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全方位開放的形勢下，提升口岸公共衛生安全水平，在守住國門的前提下，對促進貿易便利化自由化尤為關鍵。
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非傳統安全逐步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形式，比如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口岸公共衛生安全等。當前，我國面臨較為複雜的安全形勢，尤其在全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情況下，呈現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並存的特徵。有效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成為維護口岸公共衛生安全、社會安全穩定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提高口岸通關效率的基礎上，口岸公共衛生安全對我國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至關重要。
目前，全球已發現人類傳染病1000餘種，其中我國涉及360餘種。國際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公佈的100種破壞力最強的外來入侵物種中，約有一半入侵我國，每年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1200億元。以2018年為例，全國海關年開展出入境體溫監測6.5億人次，累計檢出各類傳染病超過1.5萬例，開展傳染病監測體檢104.9萬人次，檢出傳染病超過1.2萬例。除了流感外，還檢出了寨卡、登革熱、瘧疾、艾滋病等傳染病。全國口岸截獲輸入性病媒生物1.1萬次，共222.6萬隻，檢出病原體陽性420例；截獲植物有害生物4583種、68.5萬種次，其中檢疫性有害生物335種、7.1萬次。
鑑於人類傳染病、動植物疫情來源國家和地區不一、種類繁多，且風險點多、數據源多、信息量大，傳統安全監管模式已無法在保障通關效率前提下，達到嚴格防控的要求。與國際先進的口岸公共衛生安全監管相比，我國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一是監管理念相對落後。從世行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可以發現我國口岸便利化指標仍處於國際中游水平，其中涉及傳染病和疫情的高效防控。鑑於營商環境對通關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傳統監管手段已不適用快速便利通關的需求。目前，我國採用抽查模式，存在較高的漏檢風險，難以全覆蓋、全過程精準監測人員和動植物。
二是防控體系相對滯後。我國傳染病和疫情監測工作以重點監測對象目錄為主線，尚未建立起協同的運行機制和高效的報告制度，智能化監管系統有待全面推廣。監管體系缺乏頂層設計、整體規劃，系統性監測預測、深層次分析挖掘能力不足，存在較高的監管風險。
三是監測手段相對傳統。我國傳染病和疫情監測仍以人工收集信息為主，相關人員通過即時更新瀏覽，結合統計軟件，監測國內外特定的專業網站，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US-CDC）、歐盟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U-CDC）等，工作繁重、效率低，無法快速定位高風險人員和動植物。
為了快速精準地掌握跨境口岸公共衛生安全情況，實時發現可能的傳染病和疫情，創新“風險+技術”的智能化監管模式，儘快構建全方位、多主體監管體系，著力提升我國口岸公共衛生安全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提出建議：
第一，運用管風險監管理念，實現深層次安全治理。一是實時獲取並精準定位國際組織、國家組織發佈的以及未被關注的、新發的人類傳染病和動植物疫情，實施大範圍、多語種的信息獲取與預測，掌握其發生及擴散情況，降低口岸公共衛生安全風險。二是相關部門及時布控，監督檢查重點人員和動植物，實現疑似風險的快速發現，採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實現從管人管貨到管風險的口岸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理念轉變，從整體上提升我國對人類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的防控水平。
第二，構建跨部門監管體系，實現多主體安全共治。一是協同海關、市場管理、農業、衛生等監管主體，公眾、媒體、檢測機構等監督主體，國外相關政府部門等來源地管理主體，建立跨領域協同機制，多渠道防範人類傳染病、動植物疫情安全風險。二是依託最新技術手段，推動基於多主體共治的智慧監管，構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媒體、公眾等多方參與的口岸公共衛生安全監管體系及平臺，降低監管部門壓力，減少企業經營風險，推動多主體、多環節的監管協同。
第三，創新智能化監管模式，實現全過程安全監測。一是基於標準、法規、專家知識及歷史數據，打造大數據智能平臺，實現自動風險分析、風險警示、熱點跟蹤和統計分析，快速精準地發現全球傳染病和疫情。二是建立人類傳染病、動植物疫情智能監測系統，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開展監測，重點關注熱點動態，挖掘有價值的信息，自動生成每日報告、每週報告，形成全程閉環智能監測的長效機制，為相關部門提供及時準確的參考依據，提升相關部門的決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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