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封神”之作《寄生蟲》，被稱奧斯卡黑馬？
奉俊昊（ Bong Joon ho），1969年9月14日出生於韓國大邱廣域市，畢業於延世大學社會系（88級），導演、編劇。
2000年，憑藉長篇處女作《綁架門口狗》而出道。2003年，憑藉驚悚懸疑片《殺人回憶》獲得第2屆韓國電影大獎最佳導演[1] 。2006年，憑藉科幻片《漢江怪物》獲得第44屆韓國電影大鐘獎最佳導演 [2-4] 。2009年，拍攝驚悚懸疑片《母親》，該影片獲得獲美國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 [5-6] 。2013年，執導動作科幻片《雪國列車》，該影片獲得亞太電影節7項提名 [7-10] 。2014年，首次擔任驚悚片《海霧》的製片 [11-13] 。2019年5月25日，其執導的影片《寄生蟲》獲得第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這是戛納電影節首次將金棕櫚獎頒給韓國影片 [14] 。12月19日，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授予奉俊昊“銀冠文化勳章” [15] 。
在戛納電影節的首映會前，奉俊昊曾說《寄生蟲》是一部極具韓國特色的電影。影片中的一家四口住在半地下室，這是韓國特有的居住環境。生意失敗後成為無業遊民的父親、高考失利後一直待在家的長子，這些人物的設定都源於韓國社會的特殊情況。但從《寄生蟲》掀起的狂瀾中，我們看到了奉俊昊講述的故事實際上在全球引起了普遍的共鳴。貧富差距、社會兩極化的問題並非韓國獨有，這個故事放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成立的；但能把這樣一個故事講述得如此極致可能只有奉俊昊了。
中產講述的“底層視角”
奉俊昊喜歡講底層小人物的故事，然而他來自首爾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韓國第一代圖像設計師，外祖父樸泰源是知名小說家。奉俊昊從中學時期就夢想成為電影導演。他喜歡看駐韓美軍廣播電視頻道AFKN播放的好萊塢電影，這給他帶來了比同齡人更成熟的電影經驗，他在那裡認識了薩姆• 佩金帕和希區科克。他還熱衷於翻閱電影雜誌，對那些“無法觀看的電影”充滿好奇，輾轉於二手錄像帶市場，希望找到一些稀有作品。1988年，奉俊昊進入延世大學社會學系。當時，韓國正經歷一段“火熱”的時光。民主抗爭的餘波還未退去，又迎來了漢城奧運會。奉俊昊在往返於電影社團和學生運動之際，接觸到了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們和生活。“上大學時，我遇到了許多不同背景的朋友，在農業活動中第一次體驗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漢江怪物》中樸江鬥（宋康昊飾）就是從這樣的經歷中開始的。但我更接近《殺人回憶》中的樸賢奎（樸海日飾），在角落裡安靜地看書或畫畫的那種樣子。”大學畢業後，他經歷了幾年事業上的低谷，他開始意識到社會體系無法救助所有人，他曾說過：“我電影的主人公經常會是弱者。”他的電影幾乎都在刻畫這樣的內容。
寄生蟲》劇照，電影中的這對兄妹與父母住在半地下室裡，捲入了與一個富人家庭的一連串事件。
《寄生蟲》延續了奉俊昊一直以來的風格，他將黑色幽默、懸疑、驚悚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把目光集中在社會兩極分化過程中發生的人類微妙的變化上，這是奉俊昊特有的洞察力。奉俊昊一直以自己的風格構建電影世界，他並不多產，出道20餘年，執導過\u0014部劇情長片。2003年上映的《殺人回憶》讓奉俊昊的名字首次被大眾知曉，也是奉俊昊形成個人風格的重要作品。從這部電影開始，韓國評論界開始用“佳構電影”（Well-Made Movie）來形容本土電影。2006年上映的《漢江怪物》在他的導演生涯中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韓國創下1300萬人次的觀影紀錄。2009年，奉俊昊的《母親》入圍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是不少國際影評人評選出的年度最佳外語片。他也被越來越多西方觀眾所認識，開始與英語世界發上連結。2013年，他用《雪國列車》叩開好萊塢大門，被美國媒體《綜藝》大讚為“來自韓國的天才導演”，2017年與Netflix合作拍攝了《玉子》。奉俊昊的作品不僅是專業人士心目中的好電影，也是普通觀影群體心中能值回票價的電影。因此，評價家也將奉俊昊稱為難得的、兼具藝術性與大眾性的電影導演。他在熟悉與陌生、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之間開闢了獨創性的裂縫，並鑽進這樣的裂縫中，每次都帶來衝擊與新鮮感。
夾縫中逆襲
反抗和反思一直是韓國電影最可貴的精神。韓國導演李章浩曾將韓國電影的歷史描述為“白手起家的窮 二代”，他認為韓國電影從出生到成長一直都在捱打，克服了這樣的困難，才成就了現在的繁榮。韓國電影誕生於日本強佔時期，20世紀40年代，由於《朝鮮電影製片令》等控制政策，將戰爭正當化，鼓吹“皇國臣民意識”的電影大量出現。二戰結束後，韓國電影迎來了短暫的喘息，然而很快，朝鮮戰爭的開啟又讓電影人陷入沉寂。直到1960年代，短暫的繁榮造就了韓國第一個電影黃金時代。奉俊昊多次提到的《寄生蟲》的精神祖先——《侍女》就來自那個年代。然而在60年代短暫的藝術自由之後，韓國陷入了一個“極度壓迫的政權”。軍人獨裁政府視電影為一種教化大眾的思想工具。朴正熙在政權初期更通過憲法明確允許了對電影進行審查。在他之後的全斗煥時期，審查制度變本加厲，這段時期也被稱為韓國電影的“黑暗時代”。“如果沒有審查制度，奉俊昊應該出現在年前。”韓國導演金秀勇曾這樣表示。
1987年的民主活動後，言論自由大幅放寬，韓國從審查制度中走出來，外國電影流入的限制也被取消。這對電影製作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韓國電影成為韓國新浪潮的遊樂場，奉俊昊就是那個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導演。然而，電影引進限制的取消也讓本土電影的銷量下降。為了保護韓國的藝術產業，抵禦90年代末經濟危機的影響，政府制定了幾項政策，重點是在海外推廣韓國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1999年的《促進文化產業框架法》。
從動盪中擺脫的韓國電影后期也面對過一些無形的政治滲透與間接干預。2016年，就曾傳出韓國前總統朴槿惠政府手中有一份“文化演藝界黑名單”，奉俊昊的御用男主、《寄生蟲》的主演宋康昊就被認為在這份榜單上。他曾在“世越號”事件後，支持遺屬追究政府的責任。他表示，在接拍電影《辯護人》之後，突然就斷了片約，投資該片的公司遭到了高強度的稅務調查。除了宋康昊之外，樸贊鬱、一線女演員金惠秀等都因“世越號”事件而被列入疑似黑名單。
在種種逆境和動盪中，韓國電影努力在夾縫中尋求機會，電影人用反抗精神譜寫了一部部經典。韓國電影深深植根於現實社會，避開了好萊塢式的追求，創作了獨樹一幟的作品流派。這些電影不迴避有爭議的話題，敢於涉足西方電影有時害怕涉足的領域，探索人類經驗的陰暗面，用黑暗、辛辣的幽默和政治良知為全世界的觀眾造就了絕佳的觀影體驗。“我們從來沒有預料到這一切。”奉俊昊說。但是現在《寄生蟲》創造了奧斯卡的歷史，將韓國電影推向國際舞臺的中央。相信在後《寄生蟲》的世界裡，會有越來越多的韓國電影進入主流，而最佳影片獎得主可以來自任何地方。
如果夢想有一個重量，會有多重？那味道會有多重？貧窮會有多重？悲傷又有多重？
誰又是社會的“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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