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傳言，左宗棠曾在清軍對抗太平軍陷入困境之際，勸說曾國藩自立為王，據稱左宗棠曾暗示曾氏“鼎之輕重，似可問矣”，以“鼎”寓大位，勸其“問鼎”。
彼時，清廷的國家軍事力量已被太平軍衝得七零八落，朝廷唯倚重曾國藩及其親朋統帥的“湘軍”對抗太平軍。曾氏變得很重要，勸進之說，遂不絕於耳，其中就包括左宗棠。
不過，今人劉江華在著作《左宗棠傳信錄》中，利用曾國藩日記梳理了左宗棠與曾氏的來往，並未發現勸進之事，當然作者也提醒，此等大事，日記中未見記載實屬正常，以示存疑。
然而傳說中的勸進者不止左宗棠一人，蕭一山曾在《清代通史》卷下專設“曾國藩不做皇帝”一節，其中提到“世皆知王闓運、胡林翼、彭玉麟曾勸其自為”。
《投筆漫談》記載了王闓運遊說曾國藩的情景，“語刺刺不休”，而“公惟唯唯”，敷衍以對，且“以指蘸杯中茶汁，頻有所點畫”，寫出“荒謬二字”。又載胡林翼試探曾氏“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仍然遭拒。彭玉麟還曾寫信問曾國藩“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曾國藩“面色立變”，急言“不成話，不成話”。
以上，與左宗棠勸進說一樣，無論是曾文正本人，抑或是其核心幕僚趙烈文，其日記均未有任何記載，故真假暫勿論。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勸進，曾國藩皆選擇了拒絕。
那麼曾國藩當時到底是怎麼想的？不妨看看所謂的“勸進”時曾國藩的心理活動。
咸豐十一年（1861年）八月，清軍攻下安慶，逼近南京，本是一件喜事，然而浙江戰局的混亂，使曾國藩憂心。十月十六日，曾氏在日記中寫道：“是日聞浙江蕭山、諸暨、紹興皆已失守，為之憤惋，杭州殆亦可危。”十月十八日，皇帝下旨，令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緊接著，寧波和杭州失陷。十一月十四日，曾國藩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寧波繼陷，杭城被圍，可危之至！”一個月後，杭州城破，“愧憤何極！”可以說心情非常糟糕。
在這種全神關注不利戰局的心境下，怕是無暇思及勸進一事，而即便是得勝或受封之時，曾氏亦流露出憂慮之感，攻克安慶“兄弟聯輿入城，備極尊榮”，曾氏卻“自問何修得此，用為愧悚。”接旨兼辦浙江軍務，總轄四省時，文正自認“權太重，位太高，虛望太隆，悚惶之至。”受封為協辦大學士，文正亦認為是“無功無能，忝竊至此，慚悚何極！”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國藩則明確告誡幾個弟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似在擔心“功高”太過的政治風險。
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身心俱疲，十月，兩次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在第一封信中寫道，“餘憂懼太過……近日金陵已穩，而憂惶戰慄之象不為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第二封信中，這個平日總以“明強”教弟育兒的男人，也只能“但求全局不遽決裂，餘能速死，而不為萬世所痛罵則幸，”[9]竟求早點死，以免承擔不利後果，可見心情惡劣到何種地步。
而對於朝廷的表彰、賞賜，曾國藩有著報國修身的驚人執著。同治元年，曾國藩受封成為協辦大學士，發願“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同治二年，朝廷補授其九弟曾國荃為浙江巡撫，文正在信中勉勵弟弟，“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
可以說，多年的戎馬生涯令曾國藩心力交瘁；而手握重兵，位高權重不僅帶來了世所罕見的殊榮，同時伴隨著功高蓋主、兔死狗烹的陰影，讓曾國藩顯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至於更進一步稱王半壁，甚至問鼎中原，當不在曾文正考慮範圍之內，即使有過，想必也只是一閃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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