息。
觀賞這一石刻，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率性、自然。寫字人本身絕無在書法上炫耀一番的功利心，純粹客觀記事而已，因而毫無刻意求工之態。其章法，豎看行距大致齊整而略有穿插，橫看則完全無行，錯落參差，灑脫大度。一行中少的六字，多的九字，尊重字的個性根據字的個性來決定張弛。比如“郡”字長九釐米，而緊承其下的“大”字卻僅四釐米，不及二分之一。“尊”字最長，十四釐米，竟與“九十八”三字相等，非常抒情，這就是早期漢隸特有的開張氣。與晚期隸書布如算子的拘謹呆板章法毫無二致。從字形結構上看，它還明顯帶著由篆向隸過渡的痕跡。比如寶蓋頭的長覆著地，“五”字互扭的古老寫法。走之的寫法離“ 辵 ”（chuò）字尚不遠，上邊三撇變了三彎。“舒”和“魚有”的右邊都是道地篆體。從筆畫看，基本上用中鋒圓筆，而中鋒圓筆正是篆書的基本筆法。勢如鋼錐畫沙，穩健、樸拙。又多變化，如“郡”字右耳曲線，居然穿越一豎畫圈轉出（）。而“陵”的左耳，“邛”的右耳卻又另作姿態。一捺，大多硬挺直拙，僅“大”字波磔燕尾明顯。“春”字的“日”作三角形，很有今天藝術字的味道。
總的說來，此刻石體方筆拙，不拘小節，自由隨意，古樸典雅，氣魄奪人，只可仰視。加之一千九百餘年的日月精華、滄桑磨洗，摻和了大自然的神工造化，大有不食人間煙火之氣，令人想入非非，心靈得到極大的美感享受。洪适之言，實不為過也。
《何》碑之所以失蹤，於今看來道理非常簡單：蜀—身毒（印度）道滎經段自從改走大相嶺後，路從花灘折而直接向南，再也不經過它的腳下了。但此前流傳出去的拓片早已使它名揚四海，被人一再臨摹。不過大多恐怕已是面目全非了。洪适絕對沒有見到過原刻石，甚至連原拓本也沒有見過，不然他怎麼會在《碑式》中說：“建武中元處有缺”這麼明顯的錯話呢？以今觀之，何缺之有！（缺在“九十八日”下，因下文是皇帝年號，不得不提行另起）。典籍著錄不見於晉唐，而洪适所述又如此訛誤，可見至少在宋朝時，世人所見的《何》碑不是拓本而是臨摹。從格式字體上講恐怕都已發生相當的變異。至於邑先輩汪元藻老先生於成都沈鶴子處臨寫回來的《何》碑（後做了滎經縣中學的奠基石），就真不知為何碑了。
在《何君閣道碑》發現之前，唯陝西褒縣的《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被認為是東漢最早的刻石（永平九年落成，即公元66年），現在當然只好讓賢了。《何碑》的確是東漢之首。不僅早於本市建安時期的《樊敏碑》（公元205）、《高頤闕》（公元209）、王暉石棺（公元212）等文物，也早於《石門頌》（公元）、《史晨碑》（公元169）、《張遷碑》（公元186）、《曹全碑》（公元185）、《孔宙碑》（公元244）等幾大天下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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