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軍閥意指擁有武裝部隊、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人，且多由掌握軍隊之武將演變而來。東漢末的軍閥與普通意義上的軍閥迥然不同，他們是由掌握經濟、文化的豪族演變而來。輔助東漢皇權力量的消失、中央勢力的衰弱，因而出現壟斷權力、割據四方的豪族軍閥。

豪族，首先是一個“族”的概念。他是由“直系的家庭推及九族﹑同宗﹑宗族。”但是，“豪族如果僅以血緣為其範圍，在人數及財富上都有很大的限制。豪族在擴張其社會影響力的過程中，有兩件事實應予重視，其一是婚姻，其二是部曲﹑奴婢。”因而，東漢時期的豪族利用政治、經濟、文化與聯姻的手段獲得勢力和社會地位；他們擁有規模龐大、依附性強的宗族﹑賓客﹑部曲﹑門生故吏。總而言之，豪族是一個複合型的勢力。

東漢時期的豪族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士大夫豪族，他們是修習儒學的士大夫，並且持續不斷地產生出員數非寡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州郡吏，弘農楊氏與汝南袁氏為其代表人物；第二類是非士大夫豪族，他們之中雖然也擁有士大夫和修習儒學的人員，在經濟與宗族人數上並不亞於士大夫豪族，但是為官範圍多限於縣一級，而且獲得官位的手段多是依靠金錢。以上兩者之間亦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由於非士大夫豪族具有取代士大夫豪族的潛在實力與資格，因而士大夫豪族對非士大夫豪族十分顧忌。在與政府的聯繫上來看，非士大夫豪族遠不及士大夫豪族與中央的關係密切，因此，兩漢之際，士大夫豪族運用中央政治力來壓抑非士大夫豪族的例子屢見不鮮。

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與豪族

有學者認為，東漢政權是在外戚與宦官的政爭之下亡國的。也有學者認為外戚政治是漢代政治的重大特色。一般認為，外戚的專橫跋扈﹑擅權，是從東漢和帝時期開始的。此後，東漢政權的內部便不斷上演著外戚與宦官的政治鬥爭。事實上，外戚與宦官只是輔助東漢皇權的工具，正是這兩股政治勢力的消亡才促進了豪族的發展。

• 一、外戚、宦官與東漢皇權

日本學者東晉次認為，東漢外戚與政的原因在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親親之義”的觀念使皇帝特別尊崇外戚。秦學欣則認為，東漢外戚得以獨佔朝綱的原因是外戚既能夠代表皇權的利益，又可以代表士大夫豪族的利益。楊聯陞認為，外戚與宦官也屬於豪族範疇，但有區別。他們的勢力與中央政府關係特別密切。如外戚，普通原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權而突然特別發展。如宦官，本來多不是豪族，得勢之後，有許多人來依附，再發展，也就成為特別大的豪族。然而，西漢王朝是被外戚王莽所篡奪，前車尤可鑑，東漢政權不可能對外戚不有所防範。按《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東觀記曰：“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可見，光武帝對於外戚還是有所防範。但是，章帝時期，外戚馬氏逐漸參政，漸開外戚與政之風，這又是為何？

眾所周知，外戚一般擔任的官職是內朝官或將軍。但是，外戚的權力究竟由何處而來？具體而言，是皇帝在位時任命的？還是皇太后臨朝時候被任命的呢？這個問題不能等閒視之，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進而可以找尋出外戚與皇權之間的關聯。

光武帝時，郭皇后的兄弟任城門校尉。陰皇后的兄長陰識任執金吾，弟陰興為衛尉。明帝時期，陰識仍為守執金吾。馬皇后兄馬廖為虎賁中郎將，馬防與馬光為黃門侍郎，馬嚴為將軍長史。可見，明帝以前的外戚沒有作為將軍開府的例子，也沒有掌握尚書的權力。光武、明帝之際，外戚的權力尚有限。

章帝時，外戚馬氏的官職有所上升，馬防就任車騎將軍。此外，“（馬）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但是，根據《後漢書》的記載看，馬防得到車騎將軍一職是由於其伐羌有功，而非其它緣故。雖說馬防的權力來源於章帝的“寵愛”，但是很難看出馬防所掌握的權力與其他官僚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章帝時，外戚沒有擁有自己的“權力機構”。

與此相對，在皇太后臨朝稱制1的情況下，外戚又採取了怎樣的方式掌握政權呢？章帝親政時，和帝時崛起的外戚竇憲強佔了沁水公主的莊園，於是，章帝大怒，竇憲從此不得重用。但是，在竇太后臨朝時，“

另外，“（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竇憲培植親信，首開外戚掌權之風。竇憲一方面開府,將人才至於幕府中；一方面，在利用外朝同時，讓竇太后下詔，使自己政策得以順利施行，此外還獨佔軍權與內朝權力。

但是，竇憲仍然被和帝與宦官鄭眾所擊敗。和帝親政時，外戚與政的情況有所改變。《後漢書 皇后紀》載：“（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後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從引文看，似乎是由於鄧皇后的“哀請謙讓”才使鄧氏一族與政治無緣。然而，鄧皇后臨朝後，鄧氏一族的官職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因此可以認為，鄧皇后的“哀請謙讓”並非是抑制其家族與政的原因，而是她屈服於剛剛打倒外戚竇憲的和帝，即在皇帝親政在位時，外戚不能掌握過多的權力。

所以，當和帝去世，鄧後臨朝時，局面便發生了變化。《後漢書 鄧騭傳》：“殤帝崩，太后與（鄧）騭等定策立安帝，（鄧）悝遷城門校尉，（鄧）弘虎賁中郎將。……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盪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大敗。……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被羌族大敗後仍能就任大將軍一職，無疑，鄧騭權力的源頭是來自於鄧皇太后。換言之，在殤帝與安帝時期，外戚的權力也是源自皇太后。但是，竇憲是由於大破匈奴才得以晉升大將軍，鄧騭被羌族大敗後仍然能夠拜大將軍，可見，外戚的權勢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 二、軍閥割據的局面

即使東漢政權樞要官在史料記載中以“清”、“貧”的形象出現，也多為豪族層出身。東漢政權利用儒學將豪族成功打造成為適合統治的形態，極大減少了行政成本。所以，東漢是名副其實的“士大夫豪族政權”。

東漢初期，荊州南陽與司隸出身的士大夫豪族佔有絕對優勢。今文學為主的“家學”成為入仕的必要條件之一，於是“世傳家學”的士大夫豪族逐漸門閥化。換言之，士大夫豪族利用漢帝國官定的今文學使自己的政治地位世襲化。因此，汝南﹑弘農郡出身的士大夫豪族漸漸代替了南陽的功臣和三輔的外戚。同時，東漢政權通過儒學為媒介，利用察舉制度使地方社會的豪族士大夫化，使“士大夫豪族政權”名副其實化。但是，當豪族隨著東漢政權意願改變形態後，士大夫豪族門閥化的傾向趨向嚴重化，高度的同質化使其行動極其一致，成為了抑制東漢皇權的主要力量。

在中國古代社會，國家是天下民眾的，如果將天下視若私囊之物，國家的公權勢必會導向皇帝的“私有化”。君主在法理上不能將國家視同私有，這從君主的稱號可知。中國古代君主有兩個稱號，皇帝與天子，將國家公權“私有化”的可能性是隨著皇帝個人性格的不同而變化，並非絕對。因此，一旦東漢皇權與士大夫豪族之間的關係產生裂痕，就使得東漢皇權不得不依靠其他政治力量來平衡政權運作。

東漢中後期，沒有儒學教育經歷的樞要官所佔比例逐漸減少，東漢政權成功使用儒學將行政成本低廉化。“清”、 “廉”的處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族的土地兼併與貪汙腐化，增強了豪族對於同宗窮困之族人的體恤之情，“孝”、 “忠”、 “正”則大幅提高了官員對天子的忠誠度。然而，“士大夫豪族化”的另一個結果是王朝官員思想行為的高度同質化。利用儒學進行統治本是雙刃劍，在減少豪族“露骨特性”的同時，亦會抑制東漢皇權的擴張。

皇權政治有一個不斷完善與漸趨加強的過程。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認為，中國皇權政治的分期大體上以唐宋為界，唐宋之前可稱為貴族政治，唐宋以後可稱之為君主獨裁政治。貴族政治時期的顯著特點就是貴族政治佔有突出的地位，形成與皇權相頡頏的力量。內藤所說大體上不差，但尚有值得商榷之處。例如，川勝義雄就認為貴族制社會是形成於漢帝國崩潰後，而非之前。若是將川勝說進一步展開，可以認為東漢時期是皇權的相對獨裁時期。

曹操政權與豪族

曹操之所以能夠在軍閥林立的東漢末年脫穎而出，成為實力最為強大的割據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曹操能夠以合適的方式將豪族納入自己的政權。

• 曹操政權的崛起與發展

據《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所載，曹操的祖先是西漢高祖的功臣曹參。但是，參看《後漢書•宦者列傳》後，沒有發現曹操與曹參有何關聯，因此，曹操是曹參後裔的說法很值得商榷。另外，據陳壽的說法，與曹家有姻親關係的夏侯家是高祖劉邦的功臣夏侯嬰的後人。以上兩種說法極有可能是漢魏禪代之際，曹丕為了增強曹家代劉漢的正當性，從而美化兩家族的出身。因為，除卻宦官曹騰之外，在史書中很難找到兩家族的祖先在東漢政治舞臺上有何作為的記載。雖然，曹騰為何會成為宦官的原因不甚明瞭，但是其在東漢中後期的政權中頗有影響力，推薦不少地方名士之舉動是清晰無誤的。《後漢書•宦者列傳》載：

（曹）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溪典等。

但是，由於宦官沒有自己所掌握權力機構，所以，曹騰沒有掾屬故吏，致使其家族在官界的勢力影響有限。嗣曹騰後的曹嵩（作為養子），依據買官的手段晉升至太尉一職。但是，《後漢書》對於曹嵩的記載非常有限，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如上所說，曹氏並非士大夫豪族，其家族在政界的影響力遠比“四世三公”的袁氏低。曹操起兵之時，“散家財，合義兵”，同族曹仁“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曹洪“將家兵千餘人”投靠。從中亦可見，即使曹家擁有武斷鄉曲的勢力，也只能歸類於非士大夫豪族。

出身於非士大夫豪族家庭的曹操，少年時代“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二十歲時候，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此時，曹操發揮了其過人的政治天賦，進而擢升為議郎。光和末期爆發黃巾起義後，曹操拜騎都尉，因討伐黃巾軍有功，遷為濟南相。曹操在此時採取的政治態度，為其將來的政治發展、與士大夫豪族的結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按《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鹹皆舉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仿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

之後，曹操拒絕就任東郡太守，稱疾歸鄉。未過多久，東漢中央政權內部大亂，宦官勢力與外戚勢力火拚，使權力產生了真空，最後董卓入京，擁立獻帝登極。此時，曹操拒絕董卓拋出的橄欖枝，變換姓名，逃到陳留，招兵買馬討伐董卓。如前文所說，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時，各地豪族皆起兵，擁袁紹為盟主，討伐董卓。雖然，曹操是盟軍中的一人，但是兵力過少，即使與董卓軍戰鬥，結果只有失敗一途而已。

次年（公元 191 年），當袁紹等人意欲擁立劉虞稱帝時，曹操則拒絕參與，擊破黑山賊於毒、白繞、眭固等，成為東郡太守。之後，曹操“受（黃巾）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雖說曹操此時擁有了獨立的軍事實力“青州兵”，但是，追隨曹操的豪族仍然只有其一族的幾人而已，因此，操操的實力遠不足以同袁紹勢力爭奪天下。興平二年（公元 195 年）時，曹操擔任的職務不過是東郡太守與兗州牧，充其量只能說是地方長官的程度而已。

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時，曹操大破黃巾，並其餘眾，迎天子，成為三公之一的司空。在曹操成為司空的這十餘年間，大量辟召了士大夫豪族，成為曹操在軍閥林立的漢末局勢中脫穎而出的重要資本。而且，在此年，曹操接受了棗祗、韓浩等人的建議，開始屯田。

按《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在離官渡不遠的許昌屯田，可見曹操的政治意圖是與袁紹作戰時可以糧草充足。在與袁紹決戰前，曹操一一擊破呂布、袁術、劉備等勢力。此後，曹操於官渡之戰大破袁紹，於建安九年時領冀州牧，將根據地遷往鄴。

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時，“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其政權基礎奠定。當然，曹操政權中降將很多，但是在曹操司空的十餘年間，大量地辟召了士大夫豪族，侵食了東漢的統治基礎。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南下荊州的曹操被孫劉聯軍所敗，之後，曹操便將重點放在了北方。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 年）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為魏王。

從曹操勢力擴張的過程來看，曹操政權的建立是依靠曹騰與曹嵩以來的家族財產，但是之後的發展是由於曹操個人的政治能力，以及與士大夫豪族的成功結合。

• 曹操政權的人員構成

曹魏政權成立之初，太中大夫賈詡“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

建安四年（公元 199 年），賈詡勸服張繡臣服曹操，此時，距離曹操舉兵討伐董卓時間僅九年，離曹操政權發展轉折點的建安元年更只有三年，歸順曹操政權的人士尚屬有限。按照“舊臣”的字面解釋，曹魏政權中的大部分人都非“舊臣”，賈詡已經能算得上“舊臣”級別了,那麼，賈詡應該沒有理由畏懼。因此，“舊臣”並非是以時間長短來衡量的。可以推測說，“舊臣”與“新臣”的差別應該在君臣關係上。如果上述推測無誤的話，曹操政權的人員構成又是怎麼樣的？

根據《三國志•魏志》諸列傳，將曹操政權中的人員出仕方式分成以下八種。也就是，“從”、“表”、“歸”、“以”、“召”、“闢”、“詣”、“降”。

其中，“降”就是降服的意思，例如投降曹操政權的主要人員有黑山賊的首領張燕、五斗米道的張魯、張繡、呂布將領宋憲、魏續、廬江太守劉勳等。“歸”就是歸順的意思，如許褚“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太祖徇淮、汝，褚以眾歸太祖。”另外，《三國志•張郃傳》載：“

由“詣”、“降”、“從”、“歸”諸類型入仕曹操政權的人士，在加入曹操集團後會重新敘官。而“表”、“以”、“召”、“闢”等方式出仕的則不同，它們本身就是敘官的方式，在敘官時就意味著編入了曹操政權。與投降歸順的人有顯著區別，“表”、“以”、“召”、“闢”行為的主動權不在加入者，而在於為了擴大勢力，採取積極策略的曹操一方。

首先，探討“表”方式在曹操政權人員出仕中所起的作用。《三國志•華歆傳》載：“華歆……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闢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如此，曹操向天子獻帝推薦優秀的士大夫豪族，拜議郎，然後將其編入自己的政權中。

另外，《三國志•王朗傳》載：“王郎……舉孝廉，闢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天子拜)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王郎)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三國志•郭嘉傳》載：“

當然，也有另外之例，如《三國志•任峻傳》載：“（任）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原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任峻是由於舉郡歸曹操之餘，收斂宗族賓客投靠，取悅了曹操後才被“表”為騎都尉，與大部分的“表”例有區別。荀攸被曹操“以”官的情況與任峻類似。《三國志•荀攸傳》載：“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荀）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

• 曹操政權的特點

如上所述，在加入曹操政權時，“詣”、“降”、“從”、“歸”諸類型的人員擁有行動的自主權，而“表”、“以”、“召”、“闢”則相反。在加入曹魏政權後，由“詣”、“降”、“從”、“歸”等方式入仕的將接受再敘官。“表”、“以”、“召”、“闢”等方式是曹操試圖擴大強化自己的政治勢力的手段。其中，“闢”使曹操與用人之間建立起了隸屬的“故吏”關係，妥善地解決了曹操政權與士大夫豪族之間的任用問題。

“闢”在整體的入仕方式中佔有三成以上的比例，可謂最高，“詣”、“降”、“從”、“歸”等方式加在一起也不過與其持平。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被“闢”之人大多是曹操在任職司空時期闢用的。在丞相時期被闢用的韓暨、高柔、胡質、鄭渾等人，在被闢用之前都已經是縣令，王粲是長安左中郎將，王凌是中山太守。上述諸人都是以高官被“闢”用，可見，曹操是在非常積極地拓展“故吏”基礎。因而，在其擔任丞相之時，“故吏”關係已經成為其政權的主流“君臣關係”。

另外，從曹操政權中人員所擔任的官職亦可瞧出端倪。將軍一類的軍事職務多是曹氏與夏侯氏的人員擔任，例如夏侯惇任大將軍、夏侯淵為徵西將軍、曹仁任徵南將軍、曹洪為驃騎將軍、曹瑜任衛將軍、曹休為鎮南將軍、夏侯尚任徵南將軍；曹氏與夏侯氏之外掌握軍事職務的多為“詣”、“降”、 “歸”方式入曹操政權的人，如樂進任右將軍、張燕為平北將軍、于禁任左將軍、張郃亦為左將軍、徐晃任右將軍、張遼任徵東將軍。當然，擔任重要軍事要職的仍然是曹氏一族人員。在曹操政權末期與魏朝剛建立時，三公九卿與尚書、侍中等行政職位，幾乎被“闢”用的人士所壟斷。如陳群任尚書、何夔任尚書僕射、和洽任侍中、毛玠任尚書僕射、程昱任衛尉、鮑勳任侍中、涼茂任尚書僕射、王粲任侍中、邢顒任侍中尚書僕射、衛覬任尚書、王脩任大司農、徐奕任尚書令、劉曄任侍中、劉放任秘書郎、桓階任侍中、陳矯任尚書令、徐宣任尚書。

綜上所述，曹操政權的特點在於，曹操同士大夫豪族與非士大夫豪族建立起了適當的支配形式、隸屬關係。曹操成為帝國高官後，利用東漢政權的正當性“闢除”、“表徵”士大夫豪族，不斷將優秀的士大夫豪族從公門轉向私門；通過士大夫豪族對地方鄉里的控制力來擴大統治基礎。東漢中期後，執掌政權牛耳的士大夫豪族大多出身豫州﹑司隸。在曹操政權中，出身於豫州﹑司隸的士大夫豪族佔有較高的比例。此外，通過任質的方式控制一些掌握賓客兵士的非士大夫豪族，與他們建立起更為直接的支配關係。因此，曹操政權得以在軍閥林立的環境中脫穎而出，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勢力，與其成功駕馭士大夫豪族與非士大夫豪族有著直接的關係。

在諸多軍閥中，曹操是非士大夫豪族的代表人物，成功與失敗同豪族有直接的關係。曹操政權的特點在於，曹操同士大夫豪族與非士大夫豪族建立起了適當的支配形式、隸屬關係。曹操成為高官後，利用東漢政權的正當性來“闢除”、“表徵”士大夫豪族，將優秀的士大夫豪族從公門轉向私門，通過士大夫豪族對地方鄉里的控制力來擴大其統治的基礎。此外，曹操還通過任質的方式來控制一些掌握賓客與士兵的非士大夫豪族，與他們建立起更為直接的支配關係。因此，曹操政權得以在軍閥林立的環境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強大的割據勢力，與其成功駕馭士大夫豪族與非士大夫豪族有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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