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是中晚唐时期重要的诗人代表，无论是从“姚贾”诗派，还是个人诗歌成就、诗歌影响来看，都是中晚唐文学研宄的重要一环。

姚合是中晚唐时期颇具研宄意义的诗人，两《唐书》、《唐才子传》及《唐诗纪事》均有言及。姚合一生任职多处，与李逢吉、李德裕、白居易、刘禹锡、张籍、杨汝士、贾岛、殷务藩、李频、方干、周贺、项斯、马戴等有交游。《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代表了他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世称为“姚武功”。“唐末五代时期，面对纷繁多向的诗歌审美旨趣和创作取向，士人们试图将众多前辈诗人排比归类，从而为诗歌之道做出最基本、最简洁的划分”，“姚贾”诗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因相近的诗风而被归合在了一起。姚贾诗派对晚唐五代及宋代的“永嘉四灵”、“江湖诗派”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将姚合的成就置于贾岛，甚至元白之上，这显然有失偏颇。但姚合除了诗歌创作上具有被时人普遍接受和欣赏的雅正风格和“一代文宗”的文坛地位之外，因其仕途顺达、性格豁达、人情练达以及积极奖掖扶持后进等因素，而成为一时间后学景仰和追逐的核心，成为姚贾诗派实际上的领袖”气虽然身后姚合诗名不如贾岛，但在当时的社会凝聚力、对后辈学子的奖掖和影响方面，姚合明显要高出贾岛很多，两个人的影响可以说各有偏重。

姚合的生平交游

关于姚合祖系、生卒年的问题，就目前的几种说法来讲，其祖系、生年的认定已大致趋同，但对其卒年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这里不免会因对文献资料占有的差异而有所抵梧。结合《姚合墓志》、姚合诗作、同辈唱和等资料，其祖系、籍贯、生卒年已不难断定。

由《姚合墓志》可知，自姚合先祖姚敷起，姚氏居吴兴。其诗有云：“吾亦家吴者，无因到弊庐”（《送喻鬼校书归批陵》。《姚合墓志》亦云：

始问蓍龟得日，其孤覃哭踊再拜，谓勖曰志事当铭。覃于兄五世之昆弟也，厥铭其可俟他族乎？

姚勖和姚合子姚覃为“五世之昆弟”，据姚勖自撰墓志云：

勖本吴兴人，始虞帝生姚墟得姓……五代至吴郎中讳敷……又五代至晋勸海太守五城侯，讳礼之，侯孙讳仲和，入后魏为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遂居陕之硖石。

《姚勖墓志》记载颇详，姚氏原居吴兴，至姚仲和因官而迁徙，后世居陕州硖石。故，姚合籍贯可称陕州硖石，祖籍为吴兴。

由《姚合墓志》知姚合生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即公元年。另据，《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二云：“三年着绿衣”，其二十三云：“年来四十余”，其二十七云：“主印三年坐”等。可知，姚合“年来四十余”时已任职武功一段时间，或为三年，若能推定其任职武功的时间，其大致年纪便可划定。

元和十四年，田弘正战败李师道，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合作《闻魏州贼破》，《假日书事呈院中司徒》有“

《姚合墓志》载：“会昌二年壬戌夏五月，辞以目视不明，顿摄私第。冬十二月寝疾，旬馀，是月廿有五日乙酉，启手足于靖恭里第。享年六十有六。”由此可知，姚合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十二月，即公元842年12月。

如《姚合墓志》所述，姚合卒于会昌二年十二月（公元年），查姚合诗集，知其诗作中只有敬宗、文宗挽词而无武宗挽词，推想可知姚合当卒于武宗会昌年间，与墓志所载相符。

姚合的仕途

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必守选，守选期为三年，守选的方式有家居或任职幕府。幕府所任职位多由节度使自行任命，如巡官、推官、掌书记等。“中晚唐时，这些在幕府任职的及第进士，或会被节度使奏为‘试校书郎’、‘试协律郎’等。但此时他们的真正身份却是前进士，直到守选期满参加冬集，并于次年春参加吏部检选，之后方可授予正式官职”。由《姚合墓志》知：姚合先后任魏博节度巡官、节度参谋、观察支使、武功主簿、万年尉、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剌史、刑部郎中、杭州刺史、户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陕虢观察使、秘书监等职。

姚合诗歌的创作历程

姚合一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他诗歌的内容一方面紧扣时代的脉搏，另一方面又与自己的人生际遇密切相关。姚合的诗是追随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在歌唱，但他的人生信念又时受时局的影响，故而他诗歌的思想内容显现出：既有阶段性的变化，又有整体性的归属。姚合诗歌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进取和后期的吏隐

• 一、前期的进取

有整体性史料记载的姚合活动始于元和年间。元和初，唐宪宗励精图治，以裴度为相，接连对藩镇用兵，先后收回了西川、夏绥、镇海等藩镇的特权，出现了一时的兴盛局面。“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政治的兴平带来了文学的兴盛，“诗到元和体变新”，元白“新乐府运动”和韩柳古文运动”更是敦促着广大的士子投身文学创作。同时，这一系列的政治、文学现象又刺激着他们积极地参与政治、热衷科举。

己过而立之年的姚合，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产生了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此时，姚合的精神状态是充奋、向上的。他沉心科举、热衷功名，以致“三年住西京”（《寄陕府内兄郭冏端公》）也“百败望一成”（《寄杨茂卿校书》，即便是进士及第任职魏博节度幕以后，仍然是汲求上进“愿陈一人力”（《寄狄拾遗时魏州从事》。

青年姚合对功名很为向往，即便多年以后，在对后辈士子的酬赠中，也隐有此意。他在《送喻鬼校书归批陵》中云：“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在《送任畹及第归蜀中觐亲》中云：“阙下声明出，乡中意气游”，又在《送李秀才赴举》中云：“登科旧乡里，当为改嘉名”，均显露出科名在身的荣耀。不仅如此，他还在《送韩湘赴江西从事》中表达了对“年少登科客”的钦羡，似有对自己不能及早登第的一丝惋惜。他将这种执着归因于“

有唐一代有着普遍的行卷之风。“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姚合为了能尽早及第，从到京至及第共度过了三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行卷、拜访，但并不是很如人意。他在《送王求》一诗中写得很为详细：

士有经世筹，自无法身策。求食道路间，劳困甚徒役。我身与子同，曰被饥寒迫。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为农昧耕括，作商迷贸易。空把书卷行，投人买罪责。六月南风多，苦旱土色赤。坐家心尚焦，况乃远作客。羸马出郭门，饯饮晓连夕。愿君似醉肠，莫谩生忧戚。

诗歌以描述士子空有经世之谋而无活身之策入手，看似述写士子实则在写诗人自己。在京的日子是极其艰难的，身形困顿、饥寒无依，公卿相府，拜投无门，即便是行卷于人，也是徒劳无益。六月酷暑，对客居京师的不第举子来说就更是“忧戚”遍生。在行卷无门、衣食相扰的情况下，诗人并没有迎来功名上的通达，相反，却迎来了落第的痛击：

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

赁舍应无直，居山包钓声。

半年犹小隐，数日得闲行。

映竹窥猿剧，寻云探鹤情。

爱花高酒户，煮药污荼铛。

莫便多时住，烟霄路在城。

这首《送狄兼谟下第归故山》虽为寄赠友人，但此情此景也均为自身经历，所以诗人知道什么样的话语才是最好的慰安。赁舍、居山都是诗人当年的应对之法，《亲仁里居》云：“三年赁舍亲仁里，寂寞何曾似在城”。“

姚合的内心是强大的。他及第后云“三年住西京”。正常而言，在京三年应是经历了三次科考。面对前两次的落第，诗人痛苦非常，形体身心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此时他“耳目甚短狭，背面若晕盲。安得学白日，远见君仪形”（《寄杨茂卿校书》，但他依然坚信：“明年取前字，杯酒赛春辉”（《寄张係》），这并不仅是姚合对朋友的寄语，也是他对自己投身功名的驱使。如此的语句只不过借酬寄朋友表达了出来。同样的还有《寄孙路秀才》，诗云：“老人能步蹇，才子奈贫何。曾见春官语，年来虚甲科”。“明年取前字”、“年来虚甲科”是每个落第举子的内心所想，他们都“百败望一成”。姚合此类诗句道出了广大士子的心声，也体现了他执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元和十一年，诗人终谋一第。《寄陕府内兄郭冏端公》有云：

蹇钱无大计，蔣嗜进士名。为文性不高，三年住西京。

相府执文柄，念其心专精。薄艺不退辱，特列为门生。

事出自非意，喜常少于惊。春榜四散飞，数曰遍八紘。

眼始见花发，耳得闻鸟鸣。免同去年春，兀兀章与盲。

姚合经过三年的“住西京”，无论是文学水平还是人情往来都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为他的榜上有名做了很好的铺垫。“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贡举，有夙好，因拔泥途，郑解榜及第”。姚合及第受李逢吉照拂颇多，诗中所云“相府执文柄”即指李逢吉知贡举事。“眼始见花发，耳得闻鸟鸣”是一夸张说法，是较《寄杨茂卿校书》中“耳目甚短狭，背面若聲盲”所言。落第后他眼花耳聲，及第后一切转好。不单如此，人逢喜事自然别有意趣。诗人在《及第后夜中书事》中云：“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爱花持烛看，忆酒犯街沽”，及第后因过度欢喜而唯恐是一场清梦，因喜而狂毫无儒士风度，持烛看花、犯街沽酒都是异于平时的表现，也侧衬出诗人对功名的渴望与热衷

及第之后诗人的整个状态都得到很好的调整，对自身的价值与使命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忆昔未出身，索寞无精神。逢人话天命，自贱如埃尘。

君今才出身，颯爽鞍马春。逢人话天命，自重如千劫。

信涉名利道，举动皆丧真。君今自世情，何况天下人。

这首《感时》是姚合及第前后的真实对照，由“自贱如埃尘”到“自重如千钧”，其中改变的因由就是“新登甲乙科”（《寄李频》。及第的喜悦还未褪尽，姚合就迎来了新的选择。如前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必守选三年，三年守选结束方可参加冬集，并于次年春参加吏部途选，这之后才会正式授予官职。守选的形式一般有家居或到幕府任职，这对姚合来说似乎并不难抉择。元和十三年春，探亲、游历结束的姚合来到田弘正幕府，任节度巡官。身在魏博的姚合依然是雄心不减，这在他的《从军行》中有云：

昨来发兵师，各各赴战场。

顾我同老弱，不得随戎行。

丈夫生世间，职分贵所当。

从军不出门，岂异病在床。

全诗均为自责之言。这种对自己的怨愤反衬出他依然坚持建功立业的梦想，于是在《寄狄拾遗时魏州从事》中他写到：

主人树助名，欲灭天下贼。

愚虽乏智谋，愿陈一人力。

人生须气健，饥冻縛不得。

睡当一席宽，觉乃千里窄。

该诗写于元和十四年冬末或十五年初，时姚合回京参加冬集，未正式授官，故仍称魏州从事。诗中充斥着昂扬的向上之气，其中“愚虽乏智谋，愿陈一人力”写的慷慨激昂，给人视死如归之感。

总之，这一时期姚合处于人生的“开创”时期，他在不断的进取中响喊。虽然这一时期的诗歌没有太高的艺术成就，但诗人的整体状态是激昂、向上的。这时期诗歌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因诗人不得意的处境而低迷、消沉，诗里诗外笼罩着诗人强烈的成功欲望，似乎在重诉着“三年住西京”的往事和“百败望一成”的雄心。

• 二、后期的吏隐

宪宗之后，元和中兴的帷幕已完全落下，裴度被驱，宦官专权，各地藩镇多有不臣之心。长庆元年七月：十日，幽州军乱；二十八日，成德军乱，田弘正被杀；幽州军乱，立朱克融为留后。敬宗的不思进取，致使朝政进一步腐化，导致最终被試。試敬宗立悟王，杀悟王立江王，朝廷大权尽落阐宦之手，一幕幕宫廷闹剧在中唐的天空中愈演愈烈。文宗的勤勉虽给风雨飘摇中的大唐带来了一丝曙光，但大和九年的“甘露事变”绕灭了士子心头的最后一点光亮

姚合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向政坛的。元和十五年，参加完吏部连选的姚合终于释褐授官武功主簿，但此时的政治空气已全无元和之象。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右补阙杨汝士任考官，李宗闵（中书舍人）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杨殷士及裴度之子裴撰等同时登第，引起朝野不满，钱徽等多人因此被艇。钱徽贡举事件给广大士子求进之心以猛烈打击，随之即来的宪宗暴舞，藩镇兵叛，更使得朝局混乱、民心难用。高压的政治氛围和上层的腐败给汲求上进的士子带来了希望的幻灭。

此时的姚合已在武功主簿任上，他对风尘末吏的角色扮演已渐觉自适。同时，他对黑暗政局采取旁观的态度，亦为他明哲保身的一种处世之道。姚合从一种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武功县中作》其三云：“早作归休计，深居养此身”，在他看来遁世隐逸似乎才是最为合适的正途。《武功县中作》其五云：“长羡刘伶辈，高眠出世间”，《武功县中作》其十云：“斋心调笔砚，唯写五千言”，《寄郁上人》又云：“不向禅门去，他门无了因

首先，吏隐时期姚合汲汲于闲适恬淡的精神追求。“

身外无徭役，开门百事闲。

倚松听咬鹤，策杖望秋山。

萍任连池绿，苔从匝地斑。

料无车马客，何必扫柴关。

诗歌先以直白的方式书写时日的悠闲，再以“听淚鹤”、“望秋山”扩展这种闲散的氛围，接以“萍”、“苔”入景，以“柴关不扫”示无人打扰的清净闲适。这种闲适不是无奈的自嘲，而是出自本性的自喜：

好景时牵目，茅斋兴有馀。

远山经雨后，庭树得秋初。

道伯怜栽药，高人笑养鱼。

优游随本性，甘被弃傭疏。

这是《闲居遣怀》组诗的第四首，诗之所述一切均天然随性。草屋宽敞、美景盈目，雨过之后的庭院似有几分初秋的清新，栽药的栽药、喂鱼的喂鱼，颇有“欲辨已忘言”的意味。

在政治高压之下，姚合采用了卓尔不群的行为方式。他这种行为方式受白居易影响较大，“表现在处世态度与生活情趣都推崇并仿效白居易”，并且“其诗歌也存在白居易式的中隐味道”气这种似白居易中隐式的吏隐，使他既远离官场纷争又不为世俗羁洋，既有为官的物质享受又有隐的精神乐趣。部分诗作表现出闲适恬淡的生活意趣，且有佛骨道心的根骨与因缘禅机的悟性之流露。同时，与僧道交游及佛道词汇的运用，既升华了他的精神世界，亦很好地记叙了他亦官亦隐的人生状态。

姚合诗歌的艺术特色

姚合诗歌在中晚唐诗坛上代表了一定的诗歌风向。闻一多《唐诗杂论》云：“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 一、清新奇僻

唐宋以降，不少学者将姚合诗歌特色归为“清新奇僻”之列。清代胡寿芝在《东目馆所见》中云：“姚武功五律，脱洒似不作意，而含蓄不尽，七律亦新脆可喜”气新翠”二字似得姚诗之真意，但并未言尽。元代方回《赢奎律髓》有论贾岛、姚合诗，其云：“姚合）比贾岛斤两轻，一不逮；对偶切，二不逮；意思浅，三不逮。却有一可取，曰：清新”。“

姚合诗多有“清”字之直现。姚合诗歌共有处直现“清”字，如其《寄马戴》中云：新诗此处得，清峭比应稀”，再如《寄国子杨巨源祭酒》中云：“清高疑对竹，闲雅胜闻琴”，又如《喜览裴中丞诗卷》中云：“新诗盈道路，清韵似敲金”等。姚合诗对“清思”、“清美”等词汇也多有借重，如“诗成谁敢和，清思若怀霜”《和李舍人秋日卧疾言怀》，“吟诗清美招闲客，对酒逍遥卧直庐”（《和令狐六员外直夜即事寄上相公》）。“清”字在诗作中的直现，是姚合对“清”之诗风素喜的明证，但并不止于此。

姚合诗多营造“清”之意境。“‘清’在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分别被注入和赋予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具有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内涵，就其正价部分而言，是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诗人气质的超脱尘俗，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此外还有意境和情趣的凄例和古雅等”姚合之“清”亦有其独特的审美和意境追求，如《陕下厉玄侍御宅五题垂钓亭》所描绘：

由钓起茅亭，柴靡复竹祖。

波清见丝影，坐久识鱼情。

白鸟依窗宿，青蒲傍彻生。

欲同渔父舍，须自減逢迎。

诗中“茅亭”、“柴扉”、“清波”、“丝影”、“白鸟”、“青蒲”等意象构成一个清晰明丽的画面，再有“鱼情”和“渔父”的融入，使得整个意境新颖且生动，有超尘脱俗之感。

姚合诗常有“苔”、“藓”、“石”等字，如“闲窗连竹色，幽砲上苔文”（《题刑部马员外修行里南街新居》，“入门尘外思，苔径药苗间”《题郭侍郎亲仁里幽居》），“茅堂阶岂高，数寸是苔藓”（《题金州西园九首莓苔》，“路边何所有，嘉嘉青渌石”（《杏溪十首溪路》，“晓寻不知休，白石岸亦哨”（《杏溪十首莲塘》）。另有“洞”、“影”、“虫”等词汇，如“幽洞自生药，新篁迸入池”（《题郑骑马林亭》），“

• 二、平淡闲雅

《唐才子传》姚合本传中云：“（姚合）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例之风；合易作，皆平擔之气”虽然历来“姚贾”并称，都无外于他们友善、诗风相近，且都以“苦吟”出名。窃以为不同于贾岛之“苦吟”，姚合之吟是为“清吟”。这种“清吟”的特征也促使其“平淡闲雅”诗风的产生。苦吟”一词，原为普通的诗歌用语，常见于唐代诗人作品中。

贾岛一生仕途不畅，生活困顿，诗句多荒凉凄苦之语。其诗以写景、送别、怀旧之作为主，又常以铸字炼句取胜，刻意求工，故有“苦吟”之名。姚合虽曾两次落第，但也于四十岁荣登科第，在“三十老明经，四十少进士”的唐代，也委实不易。其诗作中虽有“官况萧条”的景象，但总体还为顺达，武功主簿、万年尉、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其后更是做到了给事中、秘书监等显赫之位。畅达的仕途、圆通的社会和人际关系都使他的内心世界不同于贾岛，虽官武功主簿和万年尉间也曾有过短暂的困顿，其诗也有“

姚合之“吟”多非苦吟。其曾多在诗作中直述“闲吟”的情景，如“霜月静幽居，闲吟梦觉初”（《秋夜寄默然上人》），“嗜吟殷偏逸，闲吟卿亦贫”（《和太仆田卿酬殷亮藩侍御见寄》，“欲出心还懒，闲吟绕寝床”（《喜喻鬼至》，“雨里难逢客，闲吟不复眠”《喜贾岛雨中访宿》等等。由此观之，姚合之“吟”多为潇洒、闲适的“闲吟”之态。相较于贾岛的“吟”，姚合之“吟”多了一份悠闲，如“太守吟诗人自理，小斋闲卧白苹风”（《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藓庭公事暇，应只独吟行”（《送洛阳张员外》），“

姚合的影响

在中唐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姚合诗歌既是自身经历和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中唐政局的动荡不安，使得士子们不得不将诗歌重心转向乡野林间，这是乱世自保的一种策略，也是诗歌呈现的一种出路。

姚合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前期的郁郁不得和“官况萧条”使他心生“隐”意，但修齐治平的夙念又使他难以彻底与官场决裂，不得已的亦官亦隐却在成就他官路通达的同时也成就了他的诗歌。姚合对中晚唐士人的典型意义是他在动荡的世道所做出的选择，及这种选择对他诗歌产生的影响。他的诗歌不同于“姚贾”诗派其它诗人的一心苦吟，他恋“吟”成癖，但因其是在闲适的生活中和心态下的喜好，故其“吟”是一种“清吟”、“闲吟”，其诗歌特色也呈现出“清新奇僻”、“平淡闲雅”的特点。这既是对时局的一种反抗，也是对中晚唐诗风的一种超越。其诗歌中的“京”“城”“朝”“阙”意象、“松”“竹”“鹤”“金”意象、“书”“酒”“琴”“筵”意象分别是其与朝廷府臣、僧道隐士、诗友文人交游的明证，是其“清新奇僻”、“平淡闲雅”诗风的最好表达，也是其能引领中晚唐诗坛的一大因素。

姚合的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是颇为深远的。不同于贾岛，姚合身边围绕着一大群的年轻诗人：李频、马戴、方干、顾非熊、刘得仁、朱庆余、周贺等。这些人的追随代表着晚唐五代时期对姚合的推崇，他们既欽羡于姚合的位高尊显，也追随其简易、平淡之诗风。宋初九僧之诗风，颇有“武功气味”，“四灵”则效姚合善“吟”而追求平淡闲雅之诗句。宋以后也多有人学习姚合，其作诗风格更常为世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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