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科举是以为国举贤为目的，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科举的产生，让士子们有了一个嬗变的台阶，在明朝初年，一次有争议的录取，引发了参与考试的士子们的不满和抗议。在朱元璋的干预下，最终改变了考试的录取名单，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
戏剧中的状元郎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针对南北人才如何录取，人才如何使用的问题，杨士奇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按区域比例录取。还没来得及实施，明仁宗就驾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举行的会试中，首先采取了划分地域的“南北中卷制”。
科举上地域上的划分，人为得将官员集团分成了南北两派，为党争埋下了隐患。
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春闱，注定是一场不同寻常并改变历史走向的会试。本次会试后，所录取的52人中，全为南方人。三月殿试后，陈安阝被钦点为状元。本次春闱的主考官刘三吾与白信蹈也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纷纷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考官偏袒南方人。
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翰林院侍讲张信对试卷进行复核，结果历史上最倒霉的状元陈安阝还是在录取的名单中，但是这个结果让并没有让朱元璋满意。白信蹈、张信、陈安阝等人被处以死罪。八十五岁高龄的刘三吾被发配充军。朱元璋亲自阅卷，录取北方六十一名士子。
南京江南贡院
这一年的科举发放两次金榜，所以又被称为“南榜“和”北榜“。
南北榜案件，纯属一起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冤案。刘三吾，人称“坦坦翁“，是一位胸无城府的博学名儒。他七十三岁就被推荐入朝为官，南北榜案发之时，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他没有理由为了利益，而偏袒整榜的士子。
白信蹈、张信、陈安阝也就成了朱元璋安抚北方士子们的牺牲品。
南北文化差异的原因
南北榜案充分反映了南、北方教育水平的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第三次衣冠南渡后，南北文化差距加大
北宋末年，金军南下，徽钦二帝以及被迫北狩。宋高宗赵构衣冠南渡，建立南宋。
宋朝的经济中心向转移到江南地区，社会精英阶层大量南移，加大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差距。
西湖夜景
第二：元朝政治经济中心虽然在北方，但是他们不能正确看待汉文化与蒙古文明的关系
元朝大多数统治者对汉文化，存在着一种异族的抵触情绪。元世祖忽必烈身边围绕着一批儒学大师如刘秉忠、王鹗、姚枢等人，表面上看忽必烈是一位试图融合汉蒙文化的明主，可惜他始终打不破心中对汉文化的蔑视的樊笼。
元朝入主中原后，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态度上的偏差，注定了不能拉近南北文化的差距。
第三点：明初，北方处于战乱之下
明朝收复北京是从南往北进攻，北方也就成为了主战场。战争对于文化的破坏程度不言而喻。在徐达平定北京后，元朝的书籍都被收往南京，
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
南北中卷制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有一天与杨士奇讨论科举的弊病。
杨士奇说：“科举应该同时录取南北士子。“
明仁宗说：”北方人学问远不及南方人好。“
杨士奇反驳道：“北方人有担当有责任感，南方人虽然有才华，可是多为轻浮之辈。”
杨士奇提出了在试卷上密封姓名之后，在外面书写上’南‘或’北‘字。录取之时，按照南方百分之六十、北方百分之四十的比例选拔人才。
明仁宗对杨士奇建议非常赞同，用此法，提高了录取比例，可以激励北方士子参与科考积极性。此法还没来得及实施就驾崩了。
电视剧中的金榜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明宣宗朱瞻基首先开创了南北卷取士的制度，之后又创建了南北中卷制。
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
党争
南北中卷制的实施，解决了全国人才南北人才的综合利用的问题，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乡党。
朋党政治是明朝中后期政治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地域划分的浙党、齐党、楚党，以及东林书院命名的东林党与宦官集团的阉党。各党之间相互压榨，经常因为反对而反对，持续的党争导致了明朝吏治松懈，明实亡于党争。
浙党是形成比较早的一个朋党集团且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浙党的魁首是内阁首辅沈一贯。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沈一贯出任新内阁首辅，当时内阁还有两位，一位是浙江人朱赓，另一位是河南人沈鲤。
楚宗案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楚王一系宗人朱华趆告发现任楚王朱华奎与其弟弟，并非楚王亲生之子。沈一贯因为收受楚王朱华奎的贿赂，极力将这件事情压住。不久之后，楚王反过来弹劾宗人朱华趆。无奈之下，沈一贯让通政使沈子木将两份奏疏一并呈上，礼部侍郎郭正域与次辅沈鲤主张对楚王进行审问。楚王为了让这件案件不了了之，向郭正域许诺了万金重酬，被郭正域严词拒绝。
万历皇帝画像
明神宗下旨查勘楚王身份真相，湖广巡抚和巡按经过调查后，也无法确认楚王身份的真假。
但是宗人朱华趆之妻坚持说楚王身份不实，明神宗再次召集三十七人，再议一次，仍然是各执一词，无法确定楚王朱华奎是否老楚王亲生。
诏公卿杂议于西阙门，日晏乃罢。议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单，言人人殊
在无法验证DNA的明代，想要搞明白楚王朱华奎是不是朱家后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沈一贯指使给事中钱梦皋、杨应文等人相继上疏弹劾郭正域、沈鲤。
伪楚王一案糊里糊涂地结案。
妖书案
楚宗案发生的同年年底，“妖书案“发。这是一本匿名刊发的小册子，书名《续忧危竑议》。此书采用问答的形式，影射和臆测了明神宗有更立太子的想法。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竑议》，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
楚宗案和妖书案，是明朝末年党争的一个缩影。沈一贯通过这两个案件不断联合手下浙党成员，对郭正域和沈鲤发起攻击，几次三番差点致他们于死地。身为太子的朱常洛也曾经发出为何要杀我优秀的侍讲官的呼声。
浙党从此逐渐形成了以沈一贯为首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倾轧异己，对朝政的破坏性也越来越严重。
乙巳京察
京察是明朝对京城官员每六年一度的考察，按规定是在巳和亥年进行，四品以上的官员自己写工作报告上交给皇帝，让皇帝进行考评。五品以下由自己的主管上司进行考评。
因为京察牵扯到官员的升迁、退休或贬谪，所以京察就成了朋党派系各显神通的斗兽场。
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正值农历己巳年，又是一次京察的年份。从一开始，沈一贯与沈鲤就针尖对麦芒，沈一贯提出由浙党人员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次辅沈鲤表示坚决反对。
故宫
最终由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这两位京察主持人，对沈一贯结党的做法，原本就非常厌恶，所以沈一贯的许多爪牙都在被转出京城，萧大亨也在被弹劾之列。
至月底吏部的察疏奏上，在京五品以下官员中老疾者三十人、贪酷者十人、罢软者六人、不谨者九十人、浮躁者三十九人、才力不及者三十二人，其中科道中给事中浮躁二人，才力不及者二人，御史浮躁者三人，才力不及者三人，不谨一人。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御史于永清等俱在其中，工科给事中钟兆斗按年例外转。
处于暂时被动的沈一贯眼见形势往不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便偷偷地给明神宗上了一份密奏。明神宗再次偏向浙党，并严厉地批评了杨时乔与温纯。属于浙党的工科给事中钟兆斗上疏诬陷温纯，最终导致温纯致仕。这次京察基本上宣布无效，该去的不去，该留的被赶走。
结语：
明朝中后期为什么会出现严重地党争？
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地域因素，生存环境和教育水平在相同地区有相似性，老乡情节是产生朋党的主要因素。从明朝初年的南北榜之争，到南北中卷制，在科举制度中人为地加入了地域因素，为明朝中后期党争的出现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浙党之后，逐渐出现了齐党（山东人为主）、楚党（湖广地区为主）、宣党（安徽宣州人为主）、昆党（江苏昆山人为主）。
第二：吏治的松懈，从己巳京察后，良好的吏治被人为破坏。破坏者还是帝国的最高决策者。京察制度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哪一个党派强，谁就有发言权。将法制变成了人治。
第三：个人利益至上主义，个人利益远远高于了国家利益。随着后来东林党的逐渐得势，浙党、齐党等党派纷纷报团取暖抵制东林党，魏忠贤时期，浙党、齐党依附于阉党，他们无原则地相互倾轧，最终使明朝吏治越来越腐败。
从以上三点来看，不管明思宗朱由检怎么努力，始终无法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明朝之亡于万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明神宗晚期出现的党争加速了明朝衰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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