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整理成文——《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办法写作》刊登于新民周刊。
被困在武汉的作者在文中坦诚承认，“自己的心都是乱的，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此文一经发表，引发各方争议。
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一个身临其境作家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是有真情、有良知的写作；
但也有不少人嘲笑他胆小懦弱，斥责其文风颓丧，灵魂怯懦。作为作协主席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不去当志愿者，却在这里不顾舆论影响，传播负能量。
其实就这篇文章及文章所引发的舆论争议，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的东西。
一、李修文这篇口述真的是在传播负能量吗？
在社会学领域内，所谓负能量与正能量相对，指不被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所认同的人性的恶。
和李修文所表露的恐慌情绪相比，“武汉加油”，“中国必胜”这样高昂的声音显然更符合通常意义上我们对正能量的定义。
但是这些来自武汉之外的正能量之声，就缓解疫区群众焦虑而言，能够产生多少实际作用，是否在更多缓解的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道德焦虑…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有疫区的心理咨询师说，他在疫情期间给患者做相关咨询时发现，面对人们的焦虑和恐慌，口号式的鼓励其实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有用的是倾听倾诉，深度共情，真实的数据和身边真实的情况。
如果每天眼睁睁看着邻居朋友患病住不到床位，疑似得不到确诊，父母妻儿包括自己随时有着可能被感染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到处变不惊的人，与其说是正能量爆棚，不如说是冷漠和迟钝。
那对一个战略家来说或许是好品质，但对一个作家来说绝对不是。
我在李修文的这篇文章里的确看到了人本能的恐惧，但那不是人性的恶，而是人性的真。
这种真实也是力量。
就像在面对遭遇心理创伤的人群时，一句“我理解你，我与你感同身受”要比“加油，你必须挺过去”更具有抚慰效果。
人只有首先承认苦难的存在，看到生活的痛楚，自身的软弱，才有可能进一步谈及战胜和翻越。
否则一切煞有其是的鼓舞和助威，都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假动作。
不仅无用，而且伪善。
二、面对疫情，一个作家该做什么？
有人读过李修文的这篇口述，把他定义为因恐惧而失语，战战兢兢魂不守舍的“软蛋”，甚至还有人得出了“果然文人都是废物”的结论。
但仔细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不会觉得这是自我消极情绪的发泄之作，那里面有一个普通人真实的恐慌和焦虑，但也有一个作家对他者真切的关怀和共情。
“现在武汉唯一还有的快递就是顺丰，顺丰小哥到我们这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进我们小区不要进我们这栋楼，因为已经有了疑似病例。”
“我个人非常反感朋友圈里‘把武汉还给我们，把我们还给武汉’这样的口号，它们忽略冒犯的是一个个人的具体处境。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住不上医院，还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他们是该指责的对象吗？这难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吗？”
“到我们这个年纪，在这座城市中，多多少少有点资源，可是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在武汉的人脉资源比我们少的多，很多外地来武汉的人还没有享受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表里，就遇到了这样的灾难，很容易就乱了方寸。生了病没有办法确诊，没有办法住院，他们内心的焦虑、压力、你都能感同身受，可以说是走投无路。”
“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肺炎病毒的新闻出来后，网上一下子冒出很多嘲笑购买双黄连的人的智商的段子，我看完以后特别愤怒！你和他们难道不都是可怜人吗？嘲笑他们，你和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嘲笑一个和你一样悲惨的人，和鲁迅先生笔下批判的人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正如这篇文章的批判者所言，李修文完全可以“宅在家里做个安静的美男子”，但他却选择公开暴露自己的软弱。
他是替自己发声，同时也是替生活在“巨大恐慌和困惑之下的”武汉人民发声。这反倒更像是一种勇敢。
对听惯了嘹亮号角声的人们来说，这个声音并不振奋人心，甚至有些晦气刺耳。
但不要忘了，它是每个武汉人真实的心声，应该被听见。
有人说，李修文不写反映抗击疫情的文章，却在这里说这些毫无价值的废话，纯属浪费精力。
我们要知道文学不是新闻时讯，不是劳动号子。
有时写作需要甚至必须滞后于时代，因为它需要沉淀，需要反思，需要以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我们当时来不及发现的东西。
对一个知名作家来说，敷衍出华丽激昂之词堆砌的抗疫文章，也并不难。
而李修文之所以写不出东西，且坦诚地承认自己写不出来，这背后或许是他对作家这个身份最起码的要求。
三、体制内作家意味着什么？
李修文引起负面批评的主要原因，或许在于他作协主席的特殊身份。
有人说一个战士可以恐慌，但一个将军不可以，一个普通作家可以恐慌，但是一个作协主席却不可以。
这话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却并不合乎逻辑。
如今的作家不等于战士，写作也不是斗争，作协主席和普通作家的关系也不是将军和普通士兵的关系——不存在主帅一旦恐慌，军心立马涣散的情况。
说这话的前辈，大概还没有走出革命时代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
还有人说：“主席不是体制外，而是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时享受了体制给予的鲜花和掌声，疫情来了，就躲在房间连下楼都不敢，这像话吗？”
这话说的就更没什么道理了，居家隔离减少外出是国家提倡全民践行的政策，作协的职能不是稳定社会秩序也不是成立医疗队伍治病救人，因为是体制内作家就要求他出门做志愿者，显然有点说不过去了。
通常情况下，人们不希望听到来自体制内的“悲观”、“消极”的声音，可是那些“可防可控”、“人不传人”、“物资充足”的“乐观”之声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所谓文明就是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
我们首先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至亲至爱，父母妻儿，也有面对未知时的恐惧和忧虑。
作为武汉之外的旁观者，我们是幸运的。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一边站在安全的高地充当道德审判的上帝，一边却要求在泥泞中的人们必须有一副钢铁之躯。
文字丨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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