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奧斯卡和奉俊昊的《寄生蟲》註定是個可以載入史冊的話題。
因為在奉俊昊憑藉《寄生蟲》拿下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導演、最佳影片四項重磅大獎，創下韓國曆史上第一部奧斯卡電影、奧斯卡歷史上第一部非英語最佳影片記錄的下一秒，互聯網上也響起了很多不認同的聲音，他們認為《寄生蟲》過譽了。
這種情形，很魔幻，但也在情理之中。
雙方的思路都能夠理解，《寄生蟲》包攬四個重要獎項確實令人吃驚，特別是它在各個獎項上的對手，既有像《1917》這樣強調視聽語言的敘事功能、更接近電影本質的電影，又有奉俊昊的類型前輩昆汀·塔倫蒂諾和擊中無數人電影情懷的《愛爾蘭人》，在這種情況下，讓《寄生蟲》成為了唯一贏家，確實需要消化一下。
但回過頭來想一想，在奧斯卡被無數次詬病為白人主導的獎項、分蛋糕式的在好萊塢電影裡原地打轉、越來越狹隘的時刻，走出英語圈並不是一件壞事情。
而且，在流媒體和傳統院線、身為藝術的電影和作為商品的電影，仍然被拿來對立的當下，像奉俊昊這樣兼收幷蓄，既關注人文、有獨立表達，又尊重商業規則的導演，可能是值得期待的最優解。
他如今的榮譽，除了天時地利人和，確實有他自身的必然性。
他用類型片的手法探討社會問題的能力，真的算是數一數二的。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他電影裡對社會話題有這麼深入的探討，是因為他大學主修了社會學。但他本人其實對社會學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大學主修的是社會學，但我對社會學一無所知，倒是花費了很多時間在電影社團上。”
他的電影裡，之所以能有這麼細膩而深刻的社會眾生相，是因為他關心小人物的故事。而那些被人們津津樂道的階級分化主題和以此揭示的社會問題，是因為它們就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當我們環顧四周，我們能判斷出誰是窮人，誰是富人，他們之間的差距也隨處可見。“所以，一旦他遵循客觀事實去講述處在社會中的這些人的故事，那麼社會性的主題自然也就出現了。
和如今很多受人追捧的作者導演一樣，奉俊昊有自己的堅持。他從來只會跟隨自己的直覺去創作劇本，描繪分鏡，不會做出取悅觀眾的努力。對於電影的剪輯權，他也死死握在手裡，哪怕是面對製片人制的好萊塢，他也不會為了投資而妥協。
但奉俊昊卻也從來不說自己是作者導演，他認為自己從根本上還是一個類型片導演。雖然，他在開始研究電影的初期，看的大多是亞洲和歐洲的電影，但他打心底裡喜歡的還是美國電影。
那些他中學時躲著爸媽，偷偷摸摸看過的約翰·卡彭特、布萊恩·德·帕爾瑪、希區柯克等人的類型片，成為了他身體裡的一部分。
所以，在他的電影裡，我們能夠看到各種類型元素，和電影作為工業的思考方式。
這些類型元素，加上工業化的創作手法，保證了奉俊昊電影裡的娛樂性。而這種娛樂性，又讓他電影裡的社會思考顯得更加珍貴，也更容易被更多人迅速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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