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卿是唐代大曆年間最著名的詩人。“他的詩歌創作一方面保留著盛唐的範式，一方面又最顯著的體現出大曆詩風的主要特徵。

從劉長卿的詩歌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盛唐詩風向大曆詩風的轉變，他的詩歌有盛唐餘韻，在劉長卿前期的詩歌中不乏關注現實、干預政治之作，主要抒發了懷才不遇的心情，這些詩歌中明顯包含盛唐詩歌中的積極進取精神。“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幽琴》）雖然是在抒發懷才不遇之感，但卻也能看到詩人對自己才能的自信；此外，在他的《吳中聞潼關失守因奉寄淮南蕭判官》中寫道：“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臨風但攘臂，擇木將委質。”劉長卿筆下的戰爭詩，不僅表現了戰爭的殘酷，還讚揚了作戰將士們的英勇無畏。當然，劉長卿的詩歌也具有大曆衰世的色彩，悲觀、孤寂、淒涼是他詩歌創作的主要風格。劉長卿詩歌創作風格的形成與他性格中的悲劇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除了個人的天賦秉性，當時唐代由盛轉衰的時代大背景，貧困的家境生活以及科舉不第、屢遭貶謫的個人經歷，都是他性格中悲劇成分更多的重要原因。

劉長卿性格中的悲劇因素

• 家庭原因

《中興間氣集》中稱劉長卿為“河間劉長卿”，所以河間（今河北河間市）當是他的郡望。其祖父劉慶約官至考功郎中，所以，劉長卿算是出自詩書門第，但長卿父輩的事蹟無考，從詩中所敘述的青年時代的家境來看，其父未曾仕官。劉長卿在述說自己遊獵功名的原因時，說道：“只為乏生計，爾來成遠遊。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睢陽贈李司倉》）劉長卿本在洛陽居住，天寶二載（743）前後，他曾為了生計遠遊多地，乞求親友的資助。流落他鄉，輾轉異地，家境的貧寒正是促使他早年失志苦讀的原因之一。這樣的人生境遇，讓他早早地便經歷了塵世的風霜，而這樣的經歷也讓他的心裡漸漸產生了巨大的悲慼感。劉長卿過早的體會到了生活的艱辛，這讓他的心靈承受著遠超出他年齡的壓力，而這種境遇必定會讓他感覺不到幸福。一個沒有任何輕鬆愉悅可言的青少年時代，相反卻揹負著生存的壓力，這也正是劉長卿看待人事易產生悲劇感傷的一個重要原因。

早年清貧的家庭生活也對劉長卿性格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蔣寅在《大曆詩人研究》中曾這樣評價劉長卿：“他的性格中似乎天生就帶有濃重的悲觀色彩，即使是青年時代的作品也看不到那種慷慨意氣”，所謂“天生的悲觀色彩”必然是受到家庭的影響的，而這種性格中的悲劇特徵體現在詩文創作中便是對美好的事物也持有一種悲觀的態度。家庭經濟狀況的困窘，讓劉長卿沒有辦法以一種積極的心態，樂觀的情緒去看待一切事物，苦讀詩書，考取功名，想為國家效力，但更為自己的生計。

揹負著來自於家庭的壓力，這讓劉長卿的性格中少了些慷慨豪邁，倒多了幾分堅韌剛毅。而這樣的性格，如果表現在看待世界的態度上就是相對消極和悲觀的。再加上劉長卿的父親並沒有出仕，所以，劉長卿的仕宦之路沒有來自於家庭的扶持和依靠，他如果想要獲得成功，只能靠自己的能力與才華，儘管劉長卿對自己的能力頗有信心，但在當時的社會中，家族的提攜和扶持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一點在他此後的應試之路上表現的十分明顯，家族仕宦沒有依靠，也對劉長卿的心態產生了影響，讓他在承受了一次次的打擊之後，倍感失望，這也是他心中濃郁的孤獨感的一個重要來源。

• 科舉屢試不第的命運

劉長卿的家庭狀況並不富裕，要想改善貧寒的家庭境遇，飽讀詩書，考取功名是他唯一的出路。詩人青少年時代的事蹟已不可考，從現存的作品來看，安史之亂之前的詩歌創作基本上都是與科舉考試有關。其《溫湯客舍》詩云：

君門獻賦誰相逢？客舍無錢轍自安。

且喜禮闈秦鏡在，還將妍醜付春官。

這首詩作於天寶四載（745），從這句詩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科舉考試充滿了信心和希望的情態，認為科舉考場是光明正大的，而且相信憑藉自己的才華定能被選中。然而這樣積極的心態，並沒有持續很久。

作於天寶五載（746）的《客舍喜鄭三見寄》中寫道：“十年未稱平生意，好得辛勤漫讀書”，寒窗苦讀十餘年，為的是一朝科舉，金榜題名，但詩人卻沒能及第反而名落孫山，這首詩便是表達的落第後的失意和悲哀。這樣的結果，對於詩人而言是個沉重的打擊，與應考前的積極樂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一次的失敗雖然心中有難過，有失落，但劉長卿並沒有喪失鬥志，他依然相信自己。但天不遂人願，在此後的科舉考試中，他仍然沒有受到考官的青睞。天寶七載（748）劉長卿依然科舉不第，在悲哀和失落中寫下了《落第贈楊侍御兼拜員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陽》：

念舊追連茹，謀生任轉蓬。

泣憐三獻玉，瘡懼再傷弓。

此詩作於七載歸家讀書時，抒發的是落第後的心情。詩中“三獻玉”用的是和氏獻玉的典故，意在說明多次科舉不第，接二連三的失敗讓詩人的心中的那份悲劇感愈加沉重，訴諸筆端便是“泣憐”、“瘡懼”的心情。面對這樣的命運，詩人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一次次的失敗正在逐漸摧毀詩人心中希望的萌芽。從躊躇滿志到失落無奈，從積極應考到疲於應戰，這樣的變化，反映到劉長期的詩歌裡就是愈加濃重的傷感意味。

劉長卿應舉約十年才考中進士，大約是在天寶後期才及第的。袁行霈、羅宗強介紹劉長卿的生平簡介時說：“家境貧寒，早年矢志苦讀，而命運多舛，應舉十年不第，大概於天寶十一年方登進士第”。十年科舉不第的經歷，對劉長卿而言，並非是一種歷練，我們從他的詩歌中很難看到愈挫愈勇的豪邁，儘管他當時的年紀並不大，但他對於久試不售的不幸並不像同時代人那樣憤懣不平、怨聲載道，而是低徊感傷、黯然失意。所以說，屢試科舉不第的命運，再一次為劉長卿的性格蒙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

• 時局的混亂及貶謫的遭遇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起兵叛亂，安史之亂爆發，這場持續了八年的戰爭帶來的是人民的疾苦和盛世的衰退，大唐王朝風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山河破碎、滿目瘡痍。

安史之亂爆發時，劉長卿剛任職長洲縣尉。應考多年才及第的劉長卿，本以為可以在太平盛世一展宏圖，但一場突出其來的戰爭，徹底打破了他的入仕藍圖，也讓他再一次蒙受精神上的苦難煎熬。此時的劉長卿正值而立之年，應是春秋鼎盛時期，但由於對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再加上他自身的蹉跎遲暮之感，也使得出仕為官喪失了它原有的光環和吸引力。

至德元載（756）秋，劉長卿在長洲任上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州。

久被浮名系，能無愧海鷗？《松江獨宿》

當他在淒冷的秋夜，獨自回想著這一路走來的生活歷程，產生的種種心緒，竟是這樣的落寞失意而又充滿無奈。次年春天，即至德二載（757），劉長卿在與親人故友宴會時，更加明確的表示自己的心志：

棘寺初銜命，梅仙已誤身。

無心羨榮祿，唯待卻垂綸。《西庭夜燕喜評事兄拜會》

在他眼中自己辛苦考取的官職，其實是個錯誤，同時表明了自己並不在意功名利祿，只是想過悠閒垂釣的日子。

• 社會原因

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至此打破了唐朝盛世祥和的局面，成為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經過八年的苦苦掙扎，朝廷終於在廣德元年（763）平定叛亂，在風雨飄搖中度過了這場浩劫。但此時整個國家已經是滿目瘡痍、千瘡百孔，再也尋不見歌舞昇平、國泰民安的景象了。

杜甫揮筆寫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的繁華一去不復返，山河雖在，但滿眼看到的卻是荒蕪的城池，叢生的雜草。安史之亂帶來的不僅僅是國家的淪喪，更讓廣大的黎民百姓流離失所，衣食無著。但現實的生存危機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可怕的是人們心中信念的喪失，生存危機可以激發鬥志，一旦挺過去，會讓人感覺輕鬆。但如果一個人對未來的生活沒有了信心和希望，就算現實境況發生了好轉，他也很難重拾信心，面向未來。經歷了開天盛世的老詩人，在大唐盛世中度過了數十年的光陰，那種在繁榮昌盛中培養起來的堅強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每個人的血液中都流淌著浪漫豪邁的氣質。這種堅強的信念和浪漫的氣質，足以支撐他們度過每一個緊急危亡的關頭。杜甫就是個鮮明的例子，我們把杜甫的詩歌稱為“詩史”，是因為他能客觀的反映當時社會的歷史現狀，甚至比史書更加的貼近現實，還能補史之遺。

公元七五六年，潼關失守，玄宗倉皇西逃。不久叛軍攻陷都城長安，未逃出長安的高帝子孫遭遇劫難。此時，已經身陷長安的杜甫以一首七言古詩《哀王孫》記錄下了這一慘狀：“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王孫貴族的境遇尚且如此，更別說黎民百姓了。但儘管這樣胡兵侵犯，國勢可危之際，杜甫仍然可以昂首高詠：“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北征》），這正是盛世之下培養起來的堅強信念的顯現。“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他們對此深信不疑。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在這一點上我們卻看到了他的浪漫主義氣質和理想主義色彩。

悲劇性格下的處世心態：早年剛直中的怯懦

從家庭背景、個人經歷和社會環境三個角度分析了劉長卿性格中的悲劇因素的成因。然而在這樣的性格影響下，劉長卿的處世心態，也愈加的消極悲涼。一個人沒有辦法去選擇出生的時代和家庭，但卻可以為自己的命運奮鬥拼搏。劉長卿出生在盛唐時代，但卻在成長在中唐，安史之亂像一場噩夢打碎了他為自己繪製的宏偉藍圖。家境的貧寒，讓他不得不在少年時代便離家遠遊，但他的仕途之路卻更加的坎坷艱辛。本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與才華，去改變命運的本來面目，卻不想一次次的打擊，讓他身心承受重創。所以，劉長卿看待世界的眼光愈加的悲觀，這樣的情緒也必然影響了他的為人為人處世的心態。

劉長卿的處世態度中有剛直的一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但生活的遭際令他早年的處世中亦有悲涼。他本在洛陽居住，天寶二載（743）前後，他曾東遊豐、沛、睢陽、陳留等地，為謀生計遠遊異地，乞求親友的資助，但收效甚微。流落他鄉令他越易感到歲月將盡的憂傷，漫漫的遠途何時將盡？家境的貧窮也是促使他早年矢志苦讀的原因之一，令他極力爭取功名。而這樣的家庭也凝鍊了詩人剛愎自重與沉鬱的性格。清寒生活培養了詩人刻苦耐勞、自命清高與堅韌剛強的性格。但此人生際遇，塵世風霜，也漸漸使他心裡產生了巨大的悲慼感，精神與心靈也漸覺有蒼老，對歲月的流逝有深切的感懷，這點在劉長卿多篇詩歌裡可以發現。如《對雨贈濟陰馬少府考城蔣少府兼獻成武五兄南華二兄》詩云：

繁雲兼家思，彌望連濟北。日暮微雨中，州城帶秋色。

蕭條主人靜，落葉飛不息。鄉夢寒更頻，蟲聲夜相逼。

二賢縱橫器，久滯徒勞職。笑語和風騷，雍容事文墨。

吾兄即時彥，前路良未測。秋水百丈清，寒松一枝直。

此心欲引託，誰為生羽翼。且復頓歸鞍，杯中雪胸臆。

這首詩是天寶初年東遊途中在濟陰郡城寫作的。濟陰、考城、成武、南華:唐時均為曹州屬縣；“縱橫器”在這裡比喻經世之才；“寒松”是比喻人的堅韌挺拔的品格。這是一首寄贈詩，詩中借用“縱橫器”、“寒松”等意象讚揚了馬少府等人的才華和品格，但由此也想到詩人自己，科舉為中，所以心生悲涼。“鄉夢寒更頻，蟲聲夜相逼”生活在的不得意，讓身在異鄉的詩人，不禁懷念起了自己的故鄉。在他的《出豐縣界寄韓名府》也寫道：

回首古原上，未能辭舊鄉。西風收暮雨，隱隱分芒碭。

賢友此為邑，令名滿徐方。音容想在眼，暫若升琴堂。

疲馬顧春草，行人看夕陽。自非傳尺素，誰為論中腸。

這首詩是天寶初年詩人東遊過豐縣時所作，從詩歌選用的景物中可知，詩人此時的心情有些失落和悲傷，究其原因應是科考未中，雖滿腹經綸，但卻不得賞識，所以不免愁苦悲涼。

其實，在詩人早年的詩歌中有很多是抒發科舉不第的悲哀失落的，而面對這樣的現實，卻很難看到詩人越挫越勇的氣度，而更多的是“自憐”和“懷鄉”。劉長卿性格中的剛直堅韌是無可厚非的，但從這些詩作中，也能隱隱感覺到在詩人剛直性格背後的軟弱和怯懦。

悲劇性格影響下的佛教情緣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 6 至 5 世紀的古印度，其創始人是喬達摩·悉達多(前 565-前485)，佛教界一般尊稱為釋迦牟尼或佛陀。他本是一位王子，因見識了人世很多痛苦，而這些痛苦沒有辦法解決，後來就出家了。在青少年時即感到人世變幻無常，深思解脫人生苦難之道。29 歲出家修行。得道成佛後，在印度恆河流域中部地區向大眾宣傳自已證悟的真理，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徒，從而組織教團，形成佛教。這樣來看，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其實也是對世事變遷的一種無奈，因為厭惡世間的紛爭，而創建了一個相對平和的思維世界。所謂看透，並不是真正的看透，而是一種對於現實的無奈和絕望，這本身就帶著一種悲觀的色彩。而這與劉長卿性格中的悲劇特徵不謀而合，這也是他越來越親近佛教的原因所在。

唐朝是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佛教文化作為作為唐代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達到了一個高潮。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劉長卿在世期間，先後經歷了肅宗、代宗和德宗三位皇帝，他們都非常崇信佛教思想。

唐肅宗於至德元年（756）至上元三年（762）在位，安史之亂爆發，肅宗即位靈武，擎起平亂大旗。他幻想通過佛教的庇護獲得長治久安，在靈武時，為補充軍需，就公開買賣度牒，收取香火錢，使僧尼的數量不斷增加。神會也因度僧招募軍餉有功，受到禮遇，從而擴大了南宗禪的影響。

在唐代，佛教不僅在帝王士族中盛行，其民間崇佛也到了狂熱的程度。太宗時，玄奘由印度取經回國，到京城西郊時，民眾恭迎的隊伍把道路圍的水洩不通，由此可見，民眾崇佛的虔誠和痴迷程度。而在佛教氛圍如此濃烈的環境下出生、成長的劉長卿，也必然會受到佛教的薰陶。

從歷史上看，佛教自兩漢時經西域傳至中國內地，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它只是在皇室及貴族上層中間流傳，市民階層接觸很少。直到東漢明帝下令建造中國內地的第一座寺院——白馬寺，並譯出第一部漢文佛經《四十二章經》，佛教才開始在社會上有進一步的流傳。兩晉時期，隨著魏晉玄學的盛行，佛教也依附於玄學而得以大興。佛教在隋唐時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時期。而劉長卿生活在佛教宗派林立的時代，其詩文涉及到天台宗、禪宗等多個宗派。

在唐朝，促使天台宗中興的是天台九祖荊溪湛然，他提出了“無情有性”的新學說。所謂“無情”指的是無情的事物，如草木瓦石等；“性”即指佛性。“無情無性”主張不論是有情眾生，還是無情花草都具有佛性。禪宗的宗旨可簡單概括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在禪家看來，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合緣而生，緣盡而滅。主張人心應當像鏡子一樣，只是平靜的反映外物，本身不注入任何情感。從劉長卿的詩歌所傳達的佛家思想中，即可看出天台宗和禪宗對劉長卿的影響很大。而劉長卿與佛教親近與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有著密切關係。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知道劉長卿的性格中，有著與生俱來的悲觀主義色彩。而當時動亂的社會背景，以及家庭貧寒的現狀，再加上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讓劉長卿性格中的悲劇特徵愈加的強烈和深化。而在現實生活中找不但安慰的他，便轉換角度，也如釋伽牟尼一樣試圖從佛法中尋得心靈的解脫。

在劉長卿的現存詩歌中，最早提到佛教的是《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這首詩作於天寶三年（744），是他東遊時的作品。當時詩人甚至還不到二十歲，涉世未深，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人生經歷，坎坷、磨難、打擊還都未曾開始。但是人卻在詩歌之中表達了對事故變幻無常的認識：“

十年的堅持不懈，終於功夫不乏有心人，劉長卿在天寶十四載（755）年高中進士。同年被任命為長洲縣尉，劉長卿在長洲任上很是勤勉，至德三年（758）正月，攝海鹽縣令。但是任期不長，便因錢糧事吃了官司，隨後就被罷去攝官，下到長洲獄中，在獄中寫下了《獄中見壁畫佛》：

不謂銜冤處，而能窺大悲。獨棲叢棘下，還見雨花時。

地狹青蓮小，城高白日遲。幸親方便力，猶畏毒龍欺。

蒙冤入獄的委屈和憤懣，在獄中無處消解，乞求在佛法中獲取暫時的心靈安慰。在詩人最痛苦、最無助的時候看到了牆上大慈大悲的佛祖，便從心理上與佛有了親近感，他希望能夠接著佛教的“方便力”救他於水深火熱之中，替他洗清不白之冤，儘早擺脫“毒龍欺”，而在佛經中描繪的“毒龍”性格暴烈，經常施虐於人。詩人在這裡用佛經中的術語來比喻自己正在蒙受冤屈，被酷吏所欺辱，心中的怨憤自然難以平復。此時佛教成為了劉長卿的感情寄託，給與了他心境的慰藉。

牢獄生活之後，佛教在劉長卿的思想中佔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他開始頻繁的尋訪寺院，主動結交僧人。《登思禪寺上方題修竹茂松》、《登東海龍興寺高頂望海簡演公》、《遊修禪師雙峰寺》等詩歌都記錄了都記錄了劉長卿尋訪佛寺的行為。

劉長卿與佛教親近，除了尋訪寺院還表現在結交僧人上。在《禪智寺上方懷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創》中寫道：“舍筏追開士，回舟狎釣翁。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鷗同。”直接透露出對演和尚拋卻俗事的羨慕；還有《登東海龍興寺高頂望海簡演公》詩云：“誰念遽成別，自憐歸所從。他時相憶處，惆悵西南峰”則直接表達了對演和尚的懷念。劉長卿筆下還有很多詩歌都體現了他對僧人的思念之情：

自從飛錫去，人到沃洲稀。林下期何在，山中春獨歸。

踏花尋舊徑，映竹掩空扉。寥落東峰上，猶堪靜者依。

——《過隱空和尚故居》

雙扉碧峰際，遙向夕陽開。飛錫方獨往，孤雲何事來。

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相送東郊外，羞看驄馬回。

——《遊休禪師雙峰寺》

蕭散浮雲往不還，淒涼遺教歿仍傳。舊地愁看雙樹在，空堂只是一燈懸。

一燈長照恆河沙，雙樹猶落諸天花。天花寂寂香深殿，苔蘚蒼蒼閟虛院。

昔餘精念訪禪扉，常接微言清道機。今來寂寞無所得，唯共門人淚滿衣。

——《齊一和尚影堂》

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劉長卿與這些僧人絕非泛泛之交，他是真正的與佛法親近，與僧人親近。

劉長卿性格中的悲劇因素，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多抑鬱悲涼之作，“秋風落葉長卿詩”成為詩人的標識，其詩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典型地體現了大曆詩人的特徵，與大曆時期的其他詩人一起，共同反映了盛世將衰的時代變化，共同營造了那個時代特有的落葉、夕陽、秋風為主要意象的藝術特徵。

閱讀更多 杭州刺史 的文章

關鍵字: 美好，一直在身邊 政治 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