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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六年（公元633年）的小年头一天（腊月二十二）是个星期六，礼拜天还“上班”的唐太宗下令释放390个死囚回家过年，等来年中秋节后再秋后问斩。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秋，390名死刑犯从大唐各地齐聚天牢准备伏法。皇帝下令——你们自由了，回家庆贺吧。

对于这事儿，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唐朝白居易做《七德舞》表示：吾皇圣明——“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宋朝《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写《纵囚论》表示：请继续你的表演，静静的看着你装——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书中表示：欧阳修说得对，看似大招，实则套路——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

那唐太宗为什么会来这出呢？

起初福垊认为是十八天前（腊月初四）意见王魏征批评唐太宗纳谏之心没初继位时好了。唐太宗通过杀兄诛弟灭侄子夺弟妹逼父亲而取得帝位，为了做个好皇帝——洗刷自己的恶名。他让人提意见，他甚至因为痛恨蝗灾当着臣民的面生吃过蚂蚱。你可以说他是秀，也可以说是他的追求，还可以说是他的补救。为此，在后宫与嫔妃销魂而被太监高呼保重龙体，吃喝玩乐稍不注意，就被大臣尤其是魏征都说保持形象。没有自由，没有快乐。打个猎吧，随便一个大臣都会说，请注意形象，您可是华夷之父啊。玩个bird吧，魏征说清注意形象。

莫非唐太宗又是为了塑造明君形象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作出这样的事，固然跟魏征在腊八前四天的批评有关。但更跟他对一件事的补救有关。唐太宗怒杀两位官员有关。

卢祖尚之死

628年，唐太宗令瀛州刺史卢祖尚调任为交州（越南北部）都督。在朝堂上，卢祖尚给足唐太宗面子，答应的很干脆。一回家，他坚决不去越南上班。唐太宗让杜如晦劝他，不听。亲自劝他，好说呆说，就是不听。死也不去的结果就是你去死吧！

张蕴古之死

河北有个李好德的人，大概喝多耍起酒疯了。公然在大街上说了很多大逆不道的画，这还了得，立马被抓，准备处死。大理丞张蕴古向李世民上奏说：他有蛇精病。唐朝规定：未满十岁，超过八十，以及蛇精病者减轻或免除处罚。小孩是童年无忌，老年是老年痴呆，有病的疯言疯语。

李好德还没被释放，御史权万纪就向李世民告状了。他说：李好德脑子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张蕴古。张蕴古跟李好德是老乡，李好德的哥是他们家乡的父母官。臣调查到张蕴古还去监牢里向李好德道喜（报信），两人还下了会象棋呢！唐太宗勃然大怒，张蕴古等身首异处。

两人被杀后出现的两种结果

第一、唐太宗后悔了，立即补救。补救前还对大臣发了一通牢骚：衮衮诸公，人命关天，为何见死不救。我意气用事，你们怎么不拉（劝）我啊！福垊倒认为大臣们之所以没有劝谏是看到唐太宗很生气，不想引火烧身。而平时大家劝谏都是唐太宗没生气的时候，这事魏征也没劝谏，可见魏征这个意见王也是很会把握火候的。唐太宗的补救就是先后实行死刑复奏制度，是今天死刑复核的前身。唐太宗甚至规定到执行死刑，要复奏五次。五次后执行死刑时，朝廷不赏歌舞，不吃肉食，以示对生命的敬畏。

第二、死刑犯增多了。根据史料记载627年死刑犯是29个人，到630年还是29个人。而张蕴古被杀后，一年的时间死囚数量竟然达到了390人。因为大家都不想落了个张蕴古的下场嘛！于是唐太宗跟死囚们玩了这个双簧。

成功的双簧，失败的结果，最终的改变

福垊认为释放死刑犯的君子协定实际上就是一个让官员减少死刑犯的信号。死刑犯之所以不跑，原因有二：

唐朝严密的制度，死刑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这种恩德，人总得讲良心讲信誉吧。

唐太宗赦免的保证。在释放死囚回家前夕，唐太宗应该告诉了他们回来才能全部赦免的条件。

然而这个双簧很成功，让人感到大唐的死囚有契约精神，解决也非常完美。然而唐太宗做此事不只是为了要一个好名声，而是要改变官员量刑过重的现状。非常遗憾的事，这个现状并没有改变。

最终的改变。唐太宗见死刑复奏还有双簧一直没能改变官员量刑过重的现状。他的信号没人理会，看来只能亲自面对了。不就是认个错嘛！有什么比民众的幸福更重要呢？他就在贞观十一年（637年）问当时的大理寺卿刘德威：这些年来，量刑过重案犯增多，到底怨谁？刘德威毫不客气地说：”都怪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还记得当年张蕴古吗？只有遵照刑法不遵照您的看法，才能改变现状。“唐太宗一脸通红，大呼：“高见，高见。”于是唐太宗下令，依法断案，量刑过重、案犯过多的情况才得以改变。

福垊

李世民释放390名被判处死刑的囚徒，让他们回家探亲，并约定来年秋天再回来受刑，而这390名死刑犯竟然毫无一人爽约，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时回来受刑。而李世民见这些囚徒果然如约而至，便把他们都赦免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并不是史官们为了替李世民粉饰而故意捏造的子虚乌有事件。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上皆赦之。

如果大家对于《资治通鉴》的记载有怀疑的话，那么唐代的白居易也在其《七德舞》一诗中有过这么两句话：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因此，太宗纵囚一事，应属千真万确。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否真的如史书上所载，囚徒们都是心甘情愿的主动回来，恐怕也未必，背后怕是另有隐情。

实际上，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在其《纵囚论》中就对此事提出过质疑，认为这是李世民沽名钓誉而做出的行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欧阳修认为，即便是君子，想要做到视死如归，也绝非易事，更何况是那些死刑犯。历朝历代，能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大部分情况下是那些罪大恶极之人，是小人里面的小人，想要这些人做到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情，何其困难。（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只能说，纵囚一事，有猫腻。

唐太宗李世民，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确实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宽容的君主，对于臣子很少有大开杀戒的事情发生。但是别忘了，李世民一生征战沙场，又踏着自己兄弟的鲜血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李世民可没有想象中那么仁慈。

近400名死刑犯，李世民说房就放，那是因为李世民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这些死刑犯会乖乖的回来。也许，李世民在事先就已经和这些囚徒已经约定好：如果他们能按时回来，那么回来之后就赦免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按时回来，那么等待他们必然是灭顶之灾。

说到底，死刑犯也是爹生娘养的，也有家人，他们能跑，但是他们的家人又能跑到哪里去？恐怕从那些死刑犯离开牢笼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包括其家人就已经处于帝国最严密的监视下了。

与其做毫无意义的挣扎，还不如赌一波，赌他们回去之后沽名钓誉的李世民会真的赦免他们，这样以后还可以清清白白做人，不用生活在阴影之下。事实的结果也确实如他们所料想的一样，李世民为了博取名声，真的赦免了他们。

毫无疑问，这是囚犯与李世民之间相互配合演的一场好戏，结果也是皆大欢喜：死囚重获自由，李世民也博取了好名声。

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恐怕还是脱离不了当年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不仅杀了自己的大哥和三弟，而且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也没有放过，这件事情也成为了李世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污点。而偏偏，李世民是一个容不得自己有污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李世民要去看褚遂良记录的起居注，为什么要去干涉史官。

而这次纵囚事件，也可以看成是李世民为了宣扬自己形象而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

小镇月明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是白居易在《新乐府》里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众所周知，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贞观之治。彼时，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官吏各司其职，百姓安居乐业，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据统计，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才增至三百九十人，而白居易的诗里所说的，正是李世民和这三百九十个死囚的事迹。

贞观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唐太宗李世民到监狱亲自过问囚犯（古称录囚），看到了已判死刑的这三百九十二人，“闵之”，就和他们约定好，现在我放你们回家，明年秋天，你们自己回来领死。第二年到了约定的时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全都按时回来了，“无一人亡匿者”，为了表彰囚犯的诚信，李世民把他们的罪名都赦免了。据后代史学家分析，此事正是体现李世民执政的民本位思想。当时，战乱初平，举国上下，到处是田园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而唐太宗亲自参加了反隋战争，从中认识到了劳苦大众力量的伟大，在吸取隋朝灭亡的前提下，李世民从一登基，就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为政强调以民为本，政令也多是爱惜民力，并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能安心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正是这种与民休养生息的为政方针，使大唐迅速从战乱的苍夷中恢复过来，并缔造了后来举世暏目的贞观之治。

同时，唐太宗李世民以民为本，对人命的重视，还体现在他设立的死刑覆奏制度。李世民认为，死刑是至关重大的，所以规定门下省监督各级官员，凡有判了死刑的犯人，二天之内要五次复议，称“五覆奏”，下到各州的也要“三覆奏”，以达到“盖欲思之详熟”，“尽无冤”的目的；而行刑当天，当吃斋、禁乐以保持清醒的思维；如有依法当处死但其情形可以怜悯的犯人，记下情况上报朝廷决策。同时，对于执行死刑的日期，李世民也有明确规定：阴雨天、下雪天不能杀，冬天春天夏天不能杀，只有在秋后才能对犯人执行死刑，这也是后来“秋后问斩”的来历。当时因为这套死刑执行制度而免于死罪的人很多。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当时历朝历代君王不以庶民利益为重，重刑罚，轻教化的风气下，李世民能敏锐的觉查以民为本的重要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是，北宋欧阳修对李世民的做法却不怎么认可，他在《纵囚论》里写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囚们也得不死之惠。简而言之，李世民乃沾名沽誉之辈，有这种看法的还有清代大儒王夫之。

沾名沽誉也好，心怀百姓也罢，我们只须看到有唐一朝，在太宗李世民的带领下，励精图治，用人唯贤，从谏如流，轻刑订律，最终缔造了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经济发达，各民族关系密切，万国来朝的贞观之治。其它功过，就任凭大家去说吧。

风中谈历史

一、白居易的诗歌《七德舞》

早在唐朝武德年间，高祖李渊时期，军中就有《秦王破阵乐》这种歌舞，内容为秦王李世民的各种英勇善战的事迹。目的是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励志作用。辅助作用是休闲，休整。

贞观七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制定大型歌舞——《破阵乐舞图》。后来又经过魏徵﹑虞世南等修改歌词，多次商榷，最后更名为《七德舞》。"七德"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指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这七件事。

唐宪宗元和年间，大诗人白居易在看过《七德舞》后非常感动，诗兴大发，挥毫泼墨书写了这首唐诗中的精品之作——《七德舞》。

此诗歌声律优美，且穿插了一些安邦治国的脍炙人口的，值得传颂的小故事。

白居易《七德舞》原诗名为《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全诗如下：

【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 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终稽首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魏徵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则知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其大意是：

太宗生擒王世充，杀死窦建德。他安葬阵亡将士遗骸，重金赎回因饥贫被变卖的老百姓子女，亲自为良臣魏徵及张公谨治丧，放大量的宫女出宫让她们自由婚配。让死刑犯归家，数月后尽数归来无一私逃，得特赦。太宗剪胡须为大将李勣作药，太宗吮血治大将军李思摩箭伤。太宗使人心回归，歌七德，舞七德。

白居易《七德舞》诗中这两句话：“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流传很广。

二、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唐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明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北宋司马光和欧阳修都对他高度评价：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思就是以正道示人。

因唐太宗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期间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昌盛局面，故史称"贞观之治"。

1、知人善任，用人唯才

唐太宗实行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和恶习。开创了让能者上，知人善任，用人唯才，不问出身的好局面。

李世民手下人才济济，如人称"房谋杜断"房玄龄，杜如晦，还有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李绩、李靖，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同时，李世民还重用建成旧部和一些降将，如魏征、王珪，尉迟恭、秦琼等。

太宗求贤若渴，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来选拔人才，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当时真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2、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太宗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除以魏征以外，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太宗注意纳谏，谏官不少于35人，尤其就被他称为自己的一面镜子的魏征更是在这方面表现特别出色。

3、注重法治，主张量刑谨慎

唐太宗重视立法，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是法律的忠诚的践行者和维护者。

在贞观时期执法时铁面无私，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量刑慎之又慎。

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太宗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稳固边疆，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明宪宗语）。

三、赦三千宫女还家

于是令左丞戴胄等，于掖庭宫西门，拣出数千人，尽放归，即“怨女三千放出宫”。

这可以说是一大快事，当时很多宫女会一辈子在宫中服务，难得回家一次，更别说被放出宫了。在这方面，或许太宗与长孙皇后享受夫妻伉俪情深，会由己推人，才做出了这一英明决定。

此事肯定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对那些年老的宫女来说，再不回家，可能一辈子都回不了了家，也会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些宫女回家会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影响，老百姓会初一十五烧香拜佛为唐太宗祈福呢！

而且宫女们回家并成家后，会为社会添丁，给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真是值得拍手叫好！

四、放四百死囚回家探亲

“怨女三千放出宫”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之后，那“死囚四百来归狱”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新唐书》记载，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三百九十人。太宗开始找原因，不是量刑过重呢？里面有没有冤情呢？于是，他开始走进监狱，拿起案宗，亲自理狱，开始了解实情。

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最后对四百名该处死刑的犯人起了恻隐之心，与他们交流，并签订君子协定，先特赦他们，放他们回乡归家过年，办理后事。如果此段时间不再有新的犯罪记录，会有好处。如果反之，那另当别论，并要求他们于第二年秋天回归，再来执行死刑。次年秋，四百囚犯尽数归来，无一私逃。

或许是由于当时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他们尽数归来以后，均得到特赦。

太宗此举，我觉得有如下原因：

一是太宗为己正名，他弑杀兄弟，逼退老爹，内心深处肯定也觉得自己的这个皇位的获得怎么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如果来个名正言顺的大赦天下死刑犯，那么影响肯定很大，效果肯定很好。而且还通过挽救人的形式进行，效果就更绝佳了。二是唐太宗确实有怜悯之心，为天下众生考虑，人活一世不容易，尽量少地留下冤情。三是太宗大气魄，心里有数，自己的赌注肯定能赢。他相信人在将死之际，如果给他生的机会，他肯定会积极向上，感激涕零。为了生的机会，这些死囚焉有不归之理？

多方证实，此事肯定不假，不过新旧唐书记录不一，有说290人，有说390人，其实人数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确确实实地发生过，存在过。

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曾问当时的大理寺卿刘德威：“这些年来，量刑过重，案犯增多，到底怨谁？”

刘德威直谏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还记得当年张蕴古吗？只有遵照刑法不遵照君王的看法，才能改变现状。“

唐太宗大呼：“高见，高见。”

唐太宗下令依法断案，后来量刑过重、案犯过多的情况才得以改变。

“死囚四百来归狱”这样事件是政治秀吗？历史自有公论。但无疑它的影响力非常大，李世民仁德爱民的形象慢慢的开始深入人心。

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欧阳修在其《纵囚论》中就对此事提出过质疑，“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认为这是李世民沽名钓誉而做出的行为。

有人也觉得李世民曾经去查阅褚遂良记录的起居注，去干涉史官的做法就是例证。但谁不注重自己的清名呢？众说纷纭，还是任凭后人评说吧！

历史漫谈君

李世民既然敢放390名死囚回家，必定是有严密的防范措施的。作为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不留后手呢？比如东厂、西厂、锦衣卫、千牛卫等都是皇帝身边的暗探好手。虽然当时的李世民还没有这些机构，但肯定有其他类似的机构帮他暗中观察那些被特赦回家探亲的罪囚。如若他们有二心，不愿意回来或者有逃跑迹象，说不定就要被身边的暗探们将双腿打折然后拖到朝堂之上。朝廷的这些招数死囚们都懂，谁还敢造次？此其一。

其二，唐朝游侠多。李白曾写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就是对游侠们的最大赞赏。游侠儿都是重情重义的人，为报答恩人的情谊去杀人灭口甚至是自杀都不在话下。当时唐朝对于这种风气是明令禁止的，因此被判处死刑的多是这些游侠。作为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游侠来说，他们大多都是罪大恶极之人，但也都是通常意义上的重情重义之人。既然是皇帝特赦，将自己放了出来，而且是以情意相保证，那么同样游侠也一定要给皇帝一个面子。

其三，唐朝的律法中，有株连九族刑法，一个人犯罪有可能连累整个族人。而且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苛罪量刑是由衙门主审官说了算，如若主审给判个株连九族罪，那一族人都会遭殃。所以，死囚回家后，族人都会严密看管，不会给他们留有逃跑的余地。

其四，李世民得国不正，一直都在为自己曾经所做的为儒家道学所不容的行为赎罪。不论是开国没多久的蝗虫灾害，还是长期被儒家制高点的抨击，都让李世民无法承受士族带给他的舆论压力。所以，李世民必定会赦免一部分死罪以彰显自己的仁政，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死囚们心知肚明，来年秋天回去必定无事。

基于以上四点，被李世民特赦的死囚应当都按期回去了的。历史记载那400（实际是390人）死囚都如数回去了，并且都被免于死刑。

宝庆山人有话

400死囚被李世民假释回家过年属实，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在次年全部自动返回受死，李世民一高兴，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而李世民却被后来的欧阳修和王夫之臭骂了一顿！

我们先来看看事情的经过原委。

大体是说，公元632年12月22日（农历），唐太宗为体现亲民作风，亲自过录囚犯，看到一批按律处死的犯人，想到马上就要过年，别人家庭团圆，他们却身陷囹圄，静待等死，顿时起了怜悯之心，于是大发慈悲，决定放他们回家与亲人团圆，约定明年秋季返回就死。

这件事已足够让人惊诧，但李世民接下来干的事更是惊世骇俗，他下令全国所有死刑犯都要享受这个待遇，等明年秋后问斩前，再让他们返回京城受死！

类似的“君子协定”在古代并不罕见，但一般是流行在上层社会（君子士大夫阶层）里，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和一帮死刑犯搞“君子协定“，这绝对是空前绝后，毫不靠谱啊！万一这些人借此机会逃之夭夭，甚至继续作案犯罪，那岂不是大唐律法的耻辱和灾难？

虽然很多官员们对此颇有微词，但皇恩浩荡，谁也不敢给李世民找不痛快，于是有关部门把390名死囚犯全部假释回家，然后静静等待奇迹发生的那一刻。

然而，奇迹真的发生了。

这意思是说，去年那些被假释回家的390名死刑犯，在无人监督和催逼的情况下，全都如期赶回京城，听候发落，无一人借机逃亡！

此时此刻，恐怕李世民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他震撼了，激动了，感动了，他感念于死刑犯们大义未泯，知恩图报的精神，干脆御笔一挥，宣布390名犯人全部赦免，彻底释放！你们知恩图报，没让朕丢面子，朕也还你们一条性命！这将是一个名垂千古的佳话！

此事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法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案例，认为法治约束和道德教化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为此赋诗：“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直至近现代，有些监狱出于人性化考虑让犯人回家过年，也是作为正面典型宣传的。

但欧阳修和王夫之两位大V认为李世民是拿律法作秀，搞面子工程，纯属沽名钓誉，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纵囚论》，把李世民狠批了一顿。

欧阳修批判李世民的核心思想在于，死刑犯就是死刑犯，小人就是小人，你不能跟小人搞君子协定，否则就算这些小人遵守了约定，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小人本性，你也是沽名钓誉！

欧阳修并不孤单，他的观点得到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认同，王夫之还补充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既然大家都夸奖你李世民，那就说明你这件事其中有诈！

其实历代都不缺乏皇帝特赦囚犯的案例，几乎都是被赞美鼓吹的 ，李世民的做法确有给自己邀买名声的嫌疑，但自古以来哪个皇帝不是此中高手？李世民不过是用了一招世所罕见的特殊手段而已，这种手段只是特例，不可推而广之，就连李世民也没有让它常态化。

道德和法制从来都不会泾渭分明，从来都是彼此影响，互相补充，欧阳修和王夫之对这件事的理解和批判，大多数还是出自书生意气——你们都说李世民的好，我偏偏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个角度看，他俩的观点与标新立异、沽名钓誉的李世民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是专注历史文化的狄飞惊，欢迎关注我！

狄飞惊

事情是说在唐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30多个死囚时，觉得很是可怜，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这些死囚一律放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来京城执行死刑。”

接着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来年都到京城，一起问斩。于是乎，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唐太宗李世民他在位期间，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

不过当时皇帝的这一做法还是引起了一片哗然。因为够得着判死刑的，除了一些真的被冤枉的，肯定都是罪大恶极之人。这些死囚可都会有一些杀人越货、强盗无耻之徒。一旦放纵他们，岂不天下大乱。

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命令没有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没有警察跟着，全靠自觉。如果让一个人去相信死刑犯的保证，我估计他自己心里也犯怵，但是唐太宗还是这样做了，放这些人回去。

后来的结果是“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也就是说被放回去的全国390个死囚，在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都自己按时从全国各地返回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最后太宗将这些死囚们全都赦免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贞观元年是指唐太宗执政的第一年，即公元627年），全国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人。差不多一千万人中，只有390人被判死刑，可见当时真的可能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

在贞观时期，可以说是基本上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官员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唐太宗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唐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

唐帝国的存在，以它包容的态度，创造了我国古代的一个辉煌的时代，那是真正的万国来朝。许多人可能会疑问，前面放那些人回去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赦免那些人，那么如何对那些被害人交代呢。想想可能是唐太宗从大局层面上出发，想要树立起社会的品德标杆吧。

总的来说，唐朝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古代王朝的一个巅峰。而英国那个时候扒窃或偷食物可以处死刑、超过40先令的盗窃一般都可以判处死刑。曾有人因为盗窃一顶帽子、一块手绢、甚至一片牛肉而被处死。一直到到1801年,13岁的布朗宁因为偷了一个调羹而被绞死（PS：例子来自天涯社区）。

小王子木有钱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神奇的事。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翻阅死刑犯名单的时候，突然同情心泛滥，决定让他们回家过年，那这些犯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秋后问斩

公元632年，马上就要过年了。

为了展现亲民爱民，唐太宗决定亲自看死刑犯的名单，一想到自己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却还要在牢房里，瞬间泪目，决定放这390名犯人回家过年，还跟这些犯人约定，明年秋天再回来审判。

这件事情已经够震撼的了，但是接下来李世民干了另一件事。

他下令，以后所有的犯人都可以享受这个待遇，都等到秋后问斩。

虽然跟犯人都有约定，但怎么会靠谱呢？

万一有人逃跑，或者回去继续杀人放火怎么办？

就连当时的欧阳修和王夫之，都站出来指责李世民做的不对。

但是奇迹真的发生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这390名犯人，自觉主动的返回京城，听候发落，没有一个人逃跑。

李世民看到之后，无比的感动，他心想这么多人都愿意听我的，没让朕丢面子，我得知恩图报啊，还你们一条性命。于是一道圣旨，把他们全部赦免了。

但是欧阳修跟王夫之，都认为李世民只在乎自己的面子，拿法律不当回事。大文豪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把李世民狠批了一顿。

欧阳修认为，犯人就是犯人，小人就是小人，不能跟小人搞君子协定，就算小人受了约定，也改变不了小人的本性。

小伙伴，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爱问爱答

这件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纵囚事件。

贞观六年十二月，李世民亲录囚徒，看到许多必死的囚犯后心生怜悯，于是下令允许回家探亲，等来年秋天再回来问斩。同时也命令全国各地被判死刑的囚徒，都放回家等第二年秋天再集中京城。

而让人诧异的是，此次放还回家的390个死囚，在第二年九月份全都如期抵达京城，竟无一人逃亡，于是李世民下令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但此事也引来后来许多人的质疑，比如欧阳修还特意写了一篇《纵囚论》，文章中明确指出李世民这样的行为纯粹是为了作秀。而近些年来也有很多人对李世民纵囚事件产生质疑，比如有人认为是政治影响，也有人说是行为艺术等等。

那么，李世民这次行为到底是单纯的政治作秀、博取名望，还是另有其目的呢？而被放回去的囚徒的经过又是如何？这里来分析一下。

• 其一、前后矛盾的想法
  

李世民在纵囚这件事上曾和侍臣讨论过，他认为赦免罪人，是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赦免有罪之人，难免会残害守法之人。因此在李世民继位后，很少有大赦的动作，而历史上的贞观年间，全国性大赦确实很少。

因此，为什么李世民会突然改变主意而大赦死囚，这里就让人很值得怀疑。

• 其二、动机不明
  

很多人在质疑李世民的纵囚是为了博取名望，当时的欧阳修就是这个观点，但李世民这个动作是在贞观六年到七年时发起的，这时候的李世民如日中天，唐朝也正式进入繁华盛世。

对外，唐朝彻底击败了突厥，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内对，唐朝已经做到了东至于海，南及五岭，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所以，此刻的李世民其实没有必要为了政治而作秀，在这样的强大的唐朝环境下，百姓也都知道李世民是个伟大的皇帝，他的人设在民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太宗纵囚的目的和意义。

其实李世民的纵囚主要还是因为贞观年间发生的死刑案件数量问题，因为李世民在查阅了关于被判死刑的人数后发现，大部分人其实都罪不至死。

比如贞观四年只有29人被判了死刑，但在社会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贞观六年的时候被判死刑的人数竟然达到了390人。我们知道穷山恶水出刁民，但贞观年间的百姓不说丰衣足食，起码的温饱还是没问题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是不会有人因为吃不饱肚子而做出杀人越货的事情，而导致被判死刑的。

因此，李世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纵囚的方式，来提醒唐朝的官员们，让他们知道审判有些太过严重了，希望以后要拿捏好分寸。

李世民为什么要用纵求的方式？

其实这就是李世民的高人之处，如果他直接跟法官们说你们判刑太重，那么就会引起判官们的集体恐慌而导致自保，然后会引经据典的反驳李世民来证明自己没有错。

而如果李世民直接采用大赦的方式有打不到提醒的效果，而通过没有原因的大赦，不会让判官们觉得是自己的错，他们最多认为是李世民的心血来潮。

因此，纵囚才是最好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不用直面批评判官；另一方面，有可以有效的提醒判官，让他们自己去反思自己的判决是否有问题。

纵囚方式的结果。

而事实上也证明了李世民的想法，这被放回去的390人中，确实大部分人都是被重判了。而在这个方式的效果也很明显，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的刑狱案件下降了许多。

作为历史上英明伟岸的皇帝，李世民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道理，与其说他是在政治作秀或行为艺术，不如说他的思考程度与一般人不一样。在他看来这些被判死刑的人，并非都是亡命之徒，他们都是被误判的，而被误判的人也都会回到京城给自己一次洗冤的机会。

当然，也有人质疑会放还回家的这些死囚在途中遭受怎样的待遇，比如李世民会派兵监视他们，或者囚徒们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但史书上毕竟没有详细记载了死囚们的回家经过，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测，毕竟帝王的心思不是我们平明百姓能猜得透的。

大国布衣

在这之前先说个唐朝之前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隋朝末年，有个叫王伽的人，当时担任齐州参军，有一次要押送70多个犯人前去京城，当时这些犯人全部上枷锁带脚扣，走到荥阳的时候，王伽说：“你们犯了国法，现在被抓要送京法办，这是你们的事，可是现如今你们还要连累小卒押送你们，陪着你们一起受罪，这样你们不觉得心里难受吗？”

（王伽放犯人）

犯人们都说自己也是逼不得已，还连忙道歉。

王伽接着说：“我知道你们在路上也辛苦，不如这样，我打开你们身上的枷锁，你们自由离开，但是前提是到了指定日期必须在京城汇合，能不能做到？”

犯人都说肯定能按时到达，王伽说：“如果你们不能按时到达，我当为你们受死。”

没想到到了集合的那一天，所有犯人一个不少的全都来了，皇帝听到之后，就召见这些犯人，说你们守信用还在乎别人的安危，证明你们还是有良知的，于是赦免了这些犯人。

故事大致就是这样，然而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和这个王伽的做法如出一辙。

也是因为当时狱中有390多名囚犯要在秋后问斩，可是这些人都说在问斩之前要见一见父母妻儿，李世民听到之后决定让这些囚犯回家，让他们在家中安顿好所有事宜，一个月之后全部回来行刑，因为当时正好也快过年了，李世民心想让他们回去过年，到元宵节后再回京，结果到了这一天，390多名囚犯一个不少，全部回来接受问斩，李世民见这些囚犯讲信用，就赦免死罪，但是活罪难逃，决定将死刑改成流放。

李世民的这件事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这些正史里面都可以查到，但是很多学者依然认为这种事情并不可能，李世民在这一举措之后，“唐太宗纵囚”这个事情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如今依然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事情。

可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只要仔细一想，总觉得像是编写的故事，说不定唐太宗看过王伽放犯人的故事呢？和现在看到的伊索寓言一样，提倡正能量，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猜想就认定时候假的。

（李世民剧照）

下面我们看看负责编撰《新唐书》的欧阳修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按照欧阳修的意思是“唐太宗纵囚”的事情其实水分大的不行。他说：“对于君子，我们可以实施信义，但是对于小人，跟他们将信义就是对牛弹琴，原本那390名囚犯都是穷凶极恶之人，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能做到视死如归实在是不太可能，当时抓这些人就已经费了好大力气。”（当然这是羽评翻译出的大概意思）

（欧阳修《纵囚论》）

欧阳修还另外假设，说唐太宗李世民就算能感化这些囚犯，但是感化的也太快了，完全不符合逻辑，有没有可能是唐太宗故意为之，事先和这些囚犯说好，双方达成默契，也就是说你们回去吧，只要按时回来就免你们不死，那囚犯可高兴了，可以回去过年，回来还可以不用死。

当然有人会问，回来还要受刑罚，干脆不如逃跑算了，要知道他们家中妻儿老小都登记在册，逃跑也都有被抓回来的可能性，与其这样倒不如成全了唐太宗的好名声，还可以成全自己，一举两得。

唐太宗这样为了博得名声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资治通鉴》也还记录了唐太宗用类似的手段换取民心。

当然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确确实实文治武功、胸襟之大、千古少有，开创的“天可汗时代”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唐朝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担得起千古一帝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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