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破郡县倾府库以赏战士，国家所取惟土疆尔”

在宋朝之前，“美衣丰食，同其甘苦而顺其好恶，甚者养以为子，而授之以其姓”，这是唐朝节度使为了博得士卒欢心，加强手中兵权而采取的措施，更有甚者“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其所做的一切不外乎是为了扩充自身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要想方设法地握紧兵权。

而曾经的禁军将领，黄袍加身的宋太祖更是深知掌握兵权的重要性，他也应该明白“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的道理。基于这种逻辑，要想将兵权牢牢把握在手中，必然少不了优秀的将领对于士卒的管理，因此，睿智的君王也会优先选择重用智谋双全的将领管理军队。

然而，宋太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既不重用有勇有谋的将领，还实行更戍法，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现象。

一、反其道行之的原因

想要了解宋太祖为何有如此与众不同的行为，需得从兵权的角度谈起。兵权，它是可以调动军队的权力，而军队在“开封疆，守社稷，安民众，除祸患”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秦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拥有强大的军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此，拥有调动军队力量的兵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而“得兵权者得天下”一言也是明确地诠释了兵权之于国家的重要性。

对于皇帝来说，皇权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特性与垄断性，它要求“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而这两种特性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兵权。

自秦、汉、唐三朝以来，皇权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兵权息息相关。不论是皇权的夺取还是巩固，兵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陈桥兵变的发起者宋太祖不可能不知道，他甚至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所谓的“下陵上替”的灾祸与“江山易主”的变局，实际上都与皇权能否将兵权牢牢握紧有着紧密的联系。不然宋朝不会有“不能再让军人操纵政权”和“优待士大夫”的祖训。

对于将领来说，“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 随所遇而施之”，其大意为将领掌握了兵权，就好比一只凶猛的老虎，插上了双翅，可以翱翔于四海，应变自如。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掌握兵权的将领是如同周亚夫一样忠心为国之人，不仅可对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形成如同鸟之双翼与车之双轮般巨大的推力，兵权也能长久地居于皇权统领之下。可一旦拥有兵权的是安禄山这样的武将，兵权不仅不能安稳地把握在皇帝手中，也有很大可能就此引发改朝换代的危机。

以此为鉴，本就是依靠兵权夺得天下的宋太祖对武将则是难以放心与不信任的态度占了主导。正如他曾经对赵普说：

由此可知，宋太祖对于武将的危机感非常强烈，特别是对于智谋双全的武将，譬如曹翰，他才智卓越，战功赫赫，却始终得不到宋太祖的重视。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在宋太祖的眼中，武将的才智并非一颗定心丸，而是让他寝食难安与畏惧的根源。

二、应对畏惧之策

三国魏人李康在《运命论》曾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过于优秀的武将在宋太祖手中的结局也是如此，而那些不那么聪明的武将却能够得到善终，譬如宋史所记载的宋太祖对杨信的任用，“信虽喑疾而质实自将，善部分士卒，指顾申儆，动有纪律，故见信任，而终始无疑焉”。这种态度追根溯源，不外乎是因为宋太祖对前者的畏惧。

宋太祖的畏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发动“陈桥兵变”而登上皇位的宋太祖赵匡胤深刻地知道掌握了兵权,国家就随着兴盛;丧失了兵权,国家就随着灭亡的道理。他怕有朝一日，别的将领也会依样画葫芦，做出同样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对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势力的忌惮，让他惧怕“兵骄则逐将，帅强则叛上”的局面再次出现。

为了不让自己所害怕的事情再次发生，宋太祖采取了许多的措施。例如，杯酒释兵权与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而要想彻底地杜绝武人乱政现象的发生，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思想文化上入手。

三、大兴文化之法

宋太祖重视发展思想文化是由多因素所决定。首先，宋太祖深知天下可以在马背上得来，却不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尤其是他有着在马背上被“黄袍加身”后，江山便被改写了的亲身经历。所以宋太祖知道，为了不让五代十国的局面持续，武将是绝对不能为所欲为，必须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危机。

其次，宋太祖自身喜欢文化，他早年喜爱搜集各种奇书，对其爱不释手。除此之外，他即位之后还曾规劝秦王赵廷美：“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宋太祖明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因此，读书明理的武将，不仅能够明白“忠孝礼仪”，同时也可平缓或压抑其反叛的情绪。这样可以大大消除宋太祖江山存在的隐患。

有鉴于此，宋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一方面，他选择了大力推崇儒家经典。儒家非常注重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尤其是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不仅保持了汉帝国数百年的稳定与强盛，而且还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特别是他在天人合一观念中

因此，他苦心筹备泰山封禅与曲阜祀孔的大典，不仅是为了重塑天命与强化皇权，同时也想把君臣关系刻进武将思想之中。

另一方面，宋太祖重视将儒家典籍作为考试主要科目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的穷酸书生可以经历“暮登天子堂”的巨变，成为优裕的士大夫中的一员。士大夫所享受的优渥待遇也会让原本蛮横粗鲁，粗枝大叶的赳赳武夫心生向往，主动挑起对于读书的兴趣。

这也是宋太祖的目的所在，他认为武将读书，读儒家经典可以让他们“知为治之道”，通过学习经书，明白君君臣臣的关系，磨平武将身上的棱角，使他们为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

正如《宋史》的论赞所言：“太祖事汉周，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亚。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俯首改事，且为尽力焉。”

除此之外，宋太祖还重用儒臣。他曾发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彰显其对于官员行政能力的重视。而在选拔文官的同时，他也更注重于挑选出有勇谋的人，其目的便是对武将进行制衡与防范。

正如宋太祖对赵普所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实际上便表明了他的意图是利用儒臣分割武将的权利，从而达到制衡的目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宋太祖大兴儒家文化所采取的措施，不论是劝诫武将读书也好，还是任用胸怀韬略的儒臣也罢，实际上都是着重于统治秩序的构建，巩固皇权，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四、总结

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秉承着“知为治之道”原则的宋太祖一方面规劝武将读书，另一方面重用儒臣，使武将转变方向，接受礼仪教化的熏陶。这些措施的确较为成功的防范了武将的叛变，但是在日后也形成了一个重文抑武与“守内虚外”的国家，成为了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与打天下相比，治理天下的难度则更上一层楼，而在治理的过程中，任何措施都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因此，要学会从全局的角度看待事物，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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