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现代工业是在发展军垦事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6年，兵团邀请国家计委、石油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组成的选厂组到石河子选点建厂。1958年，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将石河子规划建设成新型工业城市的决定，兵团和农八师先后在石河子建成19个工厂，如八一棉纺厂、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石河子织染厂、石河子造纸厂等等。到1966年，以上工厂生产的产品产量在自治区已占相当大比重。其中糖占99.6%，纸占68.88%，呢绒占53.29%，毛线占33.83%，棉纱占31.25%，棉布占20.89%。1961至1966年，石河子工业年产值以平均14.1%的速度增长，形成了以轻纺工业为主体、能源基础工业相配套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20世纪5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战士人拉耱平地
八一棉纺厂规划与第一期工程
石河子在解放初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苇湖荒滩。部队初进荒原，生产工具严重缺乏，连国家调拨来的小麦、菜籽等给养都无法加工。当时，驻垦区的26师(现兵团农八师)广大指战员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开展了种子加工、农副业生产。1951年8月，农八师在南山开采了年产2万吨的煤窑，从那时起，垦区才陆续建了一些小型工业企业。
玛河流域地处高纬地区，历史上没有种过棉花。1950年，兵团首次在被称为“植棉禁区”的北纬45°11′的玛纳斯地区试种棉花，并获得成功。1953年，在苏联专家迪托夫的具体指导下，农八师取得闻名全国的2万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超50公斤的大面积丰产后，棉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为发展棉纺织工业奠定了基础。1955年，农七师、农八师在玛纳斯河流域种植的8.2万亩棉花，创造了全国大面积棉花丰产的纪录。
1956至1957年，农垦部指示兵团先后派刘学佛等植棉能手和八一农学院的技术人员21人，分成4个组分赴河南、河北、江苏、甘肃等省推广先进植棉经验。农业部还组织13个省和华北、华东、西北三大区农业科技所植棉干部来兵团考察、学习。
根据兵团党委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纺织工业发展规划的精神，确立石河子为中国纺织工业基地之一、植棉基地之一。兵团党委决定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石河子建设一座20万锭规模的纺织印染联合厂，由农八师负责在规划期内建设完成，分期投入生产。
1956年，由国家计委牵头，石油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参加的中央联合选厂组到石河子选择厂址，拟在石河子规划安排炼油、机械、纺织、制糖、发电等14个厂址。1958年1月，根据兵团对石河子城区规划的要求，确定城西为工业区。城西有靠近原料基地、协作条件好的优势。最终，确定八一棉纺厂厂址在距市中心两公里、糖厂之北、乌伊公路之南的三李庄地区。
在选择八一棉纺厂厂址的同时，建厂的筹备工作随之展开。1958年8月，八一棉纺厂筹建处成立，下设办公室、计划组、财务组、技术组、人事组、供应组和保卫组。同时，兵团党委任命农八师副政委晋怀荣兼任八一棉纺厂厂长和政委。1960年4月，经兵团党委批准，设立中共八一棉纺厂委员会。
1958年8月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纺字(58)第0094号批文，批准了由兵团建设工程处研拟的《八一棉纺厂初步设计说明书》(代初步设计)，并指示，工艺由自治区七一棉纺织厂协助八一棉纺厂筹建处解决，土建及辅助设计由兵团工程处负责。
《八一棉纺厂初步设计说明书》如是说明：
石河子农八师垦区，在兵团党委正确领导下，经过八年的缔造经营，已成为北疆的粮棉基地，纺织原料资源丰富，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皮棉生产可达6万余吨，约可供40万以上纱锭之需；羊毛年产达6千余吨，约可供15000锭之需，纺织工业大可发展。加之地区气候温湿适宜、地势平坦、地质优良、地下水源丰富、水质清澈透明、无硬度，不含铁。电源由新建的红山嘴及油炼厂供应。据了解，这两个电站于1959年三、四季度分别投入生产，供电可获保证。燃料由红沟煤矿供应，兰新铁路通车后，可辅轨运输，煤价成本低于乌鲁木齐。因此，兵团在“二五”期间，重点在石河子建纺织工业，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兵团各垦区纺织工业遍地开花，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根据上级精神及地区资源情况，初步拟定农八师石河子棉纺织印染联合厂规划期内建筑计划如下:建设总规模，遵照张仲瀚副政委1958年7月15日的会议指示，棉纺织厂规划期的三个分厂从1958年起至1961年，分期建设。规划在石河子分三期建设一个拥有20万纱锭、5516台布机及年可加工棉布150万匹印染设备的棉纺织印染针织联合企业。其中，第一纺织全能厂(第一期工程)先建5万纱锭、2016台布机；第二棉纺织印染联合厂建纺锭7万枚、布机2700台，印染加工年产150万匹；第三棉纺织厂建3万全能、5万单纱(附针织)计纺锭8万枚、布机800台。
1958年8月17日，八一棉纺厂举行了开工典礼。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副政委张仲瀚等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挥镐破土。自此，八一棉纺厂(简称“八棉厂”)全面进入第一期工程的建设时期。
1964年，上海支边女青年在麦田留影
困难重重的“三边”时期
八棉厂“三期工程，三年完成”的建厂规划，由于受兵团财源物资不足，又逢三年困难时期，不仅第二、第三期工程无法实现，就连第一期工程也处于下马的边缘。兵团各级党委针对这一严重局势，自筹资金，说干就干。八棉厂党委采取“少花钱、早生产、边基建、边安装、边生产，以生产保基建”的建设方针，以确保第一期工程全面投产。
从破土动工兴建到1959年上半年，八棉厂基建正处于施工高潮中。本来就未被列入国家计划的八棉厂，不但资金无源，国家连设备都不供应。于是，当时兵团向中纺部、国家计委等部门反复申明两点:一是八棉厂建设全部投资由兵团自筹解决，不要国家一分钱；二是目前基建厂房已封顶，如下马损失太大。就这样，一边千方百计地克服重重困难加紧施工，一边积极向上反映，主动争取，八棉厂经受住了全国性大批工程调整、下马时期的严峻考验，赢得了中纺部的支持，并将八棉厂工程列入了国家计划，批准提供5万纱锭的配套设备。于是，各种设备于1960年7月陆续到厂。
“三边”(边基建、边安装、边生产)时期，八棉厂和施工单位领导及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克服了无数困难。在供应无源、基建停工待料的情况下，经与施工单位研究，八棉厂决定采用“代用品”的方式保证正常施工:将厂房用的泡沫水泥砖，改为砖空半坪锯屑；厂房的天窗、钢窗改用木窗。仅此两项，共节约钢材17吨、水泥110吨。
1960年第三季度，八棉厂生产车间陆续开始调整试生产。8月1日，纺出了第一批纱；9月20日，织出了第一批布。到1961年底，厂房主体工程基本建成，l008台布机全面投产。当年共生产棉纱3943.78吨、棉布1634.19万米。
“三边”时期，职工的衣、食、住、行都较困难。“粮食不够瓜菜代”。八棉厂党委发动职工利用厂区的空闲地种菜养猪，以战胜困难时期。食堂是用树木芦苇搭成的简易工棚，职工一般都在露天就餐。大部分职工居住在帐篷、仓库里，直到1961年才分期分批迁居集体宿舍楼。
1961年底，厂房主体工程基本建成，生产规模纱锭50752枚、布机1008台，总投资2562.82万元。厂区占地面积292460平方米，其中，生活区占地330.736平方米。
从1960年8月1日开工试产，到1961年底全面投产，八棉厂总产值达2163.1万元，共生产棉纱4694吨、棉布1725.6万米，上缴利税528.47万元。至此，八棉厂第一期工程终于在认真贯彻执行“三边”建设方针的过程中基本完成。
向“八一”献礼
1960年7月，八棉厂党委号召全体职工向“八一”献礼，要求必须在8月1日开工生产。
在主厂房尚未竣工的情况下，由八棉厂组织的安装队已先期投入设备安装。前纺车间的职工为了不拖兄弟车间的后腿，吃、住在车间，三天三夜不下火线搞安装；清花车间的保全工们加紧安装清花机，甚至用手扒棉…在安装G142型浆纱机时，技术人员发现该机是第一批试制的新机，设计上还存在缺陷。为此，八棉厂党委决定，边安装、边试验、边改进。设备安装完毕后，累计改过的部位多达17处。在安装机电设备时，因缺少低压配电盘，技术人员大胆制作，结果不但制作成功，解决了当时的关键问题，而且还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在锅炉尚未建成，不能供汽，浆纱不好烘干的情况下，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大胆设计，只用一个多月时间便制成了一台简易的小锅炉，解决了浆纱供汽问题，顺利地织出了布。
终于在“八一”这一天，八棉厂一条线，1万纱锭投入正常运转，日产棉纱6件。在石河子这片古老的荒漠上开天辟地响起了悦耳的纺车声。
随着试生产规模一天天扩大，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寒冷。一入冬，各车间温度都在零度以下，三九天常常降到零下10摄氏度左右，全厂只好采用生火炉加温的方法。加油工加油时，加着加着，油结成了冰，需要到炉子上烤化了再加。成品车间因机器转速低，机器散热量小，因此温度比别的车间更低。有的验布工冻得直发抖，个别有遗尿症的女工裤子上的尿水结成了冰，皮肉都被磨破了，但她们仍照常坚守岗位，认真验布，没有人叫一声苦。建厂初期，棉布疵点较多，加上当时验布工技术不熟练，当班的布验不完，造成布辊积压，需要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加班两小时。可验布机就那么几台，只够当班的使用。于是，她们就用木凳把布辊架起来，用手拉着验。连续一二年布辊积压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就连当时一些过惯城市生活的男女青年，虽身临艰难困苦，但一个个都是有说有笑的，哪儿有他们，哪儿就有歌声。全体职工共同怀着一个崇高的信念:为边疆人民造福，再苦再累也不怕。
1960年底，全厂一条龙的生产线初具规模，分清花车间、前纺车间、细纱车间、准备车间、织布车间和成品车间。厂房没有结顶，大部分门窗不全，车间温度冬季降到零下10摄氏度，夏季高达35摄氏度以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八棉厂职工坚持了两个年度的生产，并且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生产计划。
1962年，八棉厂正式投产。
周总理来到八棉厂
八棉厂职工吴世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65年7月5日，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国外访问回国，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风尘仆仆地来石河子视察工作。这天，我们全厂职工听说敬爱的周总理要来厂里视察，都高兴极了。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床了，戴上新的工作帽，穿上了白生生的盈腰，进了车间，把所有的机台擦得锃亮，织布机开得整整齐齐，真是人人在欢笑，机台把歌唱，多纺优质纱，多织优质布，迎接敬爱的周总理。
下午6点，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披着彩霞，风尘仆仆地来了。周总理在离我们厂房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向敬爱的周总理问好，周总理就先向我们问起好来了。他亲切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同时，他伸过温暖的手和同志们握手。我们顿时感觉心里热呼呼的，每个职工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目不转睛地望着总理那慈祥的面孔、魁梧的身体、朴素的衣着，激动得不知说啥才好，只是说:“总理好!总理辛苦了!”
敬爱的周总理边走边问我们厂的领导，从生产问到生活，从工人问到干部。周总理和蔼地对党委书记说，一个党委书记，应当对一天纺多少纱、织多少布，都要掌握好，对工人的生活情况也要掌握，经常关心。走着讲着，时间不早了，周总理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视察。敬爱的周总理在视察八棉厂时，没顾上喝一口水，也没顾上坐一会。想到总理已是67岁的老人，我们多么希望他老人家休息一会儿再走啊!可是敬爱的周总理为了多看些地方，最后深情地对我们说，“同志们，时间不早了，我们就不进去了。你们就作为代表，代表我们向同志们问好!”我们又一次被感动得热泪往下淌。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对总理说:“请总理回到北京，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总理高兴地回答说:“好!好!”
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地挥手和我们告别了，但我们纺织工人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艰难的旅程
八棉厂职工于文瑜、毛秀娟这样回忆过去的建设岁月：
我们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1958年秋末，奉调支援边疆建设。当年10月25日，我们告别大上海，踏上了西行的征途。当时火车才修通到红柳河，从上海去新疆的火车只能直达兰州，到了兰州要重新换车，列车到红柳河之后再换乘汽车进疆。为了减少在红柳河的等车时间，当时我们的领队唐建新决定让大家在兰州修整，等到与接我们的车队约好到达红柳河的日期后再上路。大约等了一星期左右，我们再次登上西行的列车。记得当时和我们同路的除了从十七厂调来的肖达荣、顾永清和杨钟声等同志外，还有乌鲁木齐纺校的部分老师和学生。在列车上，大家有说有笑，有时还唱起歌来，不知不觉便到了终点站。下车后，看到的是茫茫的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没有人家，只有几顶帐篷，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旁边。近处，只见地上有一些零零落落的绿色小草；远处是高高的天山，山顶上覆盖着白雪…
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被这片荒凉的景色惊呆了，同伴们没有了欢声笑语，脸上挂满了愁容。晚上，我们胡乱吃了点干粮，又花钱买了一杯水，水很浑浊。在帐篷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乘大卡车又上路了。经过三天三夜起早带晚地行车，一路上颠簸摇晃、风尘仆仆，终于在11月7日傍晚到达乌鲁木齐市七一棉纺织厂。后经新疆纺织厅筹备处分配，我们到了石河子八棉厂。前后半个多月，行程4900公里，这是我们有生以来头一回经历这样的旅途。
八棉厂的建设者们都是这样进疆的。有的人吃的苦比我们经历的还要多得多。个人旅行尚且如此艰难，建设一个工厂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首先要从内地运来众多的器材和物资，再加上几百台设备。物资运到红柳河还要再中转，改由汽车运输。设备材料到厂后，还要组织人员不分昼夜及时搬卸并分类排队进行堆放。可以想象当年的建设者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代价。
艰苦创业时期的工程技术人员
八棉厂职工石富山、金凤华撰写的回忆录这样记载：
1958年10月，我们从青岛国棉一厂调到八棉厂工作。基本建设工作由副厂长张桂洲负责，技术工作、设备订购及申报
设计等均由孙本炎工程师负责，具体工作由青岛调来的曹智鸿、殷裕生、石富山、金风华、耿靖民和李宇麟6名技术人员分头去抓。稍后从上海调来于文渝、陈昌庭、陆荣和、朱德超、唐维民、李介熙、刘秀玉，从青岛调来姜国远和从天津调来于德崇等同志，他们是八棉厂艰苦创业时期最早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这批工程技术人员，当时都身兼数职。白天，是厂房建筑中的施工员，如从纺部到织部的每根屋柱都是由我们用经纬仪、水平仪核准，油漆标记的；对机台的划一排列，纵横一条线，对车间整齐美观起了关键作用。夜晚，我们又是绘图员、描图员、安装编制的计划员、材料员，每天工作到深夜，远远超出了八小时工作制。
进入安装阶段后，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有分工，既是安装工作队，又是组织、检查者。为了让从上海、天津、西安和乌鲁木齐等地调来的技术工人统一操作，我们只用很短的时间加以整理后就提出系统的要求，便投入到紧张的安装工作，终于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于1960年8月1日经试运转投入了生产。
在艰苦创业时期，八棉厂工程技术人员和全厂职工一样，参加了大量的义务劳动。当时，厂里没有任何运输工具，从建筑材料芦苇、麦草、木材，到办公、生活用的文件柜、桌椅、床架床板等等，都是通过人搬肩扛运回来的，近处几公里，远处十几公里。另外，还要经常参加平整场地、植树、打土块、盖房以及支农活动等等。每到秋收农忙季节，三班生产人员，抽出一个班支农，剩余人员照常每天坚持24小时生产，实行两班制，一直坚持到秋收结束，才改回三班制。无论是支农人员，还是坚持生产人员，既没有补贴，也没加班费，但大家一个个相互比，看谁干得欢!
那时，我们住在刚建好的三层楼里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人后才装上门和无玻璃的窗，外墙没勾缝，内墙未抹灰，从墙缝可以看见墙那边的人，床铺上总是一层灰。食堂只搭了一个简易棚子，就算开饭的地点，大家都在露天排队买饭，炒土豆丝就是较好的菜了。我们就地三个一圈、两个一伙，边吃边乐，一个碗，饭菜全在里边。
生产正常了，规章制度建立了，一切走上正常，但我们在正常之中不能正常。每到月末月初，各种计划、统计报表必须按时报出，加班加点是常事，最忙的时候，还要通宵达旦，因此有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得了胃炎或胃溃疡。
随着生产逐步发展，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工作、生活各方面条件逐步有了改善，但是通过艰苦创业时期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奋斗精神一直在发扬光大。八棉厂工程技术人员，不仅为建设八棉厂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支援本区和内地的一些兄弟厂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研制纱球机
回收废纱，本来不是保养工人的事。可是八棉厂织布车间保养工赵海容和他的同伴们却不这样认为:“废纱也是国家的财富。回收废纱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有责任爱护它。”他们看到车间里的废纱被白白扔掉很可惜，就决定做一部纱球机，用来回收废纱。
说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做纱球机，一不懂机械构造原理，二没有材料。可是，这一切都没有难住赵海容和同伴们。
他们请来厂里的工程师、技术员帮助设计图纸。为了解决材料问题，赵海容东奔西跑，四处收集旧零件、旧部件。为找一个过桥轮，赵海容把几个车间都跑遍了，可大家都说没有。他就到机修车间的废料堆里找。事真不巧，由于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废料都被雪盖住了。赵海容不顾寒冷的天气，拿着扫帚，边扫雪边找材料。整整打扫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个和过桥轮大小相仿的牙轮。他顾不上休息，高兴地拿起来就跑回车间去加工。
所有的零件都找齐了，可赵海容和他的同伴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没有机架，也不会安装。于是，他们又请来钳工房、木工房、材料室的工人们帮着做机架，共同讨论安装问题。只要研究出办法，哪怕是在深夜，他们都兴奋得忘记了疲倦，马上跑到车间进行试验。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纱球机制成了，机件运转情况良好，每小时可绕纱两公斤多。从此，废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
革命精神不能变
张致新是八棉厂的政委。1942年，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敌人企图以经济封锁饿死困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那时候，张致新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和200多名女同学一起，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守在小豆油灯旁，夜以继日地用手摇纺车纺纱，每人日纺纱约400克-500克。为了节约一点灯油，她们常常把纺车搬到窑洞外面，趁着月光纺。张致新的爱人李光，当时也在抗大学习，他一手握枪，一手荷锄，生产、战斗在豹子川最前线…
到了23年后的1965年，张致新夫妇仍然“男耕女织”。李光是石河子总场的政委，他领导的这个团场以棉花高产而闻名全国。张致新领导着一个有着5万纱锭的现代化纺织厂，日处理棉花2.5万公斤。每个直接参加生产的细纱工人，日平均生产细纱149公斤，比她当年用手摇纺车的工效提高了几百倍。张致新说:“虽然生产的规模、生产的设备、产品的质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延安的革命作风，南泥湾的革命精神，是永远不能变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八棉厂党委教育全体职工，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要求全厂职工精打细算、勤俭办厂。1964年，当玛纳斯河两岸的棉花获得大丰收后，八棉厂不忘勤俭节约，从爱惜一丝棉、一寸纱做起，11月份节约的棉花，可织成5万多米布。
惊人的数字
八棉厂的工人和干部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进厂时，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大姑娘。1963年以后，他们相继成家立业。
纺织厂职工的特点是女工多。全厂3000多名工人中，女工占一多半。随着职工结婚人数的逐年增多，女工很快到了生育的高峰期。由于厂里重视卫生保健工作，从建厂之初就建了卫生所，分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并附设了小病房。卫生所后来扩大为职工医院。因此，厂里的医疗条件是很好的，一般厂矿不能与之相比。尽管如此，厂职工医院妇产科还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一天可以接生七八个孩子，有一年曾创下接生600多个小孩的记录。
1988年6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恩茂为八棉厂题词:发挥先进棉纺企业的作用，带动全疆棉纺工业发展。
从1958年开始建厂至1988年，30年间，八棉厂共生产棉纱22.9185万吨(其中出口纱1.2374万吨)、棉布9.9146亿米(其中出口布1.246亿米)、染色布8945万米、印花布832万米(其中出口花布54万米)，创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13.3387亿元(其中出口创汇8603万美元)，实现利润1.841亿元、税金1.8583亿元，折旧基金1267万元，利税、折旧基金合计3.826亿元，为国家投资时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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