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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元里抗英”，指的是1841年5月29日至31日，也即英军占领广州城北的越秀山时期，爆发的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
根据各种中方文献，三元里民众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是英军“开棺曝尸”，二是英军抢劫财物，三是英军强奸、调戏妇女。
对照英方文献，只有第一项指控为事实。但100多年后，广东文史馆于1951年至1963年重新调查，结果是：10余名英军在三元里的东华里，调戏了村民韦绍光的妻子李喜，由此看来英军确有调戏妇女的事实。另外，英军5月24日进攻广州时，命令是“携带两天干粮”，由此推断，应该在5月26日粮尽，这就很难摆脱抢劫财物的干系了。
而三元里抗英的战果，现在已经眉目不清，很难再弄清楚了，中方文献的说法居多的是歼敌200余人，按照英军的记载，击毙三元里居民约49人。估计中方文献歼敌夸大了，英方记载杀民众则故意写少了，而根据战斗力，英军死亡人数肯定比三元里居民要少
或许，只是歼灭英军10多人（有这种说法），而三元里居民牺牲估计100—200人。
孤舟钓江雪
1841年三元里抗英事件真相--9000中国农民对60个印度兵
还原一下：1841年5月29日，一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村抢劫（一说调戏某村民的妻子，还打开家中棺木寻找隐藏的财物）。彪悍的村民们勃然大怒，认为调戏良家妇女和挖祖坟均是禽兽行为。于是，村民们奋起搏斗，击退英军。为了防止报复，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等围困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命令英军（一个连，约60人，其实都是大部分是印度兵）出击。到达牛栏冈附近，被七八千农民团团围困（靠，1:100，就是60个霍元甲也突不出去啊！）。时大雨倾盆而下，英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穿着皮靴在稻田泥泞中寸步难行。双方遂展开肉搏，但毕竟群众是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手拿锄头的农民，虽然英勇，但最后英军在援军（2个海军燧发枪连，这种枪不怕雨水）帮助下还是逃回四方炮台（不是农民不勇敢，实在是装备太落后）三元里一仗，英军死5人（有的说法更少），伤20余人，少校毕彻（Beecher 一译比彻）因病猝死（病因尚不明，怀疑受惊导致突发心脏病）。群众死约20余人，伤者不详）。有学者说英国一个连被全歼或几乎全歼，那是为了政治需要编造的。清军几万人都打不死几个英军，何况农民（请勿说清军作战不如农民勇敢，那是胡扯）！
此后，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 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想强攻可是没有攻城武器，总不能拿着镰刀往上冲吧！）英军则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英军立即派奸细（可是中国人哦）混出重围，威胁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去解围。余保纯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让他们劝散了群众（一劝就散了，可见也不坚决）。
综上所述，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件，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伟大行为。但将之演绎成了什么大捷，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
萨沙
三元里本是广州城的一座小村庄，它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是因为在15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这里曾爆发过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对于这次事件，百年来被众多历史学者研究。现根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文，对三元里抗英事件做简要的陈述。
根据各种中文文献，三元里等地的民众之所以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是英军“开棺暴骨”；二是英军劫掠财物；三是英军强暴、调戏妇女。对照英方文献可知，第一项的指控属实。不过英军开棺更多的是出于好奇，但这却触犯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至于劫掠财物，英方文献虽未正面提及，但恐怕也是事实。因为英方文献不乏“征发”的记载，并称他们“满载各种家畜而归”。最后一项较难考证，不过据广东文史馆1951年至1963年重新调查，此事应该属实。
对于整个事件的描绘，中文历史文献大多眉目不清，且各有说法，很难理出一个完整的线索来。倒是英方的记载相当统一，其中又以英方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最为典型。若将中英文献参照互核，可大致推知三元里抗英事件：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等处民众集结，准备一战；之后根据既定战术，且战且退，诱敌深入，使英军遭受损失；最后在广州知府余保纯的劝解下撤离。
根据英军记录，这次战斗英军毙伤人数在28人至49人。这对于一支毫无训练的民军来说，已经是一次战果颇丰的战斗了。手执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相抗，不但没有像清军那般逃跑，反而迎面杀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称道了。
与书居
1841年，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
英国人在这年1月对虎门发起了进攻，当时的钦差大臣琦善和英国人拟定了一份《穿鼻草约》，但是无论清廷还是英国政府对这一草约都并不承认。
随后主战的琦山代替了琦善的职位，战争再度开始，虎门失陷、关天培壮烈牺牲，英国侵略者逼近广州，驻扎在广州北门高地之上。
三元里这个小村离英国军队的驻扎地并不远，于是，不可避免的，三元里及其附近的居民受到了英国军队的劫掠，人民极为不满。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将怒火彻底点燃：
一
英国军队第37马德拉斯步兵团的军官在双山庙挖开了一座坟墓，他的目的是——想看看中国人的尸体防腐处理技术，或许还有盗取陪葬物品的目的。
没有比这种行为更能让中国人愤怒。
二
1841年5月29日，英国军队的士兵试图强奸当地一名主妇，愤怒的村民予以反击，并鸣锣召集了周围的的村民，于是数千名乡勇迅速聚集，对英国军队发起了进攻。
正值夏季暴雨，英国军队武器受潮，中国乡勇们获得了优势。到5月31日，数万人加入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的队伍。
随后，英国人与清朝政府谈判，官员们以已签订合约为由对乡勇的领导者进行了“和平”劝说，各地乡勇散去。
这次三元里事件，是一场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一次了不起的反击，一场伟大的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往后团练的兴起铺上一条路。
凤妖
三元里抗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句话是高中历史教材和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这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导致清军战斗力低下不敌英军。而老百姓确实真心反抗外来侵略的。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代，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而洋人则怕老百姓。1841年5月入侵广州四方台的英军到三所里抢劫财务、调戏和强奸妇女。三元里人民在士绅的领导下率领103人使用棍棒刀叉将入侵的60人英军围在了三元里。由于当天下雨，英军使用的燧发枪发潮击发不了，英军阵亡了5人，英军被迫撤出了三元里，这就是三元里抗英。
历史军魂
起因下面几个回答中已经详细介绍了，整个战斗过程的实际情况是。根据英国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1841年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他在越秀山四方炮台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山脚下，距离炮台3，4英里处集结列阵，英国陆军部队遂从四方炮台杀出，对方且战且退，然后又聚集反攻，当时天降大雨，英军装备的燧发枪无法射击，双方开始肉搏，郭富本人下令撤退，对方亦因作战不利而后退，回到炮台后，发现有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能撤回，便命令海军两个连装备P1839火帽击发步枪前往救援。次日，附近民间武装1.2至1.5万人包围四方炮台，知府余保纯将民众劝离。
此一战，英军的伤亡为5人死亡，23人受伤。死亡人数中包括军需副监毕秋（一译比彻）少校(beecher），根据郭富报告，他是因中暑兼过度疲劳而在自己身边死去。中方文献则将英军伤亡夸大为100余人，200余人，甚至有300,500,700人之版本。
一支毫无训练的民间武装，根据熟悉的地利和有利的天气条件，能够让训练有素西方工业化职业军队付出20多人的伤亡，已经是很难得的成就，超过此数，就是脱离事实的的自吹自擂。然而对于当时的广东官府，民间士大夫和民众来说，能够激发想像的不仅是偶然的胜利，更是对于三元里之战后所谓的“可能发展趋势”，例如何大庚撰写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他们不约而同地幻想，民团有能力全歼四方炮台的英军，进而迫使英军舰队退出广东
当然，三元里之战后不久，英军退出了广州，但是这并非三元里胜利导致的后果，而是根据广州当局和英军签订的停战协定，广州当局付出了600万元“赎城费”，并撤退了清军，英军也就按照协定，退出广州城。俗话说，判断两个事件是否有因果关系，不能只看时间线，然而英军的撤退，却给绝望中的广东乃至全国提供了津津乐道的想象空间，好心劝解民团不要以卵击石，贸然攻击四方炮台导致死伤的余保纯，也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