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香救母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主要講述的是沉香

當然，當我們搜索劈山救母的故事的時候，有說沉香劈華山救母，也有說是二郎神劈桃山救母。但我們暫且不論這個民間的神話傳說究竟出自何方，但無論那個故事，我們都可以看出來其中孝心感天動地，而孝也確實是中華傳統美德。我們可以透過它看到在那個特定時空下古代人民的孝文化。

一、孝文化的起源

俗話說“百善孝為先”。孝文化數千年來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深深融入中華傳統文化。孝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隨社會產生而產生，隨社會發展而發展。在最初，孝僅侷限於對父母長輩的崇敬感恩，而國家出現以後,僅限於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庭的“孝”逐漸延伸到社會的多個領域,成為一種評判他人的道德準則，甚至成為了做官處事的重要條件。

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就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孔子思想以“仁”為核心，又以孝為仁之本。在儒家思想作為正統的幾千年間，孝是一直是儒家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實我們不難理解孔夫子對孝的重視，春秋時期，周王室大權旁落，禮崩樂壞，夫子遊走於諸侯國之間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克己復禮能實現周王室統治下當年的盛世，這其中的“禮”就有孝禮。孔夫子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認為子女應在父母身邊盡孝，應付諸行動。

又有“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告誡我們應當及時表達對父母的孝敬之情，而非等到“親不待”時追悔莫及。這些都是流傳至今，我們還在引用的名句，其中思想對今人仍有警示作用。那“孝”又是為什麼變成我們後世所理解的愚孝的愚昧模樣呢？

二、古代中國孝文化的發展

統治者為了維護國家穩定會對思想進行專制統治，有了孔夫子及其後學者對孝文化的宣傳補充完善，以孝治國不失為一種“好辦法”。“亂世用重典”，秦始皇通過焚書坑儒來加強思想統治，反而因為手段強硬而激起民憤。漢初黃老之學的修生養息醞釀出七國之亂這樣的隱患，漢在從無為向有為轉變，於是融百家思想與時俱進的“新儒學”一經提出便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

經董仲舒改造過的新儒學中的孝與忠建立了聯繫，百姓是天子的子民，官員也是“父母官”。如果說先秦儒學中的“孝”是子女出於愛意和感恩對父母主動的關懷,那麼董仲舒所宣稱的“孝”則多了絕對和強制，子女對父母單方面的義務,讓“孝”文化從此走向了極端。

他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的“三綱五常”確定了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婦卑的倫理關係。從此統治階級通過舉孝廉等方法宣揚孝道，讓封建倫理綱常深入民心，把孝文化作為封建政治統治的

寶蓮燈劇中背景正是這一時期，劉沉香被其父告知母親在華山下經歷苦難，便克服艱難險阻最終劈開華山救出母親，一番孝心感天動地，最終大團圓結局。沉香從來沒有和母親相處過一天，但他的對母親的愛和孝心卻能支撐他不懼強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當時的封建社會讓他擁有了這種強烈的孝心與愛意。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走向了更加極端。統治者逐漸意識到孝是他們愚民的法寶,在宣揚一些違背基本人倫道德帶有神話色彩的行孝“楷模”中，百姓對天子的信服，對知識的敬重,逐漸讓他們絕對服從於封建倫理。

而宋明理學的形成則使得古代孝文化走向極致。這時的孝與忠君有了更加密切的聯繫，所謂“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明清時期是古代中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達到頂峰的時候，也可謂是孝文化對百姓的思想控制達到極致的時候。

元代郭居敬在這一時期下編纂出來《二十四孝圖》，記錄了古代二十四孝子的孝行，“二十四孝”在最終形成並出現多種版本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孝文化走向極致,被融入政治運行的系統從《孝經》到“二十四孝”的歷程也是孝文化走向極端化、愚昧化的歷程。

三、孝文化的文化內涵

在

古代孝文化要求尊祖敬宗，傳宗接代和孝敬父母，對於處於不同階級的人又有著不同的規定與要求，比如對天子對諸侯對士大夫對平民對女子不同的要求也將不同等級之間劃分涇渭分明，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等級秩序。結合現代實際來看，我們更多的是應該繼承孝文化有益的部分，摒棄它封建糟粕的部分。

四、小結

沉香救母的故事是孝心感動天地的故事，如同愚公移山的決心感動了天帝最終天帝派天神下凡幫他移山，包含著統治者的宣傳意圖以及人民對於幸福團圓生活的嚮往。古代人民的孝文化起源於家庭的一顆真心，政治化於

《弟子規》中“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是清代孝文化極端化的時期的啟蒙著作。而現在的弟子規仍然在作為國學經典被廣為誦讀，用來教育孩子們愛親敬老，虛心聆聽教導，我們將傳統文化與時代文化相結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保留孝這一隨人類社會產生的傳統道德與時代相合的部分。

參考文獻：

1. 《論語》

2. 《孝經》

3. 《孔子家語》

4. 《春秋繁露》

5. 《弟子規》

6. 《孝道圖:二十四孝圖等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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