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百農》取材於黎巴嫩，影片根據敘利亞難民兒童贊恩的真實經歷改編，以 12 歲男孩的視角講述了他控告自己的親生父母，原因是父母生下了他，卻沒能夠好好的撫養他。該片獲得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入圍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等眾多獎項。
令人唏噓的是，影片中的主角——贊恩飾演者並不是職業演員，而是真實的敘利亞難民。除此之外，影片中的其他演員，大多數都是經歷過難民生活的人，真實生活在難民的人，可謂是本色出演。
這部電影有很多可以思考的點，或許平凡如我不能夠解決國家和社會的問題，但是可以從自身家庭去反思對孩子的教育：
從生命到“罐頭”的伊始：對兒童的不負責任
"我想指控我的父母。"
"因為他們把我帶到了這個世界。”
在法庭開審時，法官問贊恩的父母是否知道贊恩為什麼被判有罪，贊恩的父母仍然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竟然以一句“贊恩因為一些小事惹了麻煩”草率回答。
在片頭，醫生讓贊恩抬起頭，用棉籤檢查贊恩有沒有乳牙，以確認贊恩的年齡；在法庭上，當贊恩被法官問他多大時，贊恩並不知道自己的年齡，讓法官詢問他的父母。看到這一幕幕，讓我有點心酸，一個孩子，居然連自己的年齡都不知道。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
《伊索寓言》裡有一個故事叫《小偷和他的母親》，講述的是一個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孩子偷東西，一開始孩子很害怕，母親知道後沒有阻止孩子的錯誤行為，反而一個勁誇孩子能幹。後來孩子成為慣犯，越加猖狂，鑽進國王的金庫行竊，被抓個現行判處死刑，當即被押赴刑場。
臨死前，他想和母親說幾句悄悄話。母親把耳朵湊上去，孩子張開嘴，狠狠地把她的一隻耳朵咬下來，惱怒地說：“小時候，在我偷第一個寫字板時，你如果揍我一頓，教導我這是不對的，並且讓我改正錯誤的話，我會到今天這地步嗎？”
毋庸置疑，父母是孩子的指路人。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承擔著指引的責任，引導孩子往美好品質的方向發展。即使二胎政策開放，願意生孩子的父母比較少數，因為許多父母深知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成本。父母若放任孩子不管不顧，孩子惡習一旦養成，學校不知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來對他進行‘再教育’，這對孩子、家庭和學校都是巨大的損失。
從生命到“罐頭”的高潮：對兒童的錯誤示範
贊恩，一個本該就讀小學的孩子，竟然懂得製作毒品飲料。
前蘇聯著名教育實踐家和教育理論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當十二歲的贊恩帶著年幼的約納斯走投無路、無以為生時，贊恩想起了父母製毒的場景，他以嫻熟的手法用假處方在藥店買藥，而後用藥片製成毒品飲料去市場售賣以換取維持生命的金錢。
孩子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首先取決於父母。家教是家長對孩子的言傳身教，往往體現在非智力因素方面。比如感恩、尊重別人、基本的規矩等，其實就是讓孩子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
錯誤的言傳身教，容易讓孩子陷入誤區，有時候會釀成不可挽救的後果。大多數家長習慣“談色性變”，最終釀成了青春的“惡果”。在熱播電視劇《小歡喜》裡面，由黃磊飾演的父親，與大多數家長不同。黃磊直面正視孩子的性教育問題，教育孩子做任何事情都要尊重別人，對孩子說“一個真正成熟的男人，會懂得控制自己的慾望，這不像打噴嚏，想打就打。”
從生命到“罐頭”的結尾：對兒童的成人化塑造
影片中的十一歲的妹妹來了月經，意味著在這個家庭中可以待價而沽——用妹妹跟房東阿賽德交易。為了不讓母親發現，年長一歲的贊恩想盡一切辦法幫妹妹遮瞞：幫妹妹洗去血跡、脫下自己的衣服讓妹妹夾在雙腿之間充當衛生巾、去偷衛生巾......小小年紀的贊恩謀劃著要帶上妹妹坐大巴去科拉，可惜事與願違，當贊恩回到家中時，妹妹已經被母親盛裝打扮並賣給阿賽德。
對贊恩心理有著誘惑和塑造功能的並非課本，而是成人世界的生活模型和價值面貌。在面對實際的社會挑釁與競爭敵意，尤其生活的諸多不公和複雜人際，在經歷了短暫的驚愕、迷惘、沮喪、失措後，他便開始了適應世俗秩序、遵守集體契約的人生實習。
在尼爾·波茲曼所著的《娛樂至死》中，他敏銳地觀察到了主流媒介的變革對大眾以及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通過電視和網絡媒介，娛樂得以達到至死的目的。在網絡時代到來後，媒介技術讓我們越來越難向兒童保守成人世界的“秘密”，也讓成人對兒童的消費重新火熱，比如《爸爸去哪兒》、《一年級》以及小戲骨系列。
以王開嶺在《向兒童學習》中的兩段話作為結尾：
一個人的童心宛如一粒花粉，常常會在無意的”塑造“中，被世俗經驗這匹蟑螂悄悄拖走......然後劃分消失，人變成了蟑螂。這也就是巴烏斯托夫斯基所說的“生命丟失”罷。
所謂的“成熟”，表面上是一種增值，但從生命美學的角度看，卻實為一場減法：不斷地交出與生俱來的美好元素和純潔品質，去交換成人世裡的某種邏輯、某種生存策略。就像一個懵懂的天使，不斷地掏出衣兜裡的寶石，去換取巫婆中的玻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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