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算有一個人來關心我了。”
“總算有一個人來關心我了。”
這是壹點靈的心理諮詢師趙穎接通電話後，聽到的第一句話。電話那頭在醫院隔離的女孩，聲線澄亮又帶著無力。
兩個人一間房，被隔離的她們就像待宰的羔羊，等待著上帝翻牌子，誰也不知道下一個被病毒揪住的人是誰。
失控、害怕、無力、焦慮……在這些漫長的情緒裹挾中，她沒能等來一句問候，等來的卻只有家人的責怪——“明知道疫情嚴重，為什麼還要去接觸武漢來的人。”
在被隔離的狀態下，來自家人的支持、陪伴與鼓勵尤為重要，而家人的埋怨和責備，反而讓她更加茫然失措，情緒上頭。
“‘總算有一個人來關心我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非常讓人心疼。就像是終於有一個人，哪怕是一個不認識‘我’的人，也可以來關心‘我’了”，趙穎老師回憶道。
焦慮的情緒，會直接導致一些身體方面的不適，包括腹瀉、喉部疾病，還有低燒。趙穎說，“我在疑似人群中看到過好幾例37.2/3這樣的低燒情況，可能會持續一兩週的時間。”而這位女孩也正因為持續低燒，出院的日子變得遙遙無期。
在她終於等來被隔離的第13天時（一般隔離14天可以出來），護士卻告訴她，她還需要繼續隔離觀察，不知道什麼時候她才能出去。
“這個時候，她內心的擔心和害怕是非常強烈的，甚至可以說是恐懼，好像自由離她很遠。但沒有人可以幫她出來的，只有靠她自己控制好情緒恢復正常體溫。”
隔離期的延長，年邁的父母也因自己被隔離；加上每天看新聞，撲面而來的負面消息，不斷上升的確診人數，一度讓她覺得日子已經沒法再過下去了。她告訴趙穎，她很需要讓自己在這個狀態下熬到出院，她很想出來，但是又覺得自己不可能出來。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她的絕望、恐懼、無助感”，趙穎說，“她現在面臨的困難是怎麼熬過這段不知道何時才能出院的時間，怎麼度過這段非常絕望的時期。”
因為她近期是處於低燒的狀態，所以趙穎在整個諮詢的過程中不斷地詢問她，“你現在感覺怎麼樣”，“你現在摸摸自己的額頭，有沒有發燒”。
當時，她給趙穎的四次反饋都說，“我覺得我現在沒有發燒了”、“我現在很平穩”。趙穎解釋道，“她有了這個新的經驗，就能慢慢了解到，情緒的平穩可以帶給她身體穩定的感覺。”
心理諮詢師趙穎（右）
除此以外，趙穎在電話裡教她進行了反覆多次不同強度的放鬆練習，在她熟悉整個過程後，建議她每天練習2-3次，尤其是在她焦慮的時候（一般在下午兩三點進行，這是特別容易焦慮的時段）。
因為她情緒反應比較強烈，趙穎還教給她一個grounding練習，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幫助她頭腦清醒，專注於當前環境下的技術。
在諮詢的尾聲，她自己做出了三個決定，一是減少和親人的聯繫，目前情況下，親人沒有辦法給到她支持，反而讓她更加內疚和自責；二是減少和朋友的通話，因為每次打電話都會吵架，激烈的情緒會導致發燒，這樣的情況出現了好幾回；最後就是少刷負面信息，多在病房走走，打打遊戲。
她說，“一切都是為了讓自己儘快平穩下來，只有持續一段時間沒有低燒症狀，我才能出院。”
趙穎在回憶這次諮詢的時候說，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來訪者所面臨的高度緊張又充滿壓力的環境，我覺得如果是我自己，在她那樣的境況下，未必能如我想象中那麼平穩地度過，有時候我們會高估了自己對抗困難的能力。”
“他們太需要獲得支持。這支持不是對他們說，‘你一定會好的’，或者去給他制定目標，而是讓他感覺到，在最艱難的時候回望，我們一直都會在這裡，給予你所需要的理解。這才是支持。”
“我沒能衝上一線”
“和你們比起來，我真的太幸福了。”
這是心理諮詢師鄧新紅在接通民警打來的諮詢電話的時候，她發自內心、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
“正因為有你們這些不顧個人安危、忘我工作的人，才有了我們後方能在家裡平靜、安全的生活”，聽了這句話後，電話那端的民警激動地哭了起來，持續了2分鐘，民警心情才平復下來。
這位媽媽民警對鄧新紅說，聽了這話她其實很慚愧，不少同事都衝在抗疫的第一線，而自己只是在疫情後方，做路途登記、物資轉運與互送的工作。
沒能衝在一線，她深深的自責感與無價值感被鄧新紅察覺。
鄧新紅說，“在這次諮詢中，我拋開了專業諮詢師的身份與共情技巧，不是刻意與她達到共情，而是真切的深情流露，這種真情的互動本身就是極具力量的，當它被來訪者感知到的時候，來訪者就自然地被賦予了價值感和動力。”
“不管是不是一線崗位，在疫情艱鉅境況下，你們不顧自己的安危，離開自己的家庭，堅守在崗位，這就是英雄”，鄧新紅這些出自肺腑的感恩之辭，讓這位民警的自責焦慮的情緒慢慢鬆緩下來。
心理諮詢師趙穎也接待過民警的來電。
這是一位理性的管理者，他希望能通過科學的管理方式，讓民警勞逸結合，更好地投入到抗疫的戰鬥中去。但他精心準備的方案，卻在短時間內被上級否定了。
來電的時候，他的心情很複雜，有委屈、挫敗感，又有自責和後悔，他感到自己的努力被漠視，也得不到支持與理解。
“我還做得不夠好”，“我溝通能力不強”，電話裡他劈頭蓋臉把自己數落了一番。
自責的背後往往是後悔，而後悔中就會有這樣一種想法——“我原本可以擁有不同的選擇，我可以提交一個更好的方案。”
趙穎就順水推舟，利用這個“後悔”給這位民警賦能。趙穎和他討論他後悔中沒有做到的方面，成功地導出“另一個方案”，之後把話題引到了如何為後續的方案設定詳細的計劃，包括可以通過個人努力彌補的方面。
在諮詢持續到25分鐘的時候，來訪者就提出，他已經對整個事情的發展脈絡有一個把握了，也看到了自己的問題所在，以及應對這個問題的關鍵。
趙穎說，“在諮詢中我在做的，就是和他一起找到一條出路，但這不是我幫他找的，而是他自己去找到的。”
來訪者本身就具備自我拯救的能力，只是在特定情境下，這種能力可能被忽視、被掩蓋。而諮詢師要做的，就是幫助他找回這種能力。
在被問到“來訪者渡過難關的力量來源於什麼”的時候，趙穎告訴我們，“是希望。”
“這個希望來自於他自己，是他對自己未來生活的一種渴望。既然他對未來生活有所期待，那他必定得度過現在才能到達未來。如果把希望寄放在其他人身上，比如寄希望於諮詢師，那一旦沒有了諮詢師，他就不行了，這是一種依賴。”
所以，來訪者渡過難關的力量，本就在他身上。
自壹點靈「微光行動」啟動以來，現已有500+心理諮詢師加入到抗擊疫情公益心理援助的隊伍中來。截止2月14日，壹點靈已累計幫助
12808人次，累計服務時長6508小時。
心理諮詢師王懌告訴我們，參與抗疫心理援助之後，工作量幾乎加了一倍。每天諮詢到晚上一兩點。
王懌說，“疫情期間作為諮詢師，心理壓力也比過去大很多。來訪者本身的焦慮情緒嚴重，並且這種焦慮是不可以等待的，不像平日裡可以讓來訪者嘗試著慢下來，所以會很考驗諮詢師的功底和能力。”
在家中接聽來訪者電話的心理諮詢師沈嵐
心理諮詢師沈嵐也有同樣的感受，“以往的諮詢，我都不在來訪者的事件當中，但這次我也在事件中，所以自己也會有影響，很難做到情緒中立。”
沈嵐補充道，“如果覺察到自身焦慮值比較高的時候，就不接單。害怕自己的焦慮無意識的傳染給來訪者，先確保自己良好的心理狀態。”
有諮詢師在採訪中說，自己在做的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事，是“應該”做的。
這一句“應該”背後，或許就是我們加入這次行動的理由——
“為人在世有三不避，為民請命不能避，為國赴難不能避，臨危受命不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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