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师43496
历史上，从古朝鲜、箕氏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到成为中国历代的王朝藩属国，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一直到近代甲午战争为止，日本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直到大韩帝国的亡国。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朝鲜不断地学习中国的文化、技能、礼仪、文字，对中国怀有深切的情感。所以说，中国有恩于朝鲜。
清朝取代明王朝后，朝鲜认为这是华夷的转变，中国不再是华。满清虽然在武力上征服了朝鲜，但朝鲜并不认可满清的中华正统地位，在朝鲜人的文明观中，当时只有朝鲜才能称为华，是世界上只唯一的华。这种思想就是所谓的小中华思想。
满清在部落时期与朝鲜的关系，要从明朝初年说起。在黑龙江依兰的女真翰朵里部、胡里改部南迁到了图们江现在的朝鲜咸镜北道一带，这里本是野人女真的领地，由于李氏朝鲜的不断北拓，双方在此经常争夺领地发生战斗，女真部后来又辗转迁到了苏子河一带，成立了明朝的建州女真部。
努尔哈赤时期，建州女真已经不是大小分散的部落族群，是不断向周边女真部扩张，兵强马壮，即将完成统一的军事政权。朝鲜感受到了来自鸭绿江以北，建州女真的威胁，在明万历朝鲜战争时，努尔哈赤野心勃勃，请求出兵，明朝虽然同意，但朝鲜坚决反对，历史留下无限的遐想，大明的精锐军队如果不损失在朝鲜战场，让努尔哈赤与丰臣秀吉交战，双方谁胜谁负呢？朝鲜躲过了初一没能躲过十五，皇太极继位后，二次出兵朝鲜，彻底把朝鲜打趴下了，被迫臣服于后金，称臣纳贡，对满清实行事大主义，华夷思想先放下，活下来重要。殊不知，清朝作为内亚帝国，征服朝鲜只是第一步。
朝鲜的屈辱就是满清的荣光，朝鲜人的心中，对满清混杂着恐惧、憎恶等复杂的情感。朝鲜被满清征服后，曾经想要出兵讨伐满清，这种北伐思想最终也没能付诸实践。后来，这种复杂的情感又被日本对朝鲜的殖民侵略所取代。
1884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朝鲜的开化派推翻了闵妃政权，组建了新的政府，右议政沈舜泽请求清军出动，袁世凯率清军平叛，将开化派击败。这一时期，清朝加强了对朝鲜的掌控，给予袁世凯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当时的袁世凯年仅27岁。李鸿章任命袁世凯，正是看中了他在镇压壬午兵变中的杀伐决断，袁世凯对朝鲜一直采取高压政策，不仅获得了商务方面的权力，还获得了参与外交的权力。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越来越大，遗憾的是，李鸿章始终没有同意将朝鲜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属国，努力维持着传统朝贡关系。朝鲜已经成为中、日、俄，各方势力争夺的角逐场。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甲午农民战争，朝鲜请求宗主国清朝出兵，但也引来了日本的出兵，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中日签定《马关条约》，清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被废除，朝鲜获得了“独立”。在日本顾问的策划下，为了明确朝鲜的“自主独立”，摆脱日本之外的国家控制，朝鲜国王高宗于1897年称帝，改年号为光武，朝鲜国号改为大韩帝国。对此，清政府表示反对，认为朝鲜是妄自尊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了朝鲜，开始了殖民化统治，并于最终并吞了大韩帝国。
结语：朝鲜自从对满清执服属之礼以来，秉持事大主义，却从未放弃独立自主的志向。朝鲜一词来自于古朝鲜，是在李成桂建国之初，由大明册封的国号。所以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因为朝鲜称号不符合帝国的身份，按照朝鲜传说中的檀君朝鲜，箕子朝鲜，朝鲜半岛一直处于被分割，互相争雄时期。半岛南部的三韩（辰韩、弁韩、马韩），及横跨中朝的高句丽政权，到李氏朝鲜，一直保持着同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接受册封。直到近代日本击败清朝，中止了同中国的宗主权关系，被日本殖民统治吞并，满清与朝鲜的关系基本上结束了。
黑土边疆
导读
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朝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晚明疆域图
由此可以看出，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为入关灭明打下了基础。
从1592年到1636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到封贡关系。显然，这种关系的转变只能是战争了。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
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朝关系，专家学者早已做过细致深入的阐述。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通过朝鲜应对后金与清朝的过程，来揭示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观，并借此探讨朝鲜与清朝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为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尤其是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帮助。
正文
1.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
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
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
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错误的观念根深蒂固。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原王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
永乐年以后，明朝主动向朝鲜赠送了大片领土，这片土地从此遂由朝鲜掌管，再也没有回归中国。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大王时期，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
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死者甚众。
朝鲜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
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
- 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
- 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
朝鲜太宗时开始对女真进行“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遂厚待之。
世宗时期，朝鲜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
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施以战争。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
如太宗十年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
又如世祖年间，申叔舟多次兴兵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
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掠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进攻，故而战事不断。1496年，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向他述说朝鲜进攻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进攻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从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可见，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具有控制女真的实力，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而当萨尔浒战争前后，女真势力逐渐强盛的时候，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女真的策略，但却引发了宫廷政变，最终被赶下台。
2.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在“壬辰倭乱”期间，朝鲜明显感觉建州女真势力大增，因为期间佟努尔哈赤曾请求出兵助战，遭到朝鲜拒绝，但这足以使朝鲜警觉。战后不久，朝鲜派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侦探情况。朝鲜国王宣祖去世后，光海君继位。因为诸多原因，光海君开始调整其对明朝与建州女真的策略。
光海君的即位是一个重要事件。他不仅毫不感恩明朝，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的仇恨。数年前，明朝以他为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1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担心世子职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国王宣祖以长子临海君无能无德，而次子光海君则“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去纷华，简俭自奉”，以其为贤，期待明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明朝礼部以“主器必长子”为由，多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
其实，明礼部所依从的是儒家立长之规，背后却另有原因。
表面上，明朝所认同的是儒家礼仪制度:
明朝始终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一直到宣祖国王崩，都未加册封。光海君十几年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得不到正统的世子身份。宣祖崩后，光海君已获得“权知国事”的身份，明神宗依然认为“立国立长”，朝鲜舍长立幼，望查问清楚，再作定夺。
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初一日，礼部以朝鲜国王嗣位之事，“事在彼国，难以遥断，似当行勘以求确据”。光海君已承其位，却仍需勘察。一直到十月，即五个月后，礼部方上奏:光海君袭封已成事实，只得以“事在彼邦，姑从其便”，方加以册封。
光海君在明册封使来临前夕，为免节外生枝，遂缢杀临海君，明朝方勉强册立光海君为国王。这件事对光海君影响很大，也促使他为免受女真日益严重的威胁，一直游离于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最大原因，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还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游离在明朝与后金之间。
建州女真的崛起，对明朝是最大的威胁，万历时期终于想把它彻底解决，于是明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督办征辽事务。杨镐在朝鲜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看成壬辰战争拯朝鲜于水火的功臣。
(以下一段是关于杨镐的故事，可以略过)
侵韩战争:
万历二十五年封贡议败。明朝逮捕主和议的石星、沈惟敬，以兵部尚书邢筁总督蓟辽，以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时日军由南往北进攻，锋势甚锐，汉城告急。六月，杨镐抵达平壤，当即指派诸将。日军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围攻驻守南原的明将杨元，杨元不敌弃守，邻近全州守将陈愚衷亦不战而逃，京畿危在旦夕。在此关键时刻，杨镐自平壤抵汉城，指挥明军大破日军，从而解王京汉城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的胜利。
杨镐指挥明军乘胜进攻，将日军主力团团包围于蔚山，惜天雨连绵十数日，明进军不利，反为日军所乘，蔚山失利，使战果未能扩大。蔚山役后，明朝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杨镐被革职撤回。但朝鲜君臣皆以丁应泰言为诬妄之辞。杨镐回还之日，朝鲜自国王宣祖至平民百姓皆恋恋不舍，宣祖率百官泣送于弘济院，汉城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皆出送郊外，诸臣以诗为别。朝鲜深觉惋惜，并为杨镐受诬而不平。不久宣祖即派右议政李元翼、参判许成上奏辩诬，并疏救杨镐。
万历二十七年，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特崇享兵部尚书邢筁、经略杨镐，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揭于宣武祠。万历三十四年，谢恩使柳寅吉、崔濂朝京，专求杨镐画像。时杨镐家居河南商丘，朝鲜使臣千方百计寻得一商丘举人前往其家乡，方摹得杨镐画像。光海君二年，将其画像奉安于宣武祠。朝鲜为崇祀杨镐，千方百计，煞费苦心。由此可见杨镐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尽管如此，在杨镐出征辽东之前，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
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但光海君对杨镐之要求依然敷衍推诿，以致于“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
朝鲜在光海君的领导下对杨镐之要求百般推倭，而与此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的两面政策，刻意周旋于明和后金之间，所以当得知刘海前来督察出兵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原来是朝鲜人，“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
1619年，杨镐率明朝主力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决战于萨尔浒。但由于指挥不力，四路军队互不配合，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大败明军。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后，当即与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
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姜弘立乃贯彻光海君不开罪后金之策略，获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国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此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光海君处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满。由此可见，明朝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后金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光海君暗中与后金往来，后金对此却很不满意，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传统的事大主义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背弃明朝而投向后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
天启三年，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国王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使得光海君无法为其宗室与大臣们接受。
此完全以华夷正统作为理由，认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其“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邦”，罪恶至此，理当废之。依据就是当时朝鲜遵循的程朱正统观，光海君的行为恰违背了这种被朝鲜视为至理的正统义理。
光海君先被流放江华岛，再放于济洲岛，67岁卒于流放地。光海君的悲剧说明儒家正统观念对朝鲜的影响何等深远，不但思想上将其奉为圭臬，现实中亦不得违背，否则，国王宝座将有不保之危险。这样的危机使得朝鲜以后的国君时刻警醒，以免重蹈光海君覆撤，故始终将尊王攘夷的大旗高高举起，以确保政权的稳定。光海君被废，朝鲜仁祖继位。
仁祖上台后，改弦易张，一切以明朝为本位，断绝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两征朝鲜与清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天聪元年，皇太极上台。
为了打破明朝所谓三方布置之策，
派阿敏率军攻打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朝鲜。但没想到朝鲜不堪一击，不足半月即迫近京城，朝鲜部队溃不成军，迫使朝鲜盟誓，从而与朝鲜建立兄弟之国的关系。十年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以朝鲜不朝贺为由，再次出兵，迫使朝鲜国王仁祖订立城下之盟。朝鲜与清由兄弟之国的平等关系变为宗藩关系，从而确立了随后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调。
两次战争，迫使朝鲜屈服，但朝鲜始终未能心服，在清朝的武力征服下，朝鲜成了清的藩属，但朝鲜却千方百计维持与明朝的关系。明朝灭亡后，朝鲜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大讲尊周之道，既表明朝鲜承继了中华正统，同时表明其反清的立场。
天聪元年，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十四日攻入义州，长驱直入，朝鲜军队望风披靡，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
朝鲜为了确保与明朝的君臣关系，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地对抗后金。朝鲜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从正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祖开始，一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后金与朝鲜则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反对断绝与明朝的关系，因“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朝鲜举国上下咸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同时，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引得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但朝鲜并不认为是“天启”、“天聪”一字之争的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
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阿敏则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怪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
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对明义理，其正朔之争议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在谈判中秉承的原则。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正是这一款的去除，促使皇太极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不朝贺，还不接待前来劝进的清朝使臣马福塔等一行，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一举将朝鲜征服，变为清朝的藩属。
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
朝鲜答清使书曰:“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
当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朝鲜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而皇太极之所以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鲜这种“不背中朝”的态度，使得后金虽然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不稳定，朝鲜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
朝鲜不仅对后金使节接待不公，而且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都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将朝鲜臣服。
皇太极大军进攻，朝鲜国王仁祖困守南汉山城，当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与朝鲜接触，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势力极大，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十一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听说有十一人愿出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出首。尹集等对清英俄尔岱说，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已，成败存亡不论也”。以说明其斥和的意图和动机。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朝鲜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他们也不顾“成败存亡”，为了与明朝的君臣之义，为了春秋义理，他们不惜一死。
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对于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历史中，备受称颂，他们的死被看成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
斥和三臣之死，确是纲常所系、大义所关的，带有极为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其所讲之纲常则是忠于明朝、遵循中华正统、贬斥夷狄之纲常。但后来为形势所迫，在南汉山城困守四十六日之后，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订南汉山城下之盟时，朝鲜无任何力量与清兵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它基本塑造了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模式，使朝鲜无条件地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展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弘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
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癱尚在出使明朝途中，明朝虽知朝鲜之事，对于金癱不但未予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螧(皮)岛，都督陈弘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
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就潜通明朝过程，论其数点: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和盘托出，该事完全败露，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国王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王每岁正朔西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稳咨于承畴，具道为虏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自金千五百筋，人参五十两，复遣之”。独步不过一僧人，但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在其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643年，洪承畴降清，使得朝鲜潜通明朝之事从此终结，而且洪承畴全盘告知清人朝鲜潜通明朝之状况，清朝遂严惩相关人员，此后朝鲜与明朝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说陈洪范，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侦知其事，于是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亡”。真乃忠明义士。
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漏于明。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者不铅而发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令林庆业率兵300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要解清人之啧责云”。其出兵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进兵途中，林庆业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他，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先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
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似乎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书中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此虽为家书，但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朝鲜人的一种普遍心态。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正是这种强烈的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政治，故而历代国王须谨慎处之，奉之为国策，成为朝鲜处理与清朝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1637年南汉盟约之后，朝鲜就成为清朝的藩国，尽管是在高压之下朝鲜被迫接受的，但双边关系就此奠定。由于是通过战争的征服，加上两次战争期间对朝鲜的破坏，使得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对清朝更增反感。清入关前双边关系这样建立的过程，对入关以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大有影响，既奠定了清代中朝关系的基本格局，又使得清朝为了赢取朝鲜内在心态上的衷心臣服而大加施恩，极力推行德化政策。这样梳理清代中朝关系的建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清代中朝关系的内在特点。
-全文完-
观史东南
从满清还是部落的时候，到定鼎北京，再到清王朝的覆灭，朝鲜对满清的态度有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改变，简单的说就是经历了瞧不起、害怕、无奈、服气、依赖和别离，下面我简单的说说，欢迎讨论。
瞧不起
满清在还是女真部落的时候，爱新觉罗家族其实一直是在明朝辽东地区当官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和叔父分别是建州左右卫的最高行政长官，而朝鲜李氏家族虽然也臣服于明朝，但人家至少是独立藩属国，在文化上与中原王朝更加接近，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朝鲜人对于北方这些蛮夷民族，也同样的是瞧不起的态度。
害怕
随着女真的崛起，后金的建立，加上明朝的衰落，朝鲜对于这个瞧不起的民族也开始害怕了起来，因此在明朝在几次对后金的作战中，朝鲜都派兵参加了，充分体现了朝鲜此时害怕的心态。
无奈
但是明朝末年军队战斗力太差，在萨尔浒之战中大伤元气，无力再帮助朝鲜，而朝鲜的几次协助明军作战也激怒的后金，随后努尔哈赤派兵入侵朝鲜，迫使朝鲜投降后金，但随着后金军队的撤出，朝鲜撕毁条约，依然和明朝保持原本的关系，后来皇太极再次侵朝，朝鲜半岛几乎被踏平，最终无奈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臣服于清朝。
服气
清朝中入主中原，到一统中国，形成了鼎盛的局面，朝鲜对这个曾经的蛮夷，态度也发生的剧烈的变化，从对清王朝的称呼和记载上，用语也从鄙视逐步改为了尊敬，加上清廷对待朝鲜厚往薄来的照顾政策，朝鲜开始真心服气清王朝。
依赖
一两百年的藩属关系，没有感情也培育出的了关系，尤其到了19世纪，朝鲜王国也同样出现了内忧外患，国内开化党不断闹事，国外还有以日本为主的势力不断渗入，朝鲜统治阶级不断求助于清廷，清王朝总以最大的力量去帮助朝鲜，平息一次又一次的混乱。
别离
新兴势力代替保守势力是发展的必然规律，朝鲜李氏政权的垮台也是必然，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清廷的战败，朝鲜被迫于清廷脱离关系，威望极高的闵妃也惨遭日军杀害，加上后来日韩合并计划的实事，朝鲜与中国已经再无关系。
曹老师xixi
实际上，清政府出兵国外，一方面是为了援助朝鲜、越南，另一方面则更是为了行使宗主国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这是因为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是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宗藩关系，周围各国向清政府“称藩纳贡”，受清王的册封。所以纵使清朝已经衰落，但它还是要维护自己“天朝上国”的尊严，庇护属邦，担负起自己作为宗主国的责任。虽然日益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最终不仅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属邦，而且连自己也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但是这种宗藩关系在历史上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在清兴起以前，朝鲜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亲密关系（明洪武元年．朱元璋遣使至朝鲜赐玺书，从而确立起两国间的宗藩关系）。l636年，皇太极率兵新征朝鲜，攻占朝鲜京都汉城，朝鲜国王在国家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了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
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华。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把侵略予头指向朝鲜。1976年1月，日本一方面派远征从对朝鲜进行侵略，胁迫朝鲜订约通商；另一方面派人来华交涉。当时总理衙门答称：中国向来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
日本趁此借题发挥说，中国既不过问朝鲜事务，所谓“属国”只是空名，日本决心以“自主之邦”对待朝鲜，遂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江华条约”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野心。
此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先后酿造了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虽然由于清军的迅速行动平息了这两次事变，但日本还是趁此迫使朝鲜签订了1882年的《仁川条约》和1885年《汉城条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
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
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