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安於是晉國趙氏的家臣，他是古代晉陽城的築造者，是一位為家主出謀劃策的智囊，也是一位忠肝義膽的家臣，他的死，在讓人唏噓的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揭開了春秋末期晉國六卿政治鬥爭慘烈的傷疤。

今天，我們就看看董安於是如何死的？他的死怎麼又與春秋末期晉國六卿之間的政治鬥爭之間有關係？六卿之間政治鬥爭的演變歷程又是怎樣的呢？接下來，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董安於之死

先前，董安於依照趙氏宗主趙簡子的命令建造了晉陽城，來作為趙氏後方的戰略據點。

公元前497年，晉國趙氏大宗宗主趙簡子想把衛國進貢的五百戶人口從邯鄲遷至晉陽城，來充實城內人口，便向趙氏小宗（邯鄲午）的趙午索要。

趙午聽取父兄所言沒答應（這其中也有趙午處於邯鄲趙氏宗族自身利益的考慮），便遭到了盛怒之下趙簡子的誅殺，這直接導致了邯鄲午小宗的叛亂。

晉國六卿之中的範氏和中行氏，因和趙午是聯姻關係，於是就暗地裡與趙稷結盟。

董安於的戰略眼光很是精準，他很快看清了當下的嚴峻形勢，於是忙提醒趙簡子要先發制人。但是當時的晉國法律中有一條是“第一個發動禍亂的人罪當處死”，趙簡子害怕擔當此項罪名，就沒有答應。

面對趙簡子的無為之舉，董安於便私自調動趙氏軍隊，積極迎接“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戰鬥。

與此同時，範氏和中行氏聽說董安於的建議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先是聯手擊敗了本受晉定公之命圍攻邯鄲的上軍司馬籍秦的軍隊，接著又向趙氏發起了進攻，趙簡子招架不住，只得退守晉陽城。

這就是古代歷史上引發晉國六卿長達八年的“範氏、中行氏之亂”。

就在晉陽城被圍攻之時，另外的三卿魏氏、韓氏、智氏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考慮，聯合向晉定公建議，要嚴懲挑起禍亂的那三個正卿，快些平息內亂。

可那範氏和中行氏不知是不是衝昏了頭腦，竟然又把矛頭對準了國君晉定公，一時成為眾矢之的範、中行二卿潰敗之下逃往了朝歌。

在這場動亂中，幾位正卿也在此次內亂中注意到了鋒芒畢露的趙簡子家臣兼謀士——董安於。

他們意識到，董安於存在世上一天，趙氏就止不住強大的步伐，而他們的利益也會相應削弱，所以董安於這顆心頭刺一定要趁此難得的機會拔去！

於是，晉國執政荀礫便向趙簡子施壓，說“始禍者死”，範氏和中行氏作亂，是由董安於引起的，範、中行二卿現已逃往在外，算是得到了懲罰，那還在逍遙法外的董安於該怎麼謝罪呢？

趙簡子這時確實異常為難，一邊是自己的肱股之臣，一邊是恐殃己身的施壓處境，正在躊躇之際，董安於站出來了。

此時的他坦然赴死，並同時說了一段他的臨終遺言：“如果我的死能夠保全趙氏，換取晉國的安定，我又怎麼會吝嗇自己區區一條性命？誰能夠不死呢，我死的都算是晚的了。”

說完，他便自縊在曾經傾力而建、盡心守護的晉陽城中，如此對趙氏殫精竭慮的臣子，竟成了晉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二、“董安於之死”與春秋末期晉國六卿之爭

從董安於的臨終遺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說自己的死能夠保全趙氏，換取晉國安定，自己就會死而無憾。

我們也可以看到，智氏抱著不斷掉趙氏一隻臂膀誓不罷休的想法，對趙氏咄咄逼人，如果趙氏宗主趙簡子不同意，那麼他就要步範氏和中行氏的後塵。

此次由趙氏宗族內部矛盾引發的晉國內亂，很快演變為各卿族之間的戰爭。

這場內亂的結果是範氏和中行氏被永久性地“掃地出門”，晉國內部政權也由六卿專政變為了四卿專政，這也在無形中加速了晉國政局的演變，為後來的“三家分晉”奠定了基礎。

範氏和中行氏被驅逐出境後，韓氏和魏氏經晉定公同意，召回了退守至晉陽的趙簡子。雖然趙簡子復出，並再次恢復正卿之位，但當時的政治形勢對他來說並不容樂觀。

範氏和中行氏的殘餘勢力及齊、魯等諸侯國的支持，使其難以完全消滅；而魏氏、智氏、韓氏與趙氏雖屬同一陣營，但這三家光喊口號但無實際行動來支持趙氏，特別是智氏，趙氏與其關係並不好，於是便有了後來的“董安於之死”。

可以說，董安於之死促成了趙氏和智氏兩家的和解，同時這也是趙氏向以智氏為首的其他卿族妥協的結果。

三、晉國六卿之爭的演變歷程

通過“董安於之死”事件，我們看到了春秋末期晉國六卿鬥爭的慘烈程度，那麼問題來了，晉國六卿之爭是怎樣發展而來的？一開始六卿就爭得你死我活嗎？背後有哪些原因？有什麼影響？六卿內部政治鬥爭的結局如何？理解這個問題能幫我們更好得明白“董安於之死”事件發生的必然性，接下來我們就說說這些問題。

晉獻公時期，為了避免“曲沃代翼（晉國公族小宗篡奪大宗國君之位）”這樣的內亂再次發生，更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國君之位，獻公想方設法誅殺了桓叔、莊伯這些庶族的群公子，公族勢力開始遭到了沉重打擊。

接著，隨著“

兩者的自相殘殺削弱了公族的力量的同時，也加大了對異姓異氏卿族的依賴，而等到公族反過來受到這些卿族的冒犯、甚至攻擊時，卻再也沒有血緣關係的公族來支持，這點恐怕也是公室沒有想到的。

這一制度的實施，為之後異姓卿大夫和異氏氏族登上晉國政壇打下了良好基礎，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強烈的“副作用”，即晉國在後來時間裡都沒能成功形成強宗大族。可以這樣說，春秋時期晉國公室衰落而卿族擅權，與晉公族早已衰亡脫不了干係。

公族沒了，政權該運行還得運行，於是那些異姓和異氏卿族便在這期間得到了重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比如在最初時為晉國政壇輸入了新鮮血液，保證了時下政權的活力與穩定，維護了國家政權的良好運行和發展等積極作用。

而這些異姓異氏卿族在被吸收到晉國政治集團中的同時，也意味著晉國摒棄了自西周以來的“親親上恩”的治國策略，換而代之的是以“尊賢上功”、軍功事功為標準的治國策略。

春秋初期，此制度的實施當然對晉國公室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隨著這些卿族的發展，他們與公室和國君之間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的利益衝突，兩者出現衝突的前期，後者還掌握著主動權，比如可以削其爵位、收其采邑；但到了春秋中後期，隨著兩者之間政治權益鬥爭的日益激烈，主動權慢慢地向前者傾斜，後者的土地和人們逐漸被瓜分，直至前者的完勝，“三家分晉”就是這一現象的具體體現。

2、六卿制

公元前633年，晉國舉行的被廬之蒐（sōu）正式確定了三軍六卿制度

六卿，最初指的是中軍將、中軍佐、上軍將、上軍佐、下軍將和下軍佐等六人，後來泛指在晉國軍隊中擔任過將佐的卿族。

從前文“董安於之死”中，我們看到了春秋末期晉國六卿的身影，他們分別是趙氏、魏氏、韓氏、智氏、範氏和中行氏。

但從被廬大蒐到三家分晉，這期間兩百多年的時間裡，擔任過六卿的家族有很多，除了以上六個，還有先氏、狐氏、欒氏、郤氏、胥氏、士氏、步氏等十多個家族。他們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在爭權奪利的政治舞臺上輪番上演“不流血的戰爭（政治）”與“流血的政治（戰爭）”。

六卿制軍政合一的特性使得晉國的內政與軍權更加集中，此制度的施行為晉國爭霸大業起到了保駕護航的積極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晉國逐漸形成了六卿輪流執政的固化模式，這種正卿領導下的六卿議政政治模式比較合理，它對平衡各卿族勢力起到了積極作用，盡大可能地避免了專政獨裁的發生，有利於制定符合國家利益的正確決策。

六卿制的存在也確實為晉國霸業為之奮鬥和努力著，比如決定霸業走向的城濮之戰、崤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等這些戰役中，都凝聚著六卿努力的汗水和血水。

六卿的努力促成了晉國的強大，而強大後的晉國也隨之反哺了六卿，而隨著這些異姓卿族勢力的不斷壯大，利益的驅使使其不再專注於助晉爭霸或維繫其霸權，而是更加專心於經營自己卿族的發展，在切實改善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造成了春秋中後期卿族之間，以及卿族與公室之間發生的利益衝突，前文提到的“董安於之死”就是這些矛盾產生的結果之一。

六卿制的存在，對處於不同時期的晉國公室和國君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他們（六卿）起初是肱股忠臣，自身壯大後不滿足於當前利益，而與公室爭權奪利，隨著實力的進一步發展，開始處於劣勢的他們逐漸佔據了優勢，這一君臣力量天平的失衡，最終導致了晉國君權名存實亡。

結語

我們以“董安於之死”的例子，引出了其與春秋末期晉國六卿之間的政治利益鬥爭的關係，最後再說到晉國六卿之爭的演變歷程。

從春秋時期晉國各卿族的政治勢力此消彼長來看，“三家分晉”之前，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欒氏、範氏、中行氏和智氏等卿族相繼被滅，而更強大的卿族也隨之不斷崛起，與此同時晉悼公之後的晉國國君更是不是被殺就是被換。可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背後是六卿之間權力的不斷更替與兼併，更是削弱晉國公室勢力的無形利器！

其實就算不是“董安於”，也會有“李安於”、“孫安於”，這是六卿之爭的必然結果之一，我們也看到了每一場權利鬥爭無不流淌著兩種東西：鮮花與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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